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财好色的明神宗万历帝

明神宗即位初年,张居正任内阁首辅,深得皇太后的支持,所以他的权势和地位很隆重。明神宗朱翊钧当初还是一个10岁的小皇帝,对张居正颇存敬畏之心,什么事都言听计从,没有不遵照办的,在生活上也能够听从张居正的一些诤言规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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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神宗即位5年的时候,他想下诏重新修饰慈庆、慈宁这两座宫殿,张居正听说后立即进谏劝阻说:“这两座宫殿是在你即位第二年才建成,现在它们不还是像原来那样辉煌壮丽吗?没有必要再把他们进行装饰一番,请你下令停止改建。”明神宗听了也就欣然同意了。
明神宗即位第九年的时候,因为大江南北闹旱灾,河南发生了水灾,这时,张居正就向皇帝进谏说,皇上应当量入为出,注意节俭皇宫中的费用,能够减少的应尽量缩减。明神宗也就立即回答他说:“是的,现在宫费都已经尽量节省了,也不在滥施赏赐了。”

但是,到了明神宗即位的第10年,内阁首辅张居正死了,这时明神宗也已经是20多岁的人了。他此时十分宠信太监张诚,又特别宠爱郑贵妃,在生活上开始日趋腐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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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神宗开始拼命地追求财物,对人民施加残酷的剥削和压榨。作为封建社会最大的地主和最高统治者,明神宗却贪得无厌,带头掠夺百姓的土地。还是在他即位的第6年的时候,新增加的皇庄田额,在南直隶长江两岸,占地已达267顷,在今天的北京附近地区占地超过200多顷。

明神宗在大量霸占土地的同时,在宫中还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他是一个十足的酒色之徒,后宫的美女多达数以千计,他就在这些美女的簇拥下,日夜饮酒纵乐,喝醉了就发酒疯,稍不顺心,就要杀人。在他即位17年的时候,当时有个官员名叫洛于仁,写了一篇《酒色财气四箴》的文章,献给了明神宗皇帝,劝他不要耽迷酒色,贪财尚气。明神宗看来这篇文章,不但没有悔改之意,盛怒之下,反而把洛于仁贬斥为民,而他自己还是照样纵情声色,每天都要喝酒,每醉一次都要大发雷霆,身边的随从人员如果稍不注意,出言不逊,那就用杖把他打死。宫中供他玩赏的器物,都是些奇巧难见的东西,而且每日都要有新的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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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神宗就是这样天天饮酒作乐,纵情于声色之中,而他的奢侈浪费也是十分惊人的。皇长子和各个王侯都要“册封冠昏”,挥霍白银930多万两,而那些袍服还得另拨几百万银两的费用。有一次,光采办珠宝就花费白银2400万两,而宫廷所有脂粉费高达40万两,每年照例织造龙袍料多达15万匹。除了这些以外,明神宗还挖空心思向朝廷所属的各部勒索钱财,仅是诏户部就得进银10万两。

明神宗不仅在生前尽情享乐,还想死后享用生前的一切,永远幸福,于是就在他即位11年的时候,带领文武官员和一些术士等人,到京郊天寿山的明皇陵一带寻找所谓“吉壤”,筹划营造陵墓,并且第二年就动工建陵,当时,他才2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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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建造明神宗陵墓,大约用了6年时间,驱使无数的军匠、民工,日夜紧张劳动。每天役使军匠、民工多达3万余人,共耗费白银800余万两,相当于明神宗初年两年的全国田赋收入,折合当时1000万贫苦的老百姓一年的口粮,而在建陵期间,工匠、民夫中老弱疾苦的人,不胜繁重的劳累,饿死、病死和累死的不计其数,那种情况惨不忍睹。

昏庸腐朽的明神宗皇帝,时常深居宫中,不理朝政。朝臣的奏疏,凡是不和他的心意的,就都留在宫中,不批不发。他在位的48年时间里,却有20多年不召见臣僚们聚会共议朝政。大臣们的奏章,他自己的谕旨,全靠内侍传达,君臣之间就像隔着墙,难得彼此见一面,尤其荒唐的是那些六卿和府州县的官职,竟然听任长期的缺员而不补。按照明朝的旧制,给事中是50余员,御史是百余员,但到明神宗的时候却是六科给事中只有4个人,十三道御史也仅有5人,因此每一个人都是身兼数职。后来甚至连内阁也只有方从哲一人。方从哲请增置阁员,明神宗认为一人就够了,不给他增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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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神宗不但不理朝政,缺员不补,而且他还是一个以金钱珠玉为命脉的财迷,醉心于搜刮财帛,勒索珍宝。为了满足他自己这种穷奢极侈的欲望,从他在位的第24年就开始派大批亲信和宦官,分赴全国各地充当矿监税使。肆意刮民。他的这班走狗亲信,有的专管监督开矿,有的则巧立名目,强征各项税收,敲诈民财,采办各色珍宝。
这些矿监税使,就以给皇帝上贡为名,倚仗权势,为非作歹,从中大肆贪赃渔利。明神宗又对这班爪牙百般宠信,给他们专折奏事的权利,让他们充当自己的耳目,听从他们的诬陷告密。有的矿监税使甚至勾结一批地痞流氓,土豪劣坤,狼狈为奸,咆哮公堂。这种行为不但使人民惨遭蹂躏,连地方官府有时也蒙受他们的陷害而毫无办法,只是敢怒不敢言。

税使为了多搜刮些钱财,就以各种名目设立关卡,凡是舟车、米、麦、鸡、牛等等,只要有名声可叫的,就没有一样不纳税的,而那些小官吏和农工也就自然成了纳税的对象。当时,派出的税使,遍及160多个县州,一年所得银钱数以万计,搞得老百姓空无一文,十室九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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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些矿监危害还要比税吏还要厉害的多,他们可以借口开矿,随意诬陷,凡是民间田园屋宇,都可以随意指为矿穴,进行抄家毁屋,或者挖墓盗尸。这班走狗只知财利的多寡,从不管百姓的死活,名义上是征敛,实际是明火执杖的公开的掠夺。所以,在明神宗二十八年的时候,当时凤阳巡抚李三才面对这种情况不得不上书请求停止矿税,他在奏疏中告诫明神宗皇帝要吸取历史上“官逼民反”的教训,面对百姓的疾苦,不要只使威力,不关休戚,不然人们会起来反抗。但是李三才的这番陈词,明神宗却置若罔闻,不加理睬,后来,又有礼部侍郎冯奇再次上书劝谏,公开揭穿矿监税使假公济私,鱼肉百姓的种种罪恶勾当,要明神宗醒悟过来,不要再受群小的愚弄。奏疏送上去后,如石沉大海,毫无反响,原来又被明神宗留在宫里。
明神宗执政几十年里,就是这样既贪财好色,又大肆挥霍浪费,搜刮百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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