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匆匆，从不会因人们驻足于某些人某些事而停歇不前，指针滴嗒滴嗒，一秒，一分……如此周行不逮，没跟你我打任何招呼就从我们身边溜走了。一晃十多年过去了，这几日，回头看看自己学生时代挑灯夜战的课程作业，也算是回忆读书时的快乐时光罢。是啊，读书的时候虽然辛苦，但总是快乐的！快乐于心领神会一段文字的言外之意，快乐于感同身受某位历史人物的不平遭际，快乐于某部小说大团圆结局的畅快……因而，读书总是快乐的！
兹录全文如下，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在中国历史上的众多人物之中，恐怕没有一个像曹操这样受后人诟骂、争议不断的。这样一位在三国时期曾经有着显赫文治武功的文学家、政治家、思想家，何以在后世受到“奸雄”的评价？妇孺口中若是，戏曲舞台亦是，曹操的“白脸”形象在民间可谓是深入人心，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特定的历史时期人们的不同文化价值取向使然，尤其是封建正统观念造成人们在文化心理上不能认同曹操的正面形象。尽管如此，也仍然有一些戏曲正面塑造了曹操的形象，试图为曹操正名。戏曲家们对曹操或褒贬抑扬，使得曹操的戏曲形象更加丰满，千百年来人们乐此不疲地把曹操搬上了戏曲舞台。
曹操是汉末三国时期的杰出风云人物①，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在汉末三国时期众多的人物当中，历史贡献最大，同时又是历代评价争议最多、分歧最大的，莫过于曹操。曹操对于汉末形势的发展和三国鼎立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历史人物曹操的历史功绩、历史地位，毁誉参半，学界已达成基本共识。那么历史上真正的曹操是怎样的？曹操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之一，扮演着多重的角色，对于这样一位历史人物，我们对应持何种评价？当然，对于曾经显赫一时的曹操，我们首先应该肯定其历史功绩，当然也有权去批判其劣行，这样评价历史人物方不失公允。
注： ①曹操卒于建安二十五年，即220年正月，9个月后其子曹丕代汉，建立曹魏政权，正式开启三国时期，即220－280年。因此，严格说来，曹操不算三国人物，关羽、袁绍、刘表、吕布等人们熟知的人物都不在三国人物范围内。不过，历来我们讲三国，通常包括从184年黄巾起义到220年曹丕代汉的东汉末期，或者说是前三国时期，因而曹操也就划入了“汉末三国时期人物”之列。
历史上的曹操，集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于一身。他出身豪门，父曹崇官至太尉，为宦官曹腾养子。曹操年轻时便机警而有权术，桥玄语操曰：“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亦被当时的人物评论家许劭评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在镇压黄巾军中，他初露头角，历任骑都尉、济南相、典军校尉；在天下大乱时，他更是大显身手，由东郡太守升为兖州牧，成为占据一州的诸侯。建安元年（196年），他接受荀勖的建议，迎汉献帝至许都，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政治上占据主动，先后消灭了吕布、袁术、袁绍等割据势力，逐步统一了北方。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秋，曹操率军南下，不战而得荆州。但却在赤壁一战中被孙刘联军打败，统一全国的计划受阻。此后，曹操一面发展生产，恢复经济，一面强化对朝政的控制，为其子曹丕代汉奠定基础。曹操精通兵法，是汉末富谋略的军事统帅。同时，他又是卓有成就的诗人，其诗气势雄浑，慷慨悲壮。曹操可以说是当时少有的文武全才。
历史上对于曹操的评价，可谓毁誉参半。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称：“曹操智计”，“先帝每称操为能”。这是与曹操同时代人的评价。西晋陈寿评曰：“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评》）陈寿对曹操的赞美溢于言表，盖因为西晋受魏禅，故陈寿视魏为正统，给予曹操这等高的评价。与陈寿同时的陆机在《辨亡论》中论道：“曹氏虽功济诸华，虐亦深矣，其民怨矣。”陆机的评价较为客观，功过并论之。唐太宗李世民称赞曹操：“帝以雄武之姿，当艰难之运，栋梁之任，同乎曩时，匡正之功，异于往代。”（《祭魏太祖文》）这又是褒扬之词。杜甫在《丹青引赠曹将军霸》称曹操为英雄：“将军魏武之子孙，于今为庶清门，英雄割据虽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然而刘知几在《史通·探赜篇》里贬斥道：“贼杀母后，幽迫主上，罪百田常，祸千王莽。”至宋，北宋真宗时下令重修曹操庙宇，左丞相穆修在《亳州魏武帝帐庙记》中颂称曹操“建休功，定中土，垂先显盛大之业于来世”。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标举曹操：“知人善任，难眩以伪。识拔奇才，不拘微贱；随能任使，皆获其用。与敌对阵，意思安闲，如不欲战然；及至决机乘胜，气势盈溢。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对之流涕，然终无所赦。雅性节俭，不好华丽。故能芟刈群雄，几平海内。”朱熹在《通鉴纲目》中指斥曹操为“篡逆”，然而同时的辛弃疾在《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词中却赞美之：“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南宋以降，封建正统观念深入人心，对曹操“奸臣”的骂声占上风，然而赞美之声，或褒贬兼施者亦有之。明张溥亦美曰：“周公所谓多材多艺，孟德诚为之。”“汉末名人，文有孔融，武有吕布，孟德实兼其长”。（《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题辞》）清代陈祚明亦论道：“孟德天分甚高，因缘所至，成此功业。”（《采菽堂诗集》卷五）晚清黄摩西认为：“魏武雄才大略，草创英雄中，亦当占上座；虽好用权谋，然从古英雄，岂有全不用权谋而成事者？”
历代对曹操的评价不乏其人，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历史上对曹操的评价皆有褒有贬，唐和北宋以前，曹操在上层统治集团和封建士大夫阶层中的名声还是褒多于贬的，主要是因为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认同的主流文化和价值取向，因此，对于曹操这样一个历史人物的态度时而褒贬抑扬。那么，历史上对曹操的贬斥是否都是横加之词？人们更多地指责曹操的奸诈和残忍，大都据于陈寿《三国志》与裴注、范晔《后汉书》等记载，然这些记载也有失真的可能性。人们指责曹操是“奸臣”、“篡逆”，更多的是附着了封建正统观念色彩。
在历代文艺作品中，尤其是以三国历史为题材的戏剧戏曲，曹操大都以反面人物形象登台。历史与文艺相比，前者强调的是功与过，而后者则强调真、善、美与假、丑、恶的对立统一。因此，历史小说或者历史戏剧的作者，往往根据自己的思想倾向、审美理想和生活体验等，对历史事实加以弃取，甚或虚构、夸张。在这种意义上讲，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并不一定等同。郭沫若先生就曾指出：“写历史剧并不是写历史，这种初步的原则，是用不着阐述的。剧作家的任务是在把握历史的精神而不必为历史的事实所束缚。”
戏剧舞台上的曹操，比历史上、小说中的曹操更为形象、生动、具体、可感，而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千百年来，曹操的白脸形象似乎已在人们心目中定格。曹操的白脸、乱臣贼子的艺术形象，千百年来人们并没有厌弃它。大戏剧家曹禺说：“我痛恨那个白脸曹操，但是我又非常喜爱那个白脸奸雄。”王昆仑先生在《历史上的曹操与舞台上的曹操》一文中亦提到：“曹操的乌帽、白脸、黑须、红袍的艺术形象相当完整，不应丢弃，如果把曹操的白脸擦掉，观众也不会批准。”
曹操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讬名汉相，其实汉贼”（周瑜语）、“谋为篡逆”、“巨奸大滑”之类的骂名的出现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魏晋时期，由于文人对政治的不满，对强权压抑的反抗，对法家之术的恐惧，三国故事在流传的过程中，曹操在人们心目中已渐渐失去了地位。尤其是东晋末年至刘宋时期，封建正统思想得到确认，这个时期的曹操的形象开始走向反面。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对曹操的形象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其中以《曹瞒传》和《异同杂语》为代表，二者的倾向性十分明显，对曹操丑陋的一面加以扩大。如《后汉书·许劭传》中许劭对曹操的评价“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在《异同杂语》中就变成了“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从此，曹操的“奸雄”形象开始慢慢确立，这也成为《三国演义》中塑造曹操形象的基本依据之一。
中国儒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以程、朱、陆、王等为代表的宋、明、清时期的性理之学的儒学。宋朝是经历了五代十国这样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之后建立起的高度集权国家，空前专权的中央集权激化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需要一种理论为中央集权服务，五代十国时期伦理纲常遭到严重破坏，杀父弑君之事数不胜数，这也使得重视伦理纲常的理的发展成为一种必然。二程把理上升到了永恒的、不变的地位，而且扩大到宇宙间所有的事物，这样统治阶级的统治就是有理可依的、合理的、必然的，而且是永恒不变的。宋明儒学是用理来为统治者服务的，曹操不幸成为这种儒学的牺牲品。
南宋以降，全国南北对峙，南宋正统的汉族政权偏安江南，北方中原地区为异族统治，民族矛盾激化。于是三国时期居于北方中原的曹魏，自然就被南宋人视为非正统的篡逆政权，尊刘贬曹、“人心思汉”的思想自然占据了人们的头脑。如苏轼《东坡志林》载王彭语：“涂巷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南宋爱国诗人王十朋曾公开宣称：“我虽有酒，不祀曹魏。”后来，在金、元演出的三国剧目中，有《三战吕布》、《隔江斗智》等三十多种剧目表现了“尊刘贬曹”的倾向。当然，对于曹操白脸形象的塑造，《三国演义》是首当其冲，小说在宋元讲史的基础上写成，拥刘反曹的思想贯穿全书。因此，曹操从历史真实的红脸变成了戏剧舞台上的白脸。因此，历史上的曹操与戏剧舞台上的曹操不能划等号。《曹操与杨修》、《群英会》、《长坂坡》、《阳平关》、《逍遥津》、《击鼓骂曹》、《华容道》等戏剧中展现了曹操性格的复杂多元，戏剧中刻画的白脸曹操形象愈是生动形象，愈会引发我们思考历史上真实的曹操，深化对曹操的认识。曹操的“白脸”是经过多代人的加工创造才日臻完善的，有着多代人的审美观、道德观和伦理观的渗透。对于“白脸”曹操，我们不能将其脸谱化，而要深入他的内心，因为“白脸”只是他的外部形象。京剧《曹操与杨修》，就较为深刻地揭示了其内心世界，在贬抑曹操的同时并没有忽视对其雄才大略的肯定，而且还展现了其人性意识的逐步觉醒。
自宋、元以迄明、清，贬斥曹操的观点可谓是屡占上风。然而，在这一片贬曹声中，仍然可以听到为曹操“呐喊”翻案的作品。元曲作家们对曹操形象亦是褒贬参半。褒之者，肯定的是曹操作为英雄人物的伟岸气度：
问人间谁是英雄？有酾酒临江，横槊曹公。（阿鲁威[双调·蟾宫曲]）
也有承认曹操建有卓越功勋的，贬之者，则指斥其“奸诈”行为：
夸才智，曹孟德，分香卖履纯狐媚。奸雄哪里？平生落的，只两字：征西。（马致远[双调·庆东原]）
显然，出现在元曲作家笔下的曹操的形象，既具有正面人物的英雄气度，也具有反面人物的“狐媚”、“奸诈”行为，曲家们拈出的“奸雄”二字，便高度概括了他的文化形象的复杂内涵。
前明末南山逸史的《中郎女》，此剧以文姬归汉为题材，赋曹操以正面形象，且不用净角而用外角扮演立于舞台。在第一折《赎姬》中，曹操一上场定场诗便念道：“赋诗横槊气凌云，仿佛孙吴智若神”，把曹操塑造成了气魄雄伟的英雄豪杰。尤其是剧中出使匈奴的使臣并非无名之辈周近，而是建安“七子之冠冕”的王粲，曹操又派将率兵前往，以示非接回蔡文姬不可的决心，这就更表现了曹操爱惜人才、重义全友的豪举。
陈与郊《文姬入塞》，剧中前往迎接的小黄门对蔡文姬说：“曹丞相因念令先君是绝代儒宗，夫子是名公爱子，不忍埋没这白草黄云之外”，此亦是对曹操的歌颂。
明末清初人郑瑜的杂剧《鹦鹉洲》便是突围了贬曹的骂声。该剧从孔融好友祢衡在地狱“击鼓骂曹”展开，作者通过“升仙”后的祢衡与鹦鹉的对话，为曹操所谓的不忠、不仁、不义的行为开脱，甚至诡辩。对于赤壁之战，该剧一反传统的正统“帝蜀”思想，认为曹操是“人间生，天上种”之人杰，把刘备刻画成“乘危草窃，做不得忠臣”的形象。在孙刘联合抗曹这一事件上，祢衡则认为刘备“大错特错”了。祢衡认为，曹操占领荆州以后，“玄德若与曹公同心协力，歼灭江东，汉朝一统，其功当不在朱虚诛诸吕，梁王灭七国之下，曹公呵，热心一片，都化做冰冷西风”。再者，祢衡认为，关羽在华容道放走曹操，乃出于大局的思考，实乃“利于大局”，“以与孙权抗衡”。此外，该剧突破传统地认为“权臣”夺权有一定的合理性：“况天运循环，鼎无常主。若一姓能永传呵，则那颓盘古何不两只脚踏住了一片天基？”祢衡认为曹氏挟汉帝乃是“替他藏拙”，曹操杀伏后是出于“保住汉祚”。祢衡还认为，“千古骂曹公的，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两句话。不知这两句话呵，唯有真正英雄方肯在品角头明宣诵”，剧中祢衡认为曹操是“真英雄”，实乃反传统的大胆举措。如此种种，可以看出剧作家独具慧眼的历史观，不以所谓的正统观念作为评判历史人物的标尺，而是着眼于天下大势来臧否功过，剧作家如此这般识见，让人叹绝！此剧塑造的祢衡与明代的徐渭《狂鼓吏》中所塑造的祢衡可谓宵壤之别，《狂鼓吏》中写祢衡被曹操杀害后，面对曹操的亡魂再次击鼓痛骂，历数曹操全部罪恶的故事。可以说，《鹦鹉洲》可谓是中国戏曲史上第一个将曹操刻画为正面人物而大加褒扬的剧目。
清康熙年间曹寅写的《续琵琶》传奇，其情节梗概，刘廷玑《在园杂志》中这样介绍：“《续琵琶》先写蔡邕应征而出，因董卓而死。接着蔡文姬被掳入匈奴，遂写了哀怨无比的《胡笳十八拍》。曹操追念蔡邕，命曹彰以雄兵至塞外迎接蔡文姬，匈奴只得放行。曹操乃于铜雀台设宴庆贺，并由祢衡击鼓云云。”《在园杂志》还说：“用外扮孟德，不涂粉墨，盖此一节，实孟德怜才尚义豪举，表而出之。”由此可见，《续琵琶》中的曹操形象实之《中郎女》和《文姬入塞》更为高大。第一折[西江月]开宗明义：“千古是非难定，人情颠倒堪嗟，琵琶不是这琵琶，到底有关风化。”曹寅以“琵琶不是这琵琶”一句以示与高明的《琵琶记》不同。的确，曹氏之《续琵琶》一反前人之“正统”，舍弃了《三国演义》中的割须弃袍、左慈戏弄等有损曹操形象的情节，在写到祢衡击鼓时也突出了曹操宽厚的一面，而且还从曹操的口中道出了“今各诸侯合兵百万，足以寒奸贼之胆，动忠义之心”一类的台词。第31折《台宴》中，一支《大红袍》更是集中地概括了曹操的《观沧海》、《龟虽寿》、《短歌行》、《让县自明本志令》等诗文的内容，从而塑造了一个有才智、有魄力、求贤若渴、爱才如宝的英雄形象。
近现代，鲁迅先生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坚，他在对曹操的功绩和思想文化方面的贡献，认识较为全面，认为“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演义》，更而想起戏曲台上的一位花面的奸臣，但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办法。……其实曹操是一个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非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同时，对于曹操杀孔融，鲁迅认为曹操“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于自己的人罢了”。（《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代伟人毛泽东在关于曹操统一北方和发展生产等方面所作出的贡献，也是持相当肯定的态度，其《浪淘沙·北戴河》一词写道：“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毛主席在词中充分肯定了曹操的才能和功绩，对曹操满怀感怀敬仰之情。1954年毛主席在北戴河吟诵曹操《观沧海》一诗后，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曹操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治，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那么写，戏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所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概言之，曹操是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一位了不起的诗人，尽管曹操是一位集好坏、善恶与功过于一身的复杂历史人物，我们对他的评价，于其功德，应当取其长，于其过失，应当引以为鉴，而不应一味地受戏曲的影响，忽视其历史功绩，对其过失大肆渲染。
总之，戏曲家们对曹操的褒扬也好，贬讽也罢，似乎是矛盾的，戏曲作家们对曹操形象的刻画，从一个侧面表现了曹操这个三国人物的历史影响和文化形象。对于曹魏集团中的主要人物曹操的文化形象，其实皆出于历代评论家对民族意识和儒家传统人生价值观的坚守，正是在这一时代思潮的影响下，曲家们在肯定或贬讽曹操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出于艺术的思考而塑造的艺术形象，而是赋予了特殊的思想蕴含和政治倾向的文化形象。儒家的王道思想，要求政治与道德的和谐统一。从这个意义上说，戏曲家们笔下的曹操，既不是单纯的历史人物，更不是艺术的典型，而是一个带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文化符号，他既有作为历史人物本身的某些特征，也积淀着元明清文人特殊的文化认同与审美理想。这位古代著名的统帅和诗人，在后世戏剧舞台上总被刻画成白脸奸雄，实在是封建正统观作怪的产物。古代评价一个要人，通常以立德、立功、立言而论。曹操以战功可称英雄，其言其文也无愧为俊杰，只是道德方面多有不足为训之处。尽管如此，曹操的“奸雄”形象，儒学家眼中的贼子贰臣，早已在戏曲家们的文化认同中定型了，这是特殊时代环境中造就的产物。
知往鉴今，以启未来。读史使人明智，让我们一起徜徉于历史的海洋汲取新知吧。当你走进泛着斑驳黄点的《三国志》，翻开尘封已久未曾通读的巜曹操集》，兴许会发现历史上那位真实的曹操，那位马背上横槊赋诗、梗概多气的诗人、文学家，那位求贤若渴、统一北方的政治家、军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