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那年的今天
1969年1月11日，是一个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日子，那天我成了“知青”，当时还不满17岁。
那个冬天，是我记忆中雪下得最大且最寒冷的一个冬天。
那天，天还没亮我就起来了，窗外的雪还在不停地下，家里没有大人，爸爸妈妈早已被隔离在黄陂的学习班。
和我同住的两个弟弟也醒了，他俩很快地穿好衣服，默默地站在我的身边，他们知道我今天就要到农村去了，从此再也不能照顾他们了。
我没有洗漱（毛巾牙刷昨晚已包扎包在行李里了），没吃早餐，也没有向还在熟睡中的妹妹告别，拿起昨晚准备好的行李，悄悄地走出了家门。
路上的雪很深，我们兄弟三人谁也没有说话，脚踩到雪里“咯吱咯吱”的声音格外地响。
到了学校，送行的人比要走的学生还多，我也许是唯一没有长辈送行的知青。
我再三叮嘱大弟弟要好好照顾弟弟妹妹后，依依不舍地爬上了带棚的解放牌卡车。车发动了，车上车下哭声响成一片，犹如生离死别，看了令人心酸。
我站在车厢的最后面，居高临下地看着站在送别人群外的雪地上那两个弱小的身影，他们在默默地向我挥手，我不知道他俩哭了没有。
这时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我走了，谁来照顾我的弟弟妹妹，他（她）们今后的生活将会怎样？”。
此刻我没有悲伤，也没有眼泪，只有担心和不舍。这时我才突然明白了为什么说“长兄如父”，那是一种责任，一种担当，与年龄无关。
从此我就离开了家，开始了我独立的人生。
我下放的地方是新洲县徐古区，是新洲最边远的区，那里是丘陵地区，与麻城接壤。
一路上雪纷纷扬扬下个不停雪 ，从学校出发的车队到达徐古街上时，就只剩下我们乘坐的这辆卡车了。
此时已过中午，雪已经停了。 知青们纷纷跳下卡车，拍打着身上的飘雪，并跺着早已冻僵的双脚。在此等候多时的“贫下中农”立即围了上来，寻找着属于自己村庄的知青。
我们三个男生清点好自己的行李站在一起，不一会儿接我们的贫下中农就找到了我们。“你们不是六个人吗？还有三个人呢？”，“不知道”，我环顾了四周嘈杂的人群后回答。“你们不是一个学校一起来的吗？怎么会不知道？！”，来接我们的“贫下中农”满脸诧异。
由于和那三个女生不是一个班的（当时我们报名下放农村时只有同班的三个男生，而隔壁班的她们则是三个女生，是我们共同的数学老师撮合而成的），所以直到现在，我除了从下放知青分组名单上知道她们三个人的名字外，其余的一概不知。由于根本就不知道她们长得是什么模样，找都没法找，故只能站在那里等待着她们的现身。
雪虽然停了，但天气很冷，我们不停的在雪地里跺着脚四处张望。知青和来接知青的贫下中农一群一群的陆续离开，逐渐消失在起伏不平的茫茫雪原。
这时我们看见在我们身后不远的雪地里站着三个姑娘，旁边放着她们的行李。她们的头上裹着长长的围巾，低着头，既不打招呼，也不往这边看，完全没有要走过来的意思。
不用问了，我们知青点的三个女生就是她们了。我指指她们对来接我们的“贫下中农”说：“她们三个就是”。
也许她们觉得自己是“不受欢迎的人”（她们知道我们三个男生当初不愿意要女生），所以不好意思 主动过来。
当时是我提出“不要女生”的那个要求，这是我此生犯下的最大错误，并懊悔终生。那个要求当时对她们心里造成的伤害，永远也无法挽回。
当时的她们和我一样，都还不满17岁，小小年纪的她们从来就没离开过家。现在突然来到这个陌生的环境，不但举目无亲，还要和不欢迎她们的三个素不相识的男人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她们的心理压力可想而知。而这一切，当时年幼无知的我全然不知。
我们的相遇、相识、相处就在这样的“无言”中开始了。
天气很冷，池塘里都结了厚厚的冰，广袤的田野一片洁白，像一张白纸，上面清晰的留下了我们一行人的足迹。
由于她们的心里有阴影，在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她们都有意回避着我们男生：她们不好意思当面叫我们的名字，也不好意思和我们同桌吃饭（饭做好了她们就喊一声“吃饭了”，于是三个人就躲到房里去吃）。
而那时年轻的我，由于受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思想的影响，加上本身性格腼腆，既不敢正眼看她们，也不好意思当面喊她们的名字，久而久之这种不正面接触，不相互打招呼就成了一种默契，一种习惯。
尽管后来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相处得非常融洽，但最终也没能改变这种“无言”的结局。
直到多年以后和她们最后分别（有两个已经是永别了），我也没有好意思正视她们的脸当面叫出她们的名字。还有一个名叫王萍的女孩，失联多年恐已难再见。
在我结婚以前，我对所有的女同学都是如此腼腆。有一个小学的同学叫滕守玲，招工时她和我分在一个单位，尽管经常见面，但也是因为腼腆而没有当面叫出她的名字相认，这一错过就已是永别，不再有弥补的机会。
回想往事，很多事真的是追悔莫及，如果以后有机会再见到我的女同学，我一定会看着对方的眼睛，轻声地叫出她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