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戚政治是中国封建政治中的一个待殊现象。从秦宣太后外戚干政，历两汉魏晋隋唐，历朝外戚在政治舞台上活动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危害之巨，皆为世界所罕见。究其根源，乃由于外戚政治与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藤蔓相连，外戚政治是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必然的附产物。

西汉到了武帝时期，由于社会经挤的发展客观上为武帝加强中央集权创造了条件。因此，他在继续推行削藩政策的同时，在政治上削减丞相之权。其措施是在丞相为首的外朝制度之外，建立易于控制的内朝制度。武帝便在有利于加强皇权的前提下，选用资历浅薄，易于控制的人充当相职。其结果使军国大权完全操纵在自己手中，具体事务分别由九卿大臣执行，而丞相不得预闻。

随着相权的削弱内朝官始得重用，尚书台遂成为百官之本，并逐渐取代了丞相府。尚书地位日益显赫，其充任者不是外戚便是宦官，因为他们与皇帝有着微妙关系，在皇权强化的过程中，他们往往被皇帝当作是可以利用的工具。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故委尚书之权于宦官。外戚霍光受武帝遗诏辅政，以内朝官职位大司马大将军的身份领尚书事，这是汉代外戚总揽尚书职权的开端。

母后临朝在汉以前是较正常的事，尤其是在年幼君主即位时，无疑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权宜之计。汉武帝在立太子之前，杀其母赵婕好，并让霍光等辅政。毫无疑间，这一决策对稳定统治秩序、巩固皇权起了重要作用。自汉武帝的这个决定开始，大司马大将军出任尚书就成了惯例。

等到汉元帝时期以后，外戚王凤曾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专权，其兄弟五人同时封侯。京兆尹王章因说其“专权蔽主之过”，终遭杀害。王凤死后，王音、王商和王根相继用事。王氏五侯“争为奢侈，赂遗珍宝，四面而至。”后来王根推荐其侄王莽自代，终至西汉衰亡。

尚书的权力非常广泛，有荐举、选任、提升官吏和审理百官奏议的权力。“诸仁书皆为二封，置其一日副，领尚书者先发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领尚书事的霍光曾对涉及揭发他家骄纵不法之事，皆以“不善”为由“屏去不奏”。西汉成帝时，外戚王凤用事专横，以致公卿“侧目而视”，成帝曾因刘欲通达有奇材，欲以为中常侍，当临拜，左右皆日:“未晓大将军”，上日:“此小事，何须关大将军？”左右叩头争之，后来告知，“凤以为不可，乃止。”

可见外戚专权到了何种地步。

外戚专权乍看起来似乎与皇权是对立的，其实并不尽然。他们之间既是矛盾，又是统一的。虽有形的区别，而无质的差别。外戚宦官专权是皇权的异化。外戚宦官的势力不论膨胀到何种程度，总是被置于皇权之下。

外戚的合法性来自于皇帝，无论他们的权利有多大，权利的基础还在皇帝手里。他们能做的就是控制皇帝，掌握话语权。所以无论哪个外戚执政，必须都要拥立一个刘姓皇帝。当然，为了方便控制，他们能喜欢废长立幼。对于一个强势如汉武帝的皇帝，外戚们也只能效犬马之劳，比如卫青、霍去病等，虽贵为大将军，但终其一生只能控制在汉武帝的手掌心。

外戚专政直接导致王莽篡汉，王莽为西汉外戚王氏家族的重要成员，古代史学家以“正统”的观念，认为其人虽然谦恭俭让，礼贤下士，实际上却是沽名钓誉之辈。在朝野素有威名。西汉末年，在汉哀帝早亡、皇权旁落的情况下，王莽乘机窃取大权。公元8年12月，王莽代汉建新，建元“始建国”，宣布推行新政，史称“王莽改制”。

王莽虽然为篡位做了很多准备，来让大家相信其合法性。但新朝还是仅仅持续了十几年就被合法性更高的汉室后人刘玄、刘秀等人推翻了。但外戚专权的问题仍未解决，东汉面临更加严峻的外戚问题，东汉的灭亡也与外戚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两汉的问题出在皇帝自身，汉武帝把权利交给外戚，是因为他手腕强硬，但他没有考虑后世子孙是否也有这般强硬的手腕，外戚虽然与皇帝有血缘关系，但在利益面前，父母兄弟都可能反目成仇，更何况外戚。故，汉武帝一念之差，导致“独汉以强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