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本文是笔者在阅读了台湾学者张哲嘉的《“大黄迷思“——清代制裁西洋禁运大黄的策略思维和文化意涵》一文后的有感之作。在传统医学观念的影响以及各种事件的巧合之下，道光年间鸦片战争前夕，清政府仍误以为可以通过控制大黄与茶叶的出口来威胁西洋人，于是撰写国书照会维多利亚女王声称必要时会对英国停止供应茶叶与大黄，这一制裁措施的效果当然是不尽人意。这一历史事件背后反映的不仅是清政府对国际形势的无知，更体现了两方世界观的差异。
在鸦片战争前夕，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十四日（1840年1月18日），驻粤钦差大臣林则徐托英船Thomas Coutts号船主转交给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一封照会信，抗议英商不顾禁令仍源源不断往中国贩卖鸦片，而中国却一直恩赐给他们维系生命必不可少的茶叶与大黄，英国此举乃恩将仇报，中国在必要时将不惜闭关绝市，停止供应此两种商品，使英国人无以为继。
为什么清王朝会认为茶叶与大黄是西洋人维系生命不可或缺之品呢？
这就需要从中国传统医学理论来解释了。从现存最早的《黄帝内经》中就有关于多食膏粱厚味可以致疾的说法，并且从历代医家的诊疗经验来看，人们对这一观念是没有疑义的。西洋人士平日所食以牛羊酥乳为主，以传统医学的观点，这种饮食方式缺乏必要的蔬果帮助消化，势必会导致肠腹胶结，因此需依赖额外的药物如大黄、茶叶等方能荡涤消滞，神清气爽。
在乾隆五十四年，清廷曾有过一次全面封锁大黄的策略，这一策略针对的对象是俄国，彼时俄国迅速屈服恭顺的表现太过令人惊讶，因此进一步加强了清廷对于大黄能宰制西洋的错误认知。然而事件背后的真相在当时却无人关注与分析。事实上，俄国的迅速屈服并非是因为性命之忧，而是为了攫取利益。
在西方传统医学里，大黄并非是慎用之品，而是“万灵药”，因为用西方传统的制药方法已经能将大黄的峻下之性缓和了一大部分，因此经过特殊工艺炮制过的大黄一方面具有排便而不致脱水的特性，同时又是极佳的收敛剂，能强健脏腑、镇静清热，受到古今中外医者的普遍喜爱。
当时恰克图是中俄边境唯一允许贸易的地方，俄国也正是从此地源源不断地进口大量的大黄再转卖给民众以及出口，据研究，当时的恰克图贸易是俄国最大的财源，直到19世纪初为止，国库常年收入的15%至20%都来自恰克图的利润与关税。俄国在权衡利弊之下，自然选择以通商利益为重，为此不惜放低身段来安抚清廷的自尊心，寻求复市。
乾隆年间全面封锁大黄策略的胜利结局使得清廷陷入了大黄可制夷敌的误区，因此在鸦片战争前夕，清廷才会再一次做出以大黄和茶叶来威胁英国的举动。然而，从古至今，并没有人见到过西洋人真的因为少了大黄和茶叶而胀满致死的实例，所有的一切不过是基于一种传统医学理念的想象与分析，所以，这一次英国并没有将清廷所言的停止茶叶与大黄供应的威胁放在心上，而是用坚船利炮轰醒了正在做梦的清王朝。
清王朝的这一误判很难说有什么大错，毕竟中国传统的医学理论确实表明以西洋人的饮食方式是需要通过摄入其他可以帮助消化的物品才能维持身体健康，而大黄和茶叶在对外贸易中又恰恰为西洋所喜爱和追捧，销量惊人，因此很容易使清廷产生一种西洋人是需要靠这些东西维持性命的错觉。又加之乾隆年间因为封锁大黄贸易而成功取得了俄方出乎意料的退让，这种种的巧合与观念汇聚在一起，才导致了清王朝在鸦片战争前夕做出的这样一次如今看来荒唐可笑的威胁。
历史永远不像教科书中描写的那样直白与单一，它是特定时间点中多种因素碰撞产生的火花，我们能做的只是循着灰烬想象它绽放时的灿烂模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