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外话： 阅读要付出的成本不仅仅是金钱，还有时间成本。正确的说法是阅读所需要的时间成本是最大的。在一个提倡阅读的时代里，可能“阅读”反而是稀缺的。纯文本的阅读尤甚。

在《短书集》的书评是尽力而为的事。这些私人阅读笔记的整理不是炫耀个人读了多少，而是留下痕迹。也是讲述“阅读之后”的事。也正因这些痕迹，也才能证明这些书的价值或是部分价值是物有所值的。《短书集》的书评是夹叙夹议的，按照语言学的说法就是夹枪带棒的。这些书评是夹带私货的。至于怎么夹带法，考验写作及理解能力。但总之，有性格的文字才是实的，我希望我能做到。

下面我就讲述一本书与我的十年相逢经历。这本书具体说应该是一本杂志：《读书》。

我阅读这本杂志的时间应该超过十年了。从哪一年开始我已经记不清了。不过这本杂志伴随我走了很长的一段路。也经历了《读书》的主编从汪晖、潘振平的时代。之所以提及这两位主编，是因为到现在才理解主编对于杂志内容、风格及影响力的莫大掌握。有关《读书》这本杂志的轶事可以在范用先生和沈昌文先生的著述中找到。

我是在九十年代末才接触到这本书。读什么书与一个人的性格和喜好有直接的关联。在性格中暗藏的某些东西一定要遇到一些人或事才会打开。《读书》杂志于我而言也是。在初初阅读《读书》杂志的几年间，《读书》杂志里的文章对我而言都是天书文字。少有文章是我能读懂的。在那些文章中，有关“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建构”、“解构”等种种名词犹如一道道深不可见的沟壑，我只能在字面上理解。但是我依然在这种深邃的阅读中艰难地翻山越岭。因为那是我唯一能对抗庸常的方式。

在大山深处的生活是难以想象的。假使我现在回忆起当初那个仓促的决定，都会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在一个适合做选择的年龄选择了另外一条路来走。在那个大山深处的环境中，从幼儿园到火葬场一应俱全，让人觉得最遗憾的就是那些大山绝不是绿意葱葱的那种，而是荒山秃岭。也是拜大山深处所赐，我才第一次开始明白贫瘠的生活可以到达什么样的程度。以至于我发出这样的疑问：这是建国五十年的中国吗？这个疑问伴随了我很多年，尤其是何谓“艰难的生活”这五个字。

在大山深处的岁月是与外界阻隔的岁月。在那里一切都过的极其缓慢和程序化。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按照固定的模式和程序来进行的。到某一个时间点就必须完成某一个生活。如果跳脱出规则之外，只会成为游离在边缘的个体，哪一部分都不会把你纳入其中。也就是这个时候，《读书》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告知了我另外一种可能性。即便《读书》的文章我大多都不能正确的理解，可这是我与这里的生活唯一不同的地方。在一个年轻人仅有的案头堆着逐渐增加的一摞难以被别人借阅的书，正是为了告诉自己：这些书本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后来的事，也验证了这句话。不属于那里的除了这本杂志外，还有我。

不过没想到的是，后来的生活用颠沛流离来形容都不为过。我属于智力发育迟缓的人。很多事必须要亲身经历了才能去理解。大多的书都是白读了。直到有一天我在《读书》上读到一篇文章之后，《读书》这本杂志的文字才为我打开了另外一个世界。一篇名为《五月的鲜花》的文章一下子打通了我的“任督二脉”。到现在我依然清晰得记得那种阅读之后身心畅快的感觉。也就是从这篇文章开始，《读书》的文章才能称得上我能读明白了。不过还是有些艰深的文字仍然拒我于门外，不过那已在汪晖先生作为《读书》主编的尾声了。很快我就进入了潘振平时代的《读书》了。也是在真正进入这本杂志之后，才会理解主编不同，文章及风格将大不相同。我都只是抓住了尾巴。

在那时《读书》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乃是因为这本书的消费是我能承受得起的，在无数个躁动的夜晚，不得不耐下心来读一本有点艰深的书，是因为兜里没有多余的钱可去玩耍。那些夜晚需要打发，需要忍住花钱的欲望，需要有催人入眠的方法。《读书》就是成本最低廉的方式。如果当时多一点钱，我想要走的路肯定不同，毕竟这个花花世界太可爱了。《读书》每月出一期。这本月刊用一个月的时间来读是足够，还略显有多。慢慢地《读书》这本杂志我积累了一百多册，满满装了两个收纳箱。每当自己看这两箱《读书》杂志时，让我想起的都是钱，不是别的。那时《读书》杂志也从每册5元一路上涨到每册8元。如果从经济成本来核算的话，在我人生的某一个阶段中，夜生活支出成本也就在5元到8元的区间移动。

当自己决定不再购买和阅读《读书》这本杂志时，也是因为其内容及风格的渐变。我回望自己积存的那两箱一百多册《读书》杂志时，还不知道一个时代结束了。那个时代应该在2008年之后。当我将那一百多册《读书》杂志留给他人时，我不知道这些《读书》杂志是否还会有人再次翻阅，也不会知道这两箱杂志是否还会有其他的命运？正如我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一样。

我在离开那两箱书的一个夜晚，曾细细检阅了这些封面及书脊有些泛黄的杂志，我知道，我以后不会再和它们重逢了。这一百多册《读书》杂志跟着我有十年之久了，随着我辗转各地，再费劲我都会带着。但是也终有一天我再也不能携带着它们继续往前走，我把那些书一本一本地捡拾出来，看看自己留下的折痕、页眉及页脚的批注、书页间的标记。再一一的叠码起来，放入收纳箱中，盖好封盖。我知道，自己的十年时间的过往就只剩下这么多了，而且也到了再一次清空的阶段了。

这是一个人的十年和一本杂志的十年。《读书》杂志的读者非我一人。不过我的十年却只属于我一人所有。这十年的积存也只有这两箱书才能作证。除此之外再无其他。《读书》杂志给予我了什么，我不知道。这十年间的阅读让我记住了什么呢，除了那一篇《五月的鲜花》印象深刻之外，也是再无其他。就好象我从未读过这些杂志的内容一样。归有光还可以有“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之语对那棵批把树说，而我面对着厚实的积存之书，在离别的时候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连再见的机会都没有了。

后来的后来，我常常对一些人说，我不会告诉他们一条“简单易行”的方便之路。是因为我走得都是一条艰难的路。对于所谓的方便法门我没有经历也无经验。我只能告诉他们一条更为艰难的路。那条路不那么容易走。走下去会遇到什么只能看各人造化。每当我讲这句话时，我都会想起自己阅读《读书》时所经历的时光。至于读到的内容，我却什么都记不起来了。

现在的现在，距离我遗留下那一百多册《读书》的夜晚又过去了几年。我不能说我自己长进了多少。那一百多册《读书》给我指出了一条艰难的路，我也踏上了这一条路。不停的走。现在回想起那些《读书》杂志，它们可能已经散落各方了，或许重新回到纸张的状态，那些印在纸上的铅字痕迹仿佛从来不曾出现过一样。但是今日之我与那时之我，的确不同了。正如齐白石先生所言“就在似与不似间”。

《读书》杂志现在还在继续。我仍在继续。我写下这一段，只是为了一段隐秘的岁月中的种种相逢。就像下面这首诗一样：

鲸鱼安慰了大海

燕七

不是所有的树

都能在自己的家乡终老

不是所有的轨道

都通往春暖花开的方向

不是所有的花都会盛开

不是所有约定的人都会到来

我知道，

是流星赞美了黑夜

鲸鱼安慰了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