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受苦，郭德纲一定很有发言权。

他的前半生，用他自己的话形容就是，穷过，苦过，受过罪，挨过饿，甚至哭过。

反正，应该是少不了一个“熬”字。

1、学艺之苦

郭德纲在很小的时候，语言天赋就挺突出，8个月大时会说话，两岁时便会读书。

稍大一些后，他周边的环境中，又是充斥着各种艺术。这是因为，郭爸爸郭妈妈上班都比较忙，只好常常将儿子放到剧场里。

这样一来，相声、京戏、评戏、说书，就成了小郭德纲认识世界的窗口，它们对他而言，大概就相当于我们童年时的动画片吧。

在剧场里被艺术熏陶久了，小郭德纲的爱好也被培养起来了。在他爸爸的自行车后座上，他时不时会来几句段子。

若干年后，郭爸想起小郭德纲说段子的样子，觉得儿子天生就是要吃相声这碗饭的。

但他在把8岁的郭德纲送到高祥凯先生家里学艺时，应该不会料到，儿子吃艺术的饭，在许多年里都是吃得相当辛苦。

一开始，自然是学习的苦。每天需要4、5点起床，“伺候”高先生，然后要跟着其练嘴功、身功，3年里几乎从不间断。

跟着高先生学艺以后，郭德纲又先后见了常宝霆、常宝丰、王大宝、唐连生等相声演员，从他们身上又学得不少真功夫。

因着对相声的热爱，郭德纲在初学相声时甘愿吃苦。有个故事是，他在看到一套未出版的传统相声资料后，喜欢得不得了，竟在他爸的帮助下，将6本书手抄了下来。

2、坐牢般的日子

学习的苦，与其他一些苦比起来，往往只能算小儿科。

郭德纲在成人前后，体验到了别样的苦。

1988年，15岁的郭德纲考进了一个说唱团，有机会与一些相声大师同台演出。第二年，他的工作还被调到了北京。

他的前途，在此时看上去，似乎一片大好。

可是，因为时运，郭德纲在北京的工作最终还是丢掉了，他只好回到天津，开始做起生意——卖蓄电池。

郭德纲这人，也许是没什么生意头脑，几乎是卖啥赔啥。好在，天津红桥文化馆的馆长杨志刚“雪中送炭”来了。

杨志刚与郭德纲相识于1987年，曾经他们对彼此的印象都不错。有天，杨志刚的文化馆里缺人，便想到了郭德纲，而郭德纲在救场时，表现优秀，观众掌声连连。

这让杨志刚立即做出了一个举措——把郭德纲带进自己馆里。之后，他还收了郭为徒弟。

师徒一开始的相处是融洽的，但渐渐地，还是出现了嫌隙。据郭德纲的说法，他与杨志刚关系破裂的起因是，装修风波。

郭德纲称，杨志刚曾找他为自己装修新居，之后杨将装修费用算进了文化馆的公款里。

杨志刚

此举可能引诱了郭德纲的贪便宜之心，他误以为一直为师傅尽心尽力的自己，也有资格“享受”装修费用报销，便问了师傅相关问题。

不想，杨志刚大怒，当着一大群人的面把他骂得狗血喷头。

很受伤害的郭德纲，做了令他后悔一生的举动——作假将自家的装修费也给报销掉了。

但纸哪里能包得住火呢？1991年，天津的反腐倡廉活动，让郭德纲成了重点怀疑对象。

杨志刚也许是担忧当任馆长的自己被牵连，亲自去揭发了郭德纲。

据说，此后杨志刚还给予了郭德纲一些列惩罚——停掉收入，清扫文化馆厕所，每天写三千字检讨，骑两轮的自行车跟着四轮的卡车后面追……

郭德纲在写了一次又一次的检讨后，差点从文化馆的窗户上跳下去。

那段如坐牢般的日子，他一直不愿再回首。

3、天津再无容身之地

坐牢般日子持续一年半后，郭德纲从文化馆辞职。

如果说文化馆里经受的苦难，确实有咎由自取的成分，那么后来的苦，就是实打实的生活之苦了。

从文化馆出来，郭德纲在天津难以找到说相声的机会。只好去小剧团里唱戏，不断走穴，风里来雨里去的，工资还特别低。

在水碱性很重的农村，他要为卸不掉脸上的妆犯愁。好几个夜里，只能带着大花脸入睡，在厚重油彩的刺激下，皮肤过敏得厉害。

他曾自嘲，这段时间的自己“远瞧逃难的，近瞧要饭的”。

在小剧团待了一年半，郭德纲意识到，不能继续这样下去。于是他卷起铺盖，去了给他带来过希望的城市——北京。

去北京前，他已与一位在文化馆认识的姑娘结婚生子。这位姑娘，以及她生的儿子郭麒麟，都是郭德纲追寻“扬名立万”理想的动力。

但郭德纲的二进京，不过是一次狼狈之旅。

为了省钱，他甚至住到了一个散发臭袜子味的旅社里。虽常怀揣着北京的亲戚朋友会援助自己的希望，却无一人愿伸出援手。

一晚，郭德纲从某戏院出来，舍不得花钱打的，便沿着长安街步行，结果把脚后跟给磨破掉了 。

次日，无望的他回到天津，结束了只有4、5天的北漂生活。

4、他为前途哭泣了

虽然郭德纲的第二次北漂经历以失败告终，但北京终究还是个令搞艺术的人向往的地方。

1995年，郭德纲又去了北京，吃一堑长一智的他，这回不再想着寻找便宜的宾馆，而是先到偏僻的地方，找了个便宜出租房，住了下来。

起初住的出租房里，家具唯有一床、一椅，所以，那时他的梦想是能拥有一张桌子，好让他写相声。

后来，郭德纲换过不少住处，不为追求更适宜居住的条件，只是为了追求更加便宜的房租。

有时，他会躲房东，不是不想交房租，是真的真的交不起。

在如此艰难的岁月里，郭德纲的阿Q精神发了作。好些时候，他吃的饭都是大葱加面糊，却挺满足——“不仅吃到了维生素，也补充到了碳水化合物。”

再后来，郭德纲找到一个在小评剧团唱戏的活。剧团承诺，一个月给一千。

可郭德纲唱了两月，一分钱都没到手，但他不肯走人。留下，起码钱还有到手的可能。

为生存下去，他继续骑着自行车去剧团上班，那自行车的胎上还是破的，上班路上得打好几回气。

自行车彻底不行了后，他改坐公交。可公交也有局限性，终会有搭不上的时候，特别是在夜里。

郭德纲于某个深夜，遇见了搭不上公交的倒霉事。那天，他只得选择走着回住处，走着走着，辛酸的泪就哗哗掉了下来。

可同时，他也不忘鼓励自己：“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5、剧场只来了一位观众

偶然一天，穷困潦倒的郭德纲经过了一个茶馆，看到一帮小孩子说相声玩儿。

打那儿起，他时不时往茶馆跑，时间久了，他自个儿也当着众人的面，表演起来。

表演时，他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对相声进行了创新，将一些与时俱进的埂，加了进去。

茶馆里说相声，依然没有让郭德纲挣到什么钱，却给他带来了不小收获。

其中一个收获是，他得到启发——相声应该被带回剧场。

还有个重要收获是，他结识了一群同路人。

20世纪末，郭德纲与徐德亮、邢文昭等十几位相声演员，成立了“北京相声大会”（德云社前身）。他们经常到剧场里演出。

演出的场地虽然“升级”了，但郭德纲的观众数量并没有因此增加多少。

一场“尴尬”的演出现场，观众只有一人。以至于，台上的众相声演员都不得不围绕那观众的感受转。

唯一观众的手机响了，表演也就暂停了。惹得郭德纲对着观众开起了玩笑：你要好好听，上厕所必须打招呼，今天动起手来你跑不了，我们人比你多。

红了后的郭德纲在某节目提起这段往事时，还很感慨地说：应该给当初那个观众发奖，发永远的免费入场券。

6、终于熬出头

2002年，北京相声大会在前门大栅栏广德楼演出，聚集了不少曲艺迷。

差不多同时期，郭德纲生命中一位重要人物——于谦，常来找郭德纲玩儿。

他们处着处着，就成了“最佳拍档”。过了不久，原本吃着“公粮”的于谦加入了德云社。

这一时期的郭德纲为观众带来了许多好作品，作品里有他过往的苦，只是，他以戏谑的态度讲那些事儿，讲得很得人心。

苦难，果然是创作者的财富。

到了2004年，郭德纲的事业更加顺了。他遇见贵人——北京文艺电台的主持人大鹏，并且，还被相声大师侯耀文收为徒弟。

大鹏很欣赏郭德纲的作品，将其录了下来，去除“禁忌”后，把“合理”的包袱播放了出去，结果，郭德纲在北京火了。

而侯耀文愿意收郭德纲，则对相声界起了连锁反应，德云社的人气因此飙升。

总之，这一年郭德纲终于熬出了头。开始有人认为他拯救了相声。

但郭德纲本人并不愿意接受“拯救相声”这样的高评价，他只当自己是个爱相声的演员。

归结成功的原因时，他说的是：三分能耐，六分运气，一分贵人扶持，所谓时也，运也，命也。

可笔者在想到他的成功时，总会想到邢文昭先生的话——张寿丞不能唱，侯宝林说不行，刘宝瑞是一句唱不了，马三立唱也不成，高德明以平哏为主，苏文茂也不能正式唱，有一个比较全面的小蘑菇常宝堃，但他是哑嗓，也不全面。你看这些大家，哪个能跟郭德纲比？

郭德纲，岂止有三分能耐呀？他简直是相声界的全才。

有他这样的能耐打底，又有“一条道走到黑”的决心，再去受些“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苦，所谓的“运气”，往往会不请自来呀。

而我们普通人，也许难以做到像郭德纲那样大红大紫，然而我们至少可以在艰苦的时候，去想想郭德纲的故事。

我们经历的苦，也许就变得不算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