我被大明无情地抛弃后，到我真正造反之前，这中间有一个过渡期，毕竟，我才二十出头，要想从一个迷茫又苦闷的青年变成造反的头领人物，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过程。
不过，最终激发我走上造反之路的并不是我自己。
那一段时期的我很迷惘，经常在乡间游荡。
不幸的是，当时地方上发生一起张氏族人被绑票勒索钱财案件，我作为一个四处游荡的人，总是很容易被人重点怀疑。当时衙门认为我作案的可能性很大，于是抓我去审问，说有人指控是我勾结强盗所为。我当时气愤地说：“张家被绑架，与我张献忠有什么关系？如此逼迫，不是驱虎入山啊！”
官府没理会，我被当做嫌疑犯关了起来，最后，由于查无实据，我很快被放还。这算是不幸中的万幸，要是当时当官的心再黑点，把我冤杀了，我也毫无办法。
后来我跑到米脂，从我活腻味的家乡跑到李自成活腻味的家乡，而李自成那时候则从他活腻味的家乡米脂跑到别人活腻味的榆林。要是那时我们就碰上面，不知道能擦出怎样的火花。
当时我身边已经有了一帮忠实的兄弟，并随时准备着造反，我的心里也一直蠢蠢欲动，但我还在等，到底等什么，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在等一个时机。
当时真是消息闭塞，崇祯三年（1630年)，距离陕西首义已经过了两年了，消息才传到我这里，娘的，我决定立即动手。
大丈夫做事——说干就干！我自号“八大王”，率米脂十八寨兄弟起义。
我率部向米脂以西的靖边和西南的安定、南部的绥德州、清涧移动，所到之地，我们杀官吏，除富豪，抢钱、抢粮，跟官军干仗，跟豪强大户的狗腿子兵干仗，我们所向披靡，我们受贫苦百姓欢迎，痛快！男儿当如此！
虽然那时的我力量有限，在义军中只能算作配角，但毕竟成功的将“八大王”的名头打了出去。
值得一提的是，那时候我的队伍中，有两个不满10岁的小崽子，一个叫孙可望，另一个叫李定国，我把他们收为义子，让他们跟我姓张，我一生收了多少个义子已经记不得了，还专门设置了孩儿营，但这两个小崽子最特别，我很器重他们。
自己单干，还是很危险的，一不小心就可能被官府灭掉，于是，我在起义初期开始像做生意那样，不断地跟别人合伙，这样安全点，也可以学点经验，其他的事以后再说。
就是在这一年，陕西首义的王二老兄，在与大明三边总督杨鹤手下参政刘应遇的作战中阵亡，他是义军中阵亡最早的首领，另一位首领，汉南王大梁也同时阵亡。
那时王嘉胤义军是所有义军中最大的一支，正好这位大哥行军途经米脂一带，我欣喜若狂，随即加入了他的队伍。
王自用、高迎祥等也率部追随王嘉胤，大家都表示愿意听从王大哥的统一号召，当时义军联军已经达到数万人，活动范围也扩大到陕西全境及山西、甘肃等地。那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能够撼天动地！
我们跟官府长期交手，摸清楚了一些事情。起义之初，就怎么处理我们起义（官府叫造反）的问题上，大明朝廷及地方官员，都主张剿抚并用，但到底是以剿为主还是以抚为主，他们则有分歧。
据说早在崇祯二年（1629年）二月，杨鹤就接替了武之望任陕西三边总督。
杨鹤这家伙是万历三十二年进士。他比较了解陕西的情况，曾向皇帝上疏指出民间造反势大是因为灾荒严重，光靠军事镇压不能解决。加之当时女真人的铁骑入关掠京畿之地，他手下将领受诏抽兵勤王，自己没有足够的兵力应付我们义军，便向皇帝提出了“招抚为主、追剿为辅”的办法。
皇帝小儿当时也同意以抚为主的策略，可能是觉得比较省事，毕竟他还要考虑辽东的烂摊子，在他看来，女真人可能比我们义军更棘手。他曾经假惺惺地公开对大臣说过：“贼寇，也是我的子民啊！”这句话传来传去，竟然传到我耳朵里了。
我哪里晓得这些，都是和“老回回”、“曹操”、李自成等兄弟伙碰面时闲聊得来的消息。
得到皇帝支持，杨鹤自然十分卖力，招抚政策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留在陕西的各部起义军几乎都接受了招安。
当时王嘉胤、王自用、高迎祥等大哥辈联合组成东路义军，大军进入山西，留在陕西的以神一魁义军为最大。
神一魁（真实姓名我不知道），他真的很神，听说是边兵出身，对官军比较了解。这里我简单讲下他。
大概是崇祯三年(1630年)的十二月，神一魁他老哥神一元和高应登策动陕西延绥镇边兵发动起义。这伙义军首先攻破新安边营，占据宁塞营，杀死参将陈三槐，接着围攻靖边堡，转克柳树涧营。
次年正月，这路义军攻占了保安县，副总兵张应昌带领官兵于半月后围攻县城，双方展开激战，神一元、高应登不幸战死。
就这样，神一魁成为首领，继续率那支义军同官兵作战。
后来，明总兵贺虎臣、杜文焕合兵围困保安，神一魁率千余骑从保安突围，西走宁夏。胆小如鼠的宁夏都指挥王英直接弃城南奔。二月下旬，神一魁率众由宁夏南下围困庆阳府，接着又攻陷合水。
神一魁义军所到之处，不断有饥民加入队伍，这路义军有六万多人，一时兵威极盛，让我十分羡慕。
杨鹤并不热心围剿，却对招抚很热心。
我后来找机会问过神一魁他为什么要投降，他说造反这种事，朝廷都能宽赦，实在很有诚意啊，还有招抚钱拿，那就降了吧。
当时，陕西各部义军大都接受了招抚，我也受了时任延绥巡抚的洪承畴的招抚，咳咳，我投降快，反得也快，很快便率部去山西找老大汇合去了。
朝廷的官老爷还是太天真，招抚哪有那么容易。
百姓为什么起来造反？因为没饭吃。那好，你要招抚，就要解决百姓的吃饭问题。
“曹操”那家伙曾告诉我，十万帑金（据说是皇帝的私房钱）、各藩王捐助的五万白银和粮食二万石，便是朝廷下拨的全部财物，虽然东路义军进了山西，但留在陕西境内的义军仍以数十万计，光是神一魁部，就有六万人之多，这些招抚钱简直是杯水车薪。
神一魁等义军先降复叛，我也率军转战山西，朝廷的抚局宣告失败。朝廷主剿派势力抬头，极力攻击杨鹤的绥靖政策。皇帝大概面对主剿派也扛不住了，黑锅总得有人来背，杨鹤这家伙就悲剧了，被拿办下狱，后郁郁而终。
其实，提出招抚本身没有问题，问题是条件不允许。杨鹤反对武力镇压暴乱，反对妄杀无辜，这个思路是对的，说明他还是有仁爱之心，应该鼓掌，我们实在不必简单的以立场论人，以成败论人。他若在治世，也许可以做个好官。
杨鹤死了，明廷招抚我们义军的心思并没死，招抚和围剿两种思路一直互相交织和牵绊着，说来也比较搞笑。正是这个原因，我们义军在以后多次面临官军的毁灭性的打击时，总能通过诈降等小手段绝境逃生，我更是成了这方面的专家，对于诈降技术的使用总能推陈出新，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先写到此处，入夜了，外面突然刮起大风，按《三国演义》里的说法，这是不祥之兆，我要去巡视大营，不然睡不安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