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有幸遇到了，会打内心里敬慕地仰之为大师。
有些书，翻开细读了，就会感叹其厚重有力堪可传世。
梁漱溟，就是这样一位大师，他留下了一部厚重的著作。
20世纪初的中国，正处在山河破败、风雨飘摇的时局当中，许许多多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壮年们，用满腔激情和努力，试图拯救这个举步蹒跚的国家。
这里面有一群精英和大师们，在吸纳西方文明和知识的同时，也对自己的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们认为这个国家积弱难返、国腐民愚的状态，全是因为传统文化之过，他们认为腐朽的文化滋养出了腐朽的人民。于是，他们向传统文化宣战，就连鲁迅也激愤地宣称要将汉字扔进茅坑里。
当然了，也有另一群精英和大师们，在博学多闻、学贯中西之后，深刻认知西方和东方文化的真正内涵，反而用后半生的时间和精力，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优胜、来维护传统文化的尊严和道统。这一群精英和大师们，其代表有梁漱溟、辜鸿铭、刘文典等等。
有评论说：是梁漱溟，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更足以与鲁迅构成表面对立、其实互补的两极。他们一位是传统文化的伟大批判者，一位是传统文化的伟大发扬者。梁漱溟说：“我愿终身为华夏民族社会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
在《中国人理性早启的人生》这部书里，我们能看到梁漱溟先生深厚学养和渊博学识的功底。其功力了得。他认为华夏民族之所以有现在这样的思维和生活方式，而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的纪律习惯和组织能力，完全在于“中国首先出了黄帝、周公、老子、孔子这样的天才，这些圣人还不仅仅是天才，还是非常大天才，他们的思想玄深而致密，后来的天才不能出其上，不能另外有所发明，而盘旋于其范围之中。中国文化只是由于出了非常的天才，没有什么别的缘故。”由于出了这样非常大天才，这就造就了华夏民族整个的文化是注重个体内在用力的文化。先生从两个方面对中国人的“内在用力”进行了阐述：
一是从伦理本位的社会构造，让人人向里用力。一言以蔽之，就是从与身边最亲近的人开始，一直到朋友、君臣，首先解决如何相处；二是从职业分立的社会构造，让人人向里用力。“在阶级对立的社会，其形势逼着人向外冲去以求解决，而职业分立的社会则相反，前已言之。此以大体上人人机会均等，各有前途可求，无当前为碍者，力气乃无可向外用之处而前途运命全在自求，则唯有自立志、自努力、自鼓舞、自责怨、自得自叹……一切心思力气，转回来，转回去，只能在自家身上用。”
由于向里用力，这就形成了华夏民族所特有的自由和民主。“自由太多”和“没有自由”乃同时并存，而糊涂起来；由于国家和团体观念的淡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就使得中国人在意识上，早符合于民主。
梁漱溟先生在《中国人理性早启的人生》里讲述得十分精彩，一下子厘清了我们对民族生活、思维方式和习惯的困惑和疑窦。比如梁先生在30年代就描述过中国人在公共场所吵吵嚷嚷、闹个不休、不守秩序不排队的特性，时至今日，这个特性也还没得到改变，无论是开车还是窗口站队，如果没有交警或相关人员维持纪律的话，都喜欢一窝蜂地往前涌，结果是堵在一块，既不能通行，也不能提高办事效率，乱七八糟的反倒让那些老老实实排队守秩序的人懊恼不已。
按说，我们的法制建设搞了那么久，规则意识从小学就开始灌输，受现代文明熏陶也已很久了，可国人为什么还是这么喜欢不遵守秩序呢？直到看了梁漱溟先生的论述，才一下子恍然而悟：真是这么回事呐！这或许就是我们长期念叨但又熟视无睹的“国民性”的一种表现吧。
当然了，梁漱溟先生尽管在维护传统文化的优胜和道统，却并没有袒护中国人的行为缺陷和弱点，而是温和地指出了中国人的缺失和缺点，希望取长补短完全进入现代的文明生活当中。而这一切与传统文化是并行不悖的，因为传统文化的精髓核心乃是指导我们每位个体向内用力，从自己本位出发，修养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明人乃至超凡入圣，与古圣先贤们比肩看齐。
由此，从梁漱溟先生的论述里，可以融会贯通“中国特色”的真正含义，其内涵还是在于华夏民族所特有的“国民性”，只有了解和熟悉这种“国民性”，才能将“中国特色”解释得通达透彻，也才能对症下药加大法制和文化建设力度，将转型时期的中国引导走向健康光明的宽阔大道，才不至于使中国人在“逐物、拜金、崇权”的泥淖中丧失掉自己几千年来传统文化中本有的优胜价值取向，从而避免陷在自毁的痛苦深渊。
作为大师，梁漱溟先生并没有只是坐在书斋里读书写字，他于31岁时辞去北大教席，用毕生精力寻求民族自救之路，他身体力行于1933年春开始在山东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运动，到1936年，培育出了上千名学生，他们为山东农村带去了近代科学的火种。
随着时光的流逝，我们更能看到梁漱溟先生对文化命脉的把握是洞察、精准、深邃的，他的经典和人格魅力像燃烧的火炬，温暖着中国思想的历程。他是一位自觉觉他、自渡渡他、自利利他的伟大菩提心愿的行者。1987年，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成立时，90多岁高龄的梁漱溟先生说：“我是一个佛教徒，从来没有向人说过，怕人家笑话。一个人有今生、前生、来生，我前生是一个和尚。”他的次子梁培恕说自己的父亲：“此世界需要关心的事太多，两条路选一条，他选择了住世并结婚。他结婚，除了继续吃素，和大家看不出有什么区别了。结婚好似分水岭，一经做了就和普通人一样了。其实大不然，在精神上他没有还俗。在他的书里不时说‘世俗’如何、‘俗常’如何。其中没有否定、小看的意思，而是一种区分。他思考、著述仍以佛家眼光看宇宙、看人生，丝毫没有改变。要理解他，这一点最需记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