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在处置韩复榘这一问题上，是做出了政治牺牲的，韩复榘虽然抗命逃跑丧师失地，但显然在抗战初期这类情况并不鲜见，大多以撤职查办了事。所以世人皆以蒋介石有公报私仇之嫌，其实韩复榘必死的大半原因，是试图勾结刘湘阻止国民政府和中央军入川，在当时的情况下足以令蒋介石一身冷汗的。
韩复榘私密联络的不仅有刘湘，还有在华北手握重兵的宋哲元，其计划是刘湘的川军封闭入川道路，宋哲元引兵退至潼关附近，他自己的部队撤到襄樊和南阳一线，然后联名通电反蒋。
在何应钦主持“川康整军会议”期间，面对蒋介石准备将川军中央化的企图，刘湘曾经说过：“我如果要干的话就是天也要打一个洞”。但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民族大义面前，刘湘终于没有行动，功德无量。
“四川王”刘湘的抗日态度是坚决的，但是不情愿国民政府和中央军入川也是内心真实写照，因为那将意味着他的老巢不再姓刘，因此对韩复榘的态度颇为暧昧。密报这一阴谋的正是宋哲元，这也是宋哲元后来在四川病重时蒋介石既往不咎特别关心的原因，但韩复榘拥川独立的计划是不能公开的，一方面缺乏必要的证据支持，一方面很容易引起川中各界不明真相强烈反弹，国民政府的西迁必将困难重重。
所以在得到戴笠军统的情报佐证之后，蒋介石不动声色地发表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鼓励其率川军主力出川抗日，刘湘本人抱病到达武汉，川军开赴南京前线，而大量川军的外调才为国民政府中央各部门进入陪都重庆铺平了道路。
在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蒋介石及军事委员会就考虑过迁都的问题，毕竟南京距离淞沪战场实在太近了，一旦淞沪有失，南京必然不保。当时选定的陪都共有三个城市：洛阳、兰州和重庆，综合各方面条件分析，显然重庆是最安全和最合适的，唯一存在的问题就是川中军阀的态度，虽然蒋介石自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起便利用追击长征部队的机会，以为借口不断将中央势力渗透进川，但中央军部队在四川仍然数量很少，如果刘湘领衔抗拒国民政府入驻重庆，还真是个大麻烦。
顶着舆论压力不公布韩复榘的阴谋，只追究其战场抗命一责，不仅给刘湘留足了面子，也便于团结韩复榘旧部、川军和宋哲元部队一起继续抗日，蒋介石可谓用心良苦。其实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1月20日日寇逼近南京时，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已经正式宣布迁都重庆，但是由于上述原因以及重庆不通铁路，国民政府的大部分机关只撤至武汉办公，作战指挥中心的“军事委员会”也架设于此，武汉实际上成为国民政府的临时首都，刘湘及其他川军将领能否保证国民政府顺利入川，仍然是蒋介石非常担心的问题。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月20日，刘湘在汉口病逝，国民政府为其举办了隆重的“国葬”，蒋介石认为四川已是群龙无首，决心彻底控制四川迁都重庆，随即连下数道命令：撤销刘湘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和四川省主席职务；撤销川康绥靖公署机构；以张群为四川省主席。结果遭到川康实力派的联名反对，认为刘湘甫死，蒋介石以嫡系张群接川省主席实属“趁火动劫、意图宰割”。蒋介石震惊之余，再换以顾祝主持川政，留守四川的17名川军旅长再次联衔反对，同时成都大街小巷贴满标语，四川保安司令王陵基更是扬言：“顾祝同如敢飞成都，当以大炮在机场欢迎之”。
蒋介石无奈了，深知川事不可操之过急，乃同意四川军头们的请求，以川军出身的王瓒绪代理四川省主席，作为交换条件，国民政府各机关全部开始迁移重庆，同时调动嫡系第18军等中央部队进驻重庆周边，确保陪都安全。不久以后，王瓒绪又被蒋介石派康泽拉拢过去，开始密报四川各军头对蒋介石的不满及活动，被激怒的四川军阀又联合起来反对王瓒绪，甚至调遣部分军队陈兵成都周围，大有一言不合就跟重庆开战的架势。蒋介石再次妥协，撤销王瓒绪职务而亲自兼任四川省主席。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之身兼任一省主席，充分说明了四川的重要性和局势的复杂性。
经过三年多的分化瓦解，直到民国三十年（1941年）蒋介石才搞定川康实力派，当年11月15日明令张群为成都行辕主任兼四川省主席，四川的“中央化”经过艰难的历程后终于实现，重庆作为战时首都的地位得以巩固，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提供了可靠的大后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