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外国语学校的回忆
五月古城，温柔春风，等着你归来。
日夜盼望，像个小孩，有谁能明白。
无论本地，还是海外，每个人都在期待。
是否体会，是情在呐喊，还是心在感慨。
梦醒来时，想起外校，心头总是澎湃。
过去一切，如旧电影，一幕一幕对白。
老师恩情，点点滴滴，还在心里徘徊。
同学之间，充满多少，纯洁的友爱。
这是2008年我写的一首诗歌，当时正值西安外国语学校俄三班毕业三十周年。
从1973年到1978年，我在这个西安外国语学校度过了五年半的宝贵时光。半个世纪之前，我们还是一群懵懂无知的孩子，可以说是豆蒄年华，少小无猜。而今已两鬓斑白，步入花甲之年。蹉跎岁月没有让我们忘记这一段特殊的经历，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更加怀念和珍惜在外语学校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
西安外国语学校创建于1963年。当时，为适应国际交往日益增多的形势需要，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长决定在北京、上海、西安等城市创办十所外国语学校，以培养高级的外语人才。最初的校名是西安外国语学院附设外国语中学部，校址设在西安外国语学院内。同年12月6日，更名为“西安外国语学校”。1964年春，搬迁至北关振华北路原邮电学校旧址，并增加了小学部。小学生从三年级开始入学住宿学外语，配有专职生活老师。据刘树琪老师的回忆，当时讲课以听说为主，没有教材，主要培养学生的听说能力。1966年“文革”开始，刚刚开始起步的西安外国语学校被迫停办。
1972年初，西安外国语学校经历了数载曲折动荡，又开始招生，并改名为“西安市外国语学校”。第一届有五个班，三个班学习英语，两个班学习俄语。我们是第二届，1973年入学，一共三个班，大约120多个学生，两个班学习英语（中国驻澳大利亚前大使成竞业就在二班），一个班学习俄语。我们毕业之前没有再招中学生，开始改为从小学四年纪开始招生，西安外国语学校回到了初建时设想的发展轨道。
当时全市所有小学都可以推荐优秀学生去报考西安外国语学校。听说一共推荐了1200人，然后再考试择优录取。我小学就读于西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后改为书院门小学），学习成绩一直拔尖，还担任学校红小兵（后改为少先队）大队长。毕业之前，学校推荐我去西安外语学校参加考试。我记得口试有两个老师，男老师考英语，女老师考俄语。那时我完全没有任何外语基础，完全是鹦鹉学舌，照葫芦画瓢，老师说一句，我跟着模仿一句。记得女老师考完之后，问我什么时候开始学习俄语的，我说完全没有接触过。她说你的模仿能力太强了，语感非常好。我当时就有预感，如果被录取之后，可能会分到俄语班。但一直到小学毕业，也没有听到任何录取的消息。我小学毕业后，就按照原来的计划，就近上了旁边位于今天长安书院的西安市第五中学。但入学没有几天，突然收到了来自西安外国语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从此告别还不熟悉的同班同学，来到西安北郊的外国语学校。
西安外语学校的校园不大，但环境优美，运动设施齐全。学生中有不少是部队高干或者省市领导的孩子，有一些学生是用小汽车送到学校的。当然也有来自一般干部或者工人家庭的孩子，就像我一样。不过学校有一套比较严格的管理制度，规定所有学生必须住校，周末才能回家，周日晚上必须返校。离开学校要征得班主任的同意。文革期间，大部分学校都处于不正常状态，很多学校甚至停课“闹革命”，正常教学秩序遭受严重的破坏。西安外国语学校在这个大环境下竟然采取封闭式的管理模式，一直正常进行教学，是极为罕见的。
在学校吃住，必然要交学杂费和伙食费。那时学费大概是3元，代办费1元2角，医药费1元，书费2元，伙食费每个月6元。1976年伙食费涨价到7.50元，1977年伙食费涨价到11元。学费、代办费、书费也涨了0.5元。现在看起来这些费用非常低，但当时中国广大农村的状况如何呢？据统计，1978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仅有74.67元，其中两亿农民的年均收入低于50元。有1.12亿人每天能挣到一角一分钱，1.9亿人每天能挣一角三分钱，有2.7亿人每天能挣一角四分钱。所以，我们的父母至少都有稳定的收入，又能够上得起这样的住宿学校，实在是非常幸运的一群人。
上世纪七十年代，虽告别了“大饥荒”，但食物仍然十分匮乏，油水很少，很多东西有钱也未必买得到。我们刚好在长身体的时候，总是感到吃不饱。每天上午第四节课的时候，我的肚子就开始咕咕叫。学生饭堂跟开会的礼堂二合一，每次开会要自己搬椅子。吃饭时8人一组，称为“席”，但没有桌子，就是围成一圈，蹲着吃饭。陕西人吃饭的风俗就是这样，据说蹲着吃饭容易产生饱腹感，可以少吃一点。大家轮流用大铝盆去领饭菜，再分给每一个人。分多分少，有时还会产生点小矛盾。一些同学背后总是在骂食堂管理员胡喜发老师，说他肯定贪污了学生的伙食费。其实现在想想，一个人每月只有6元的伙食费，要保证大家基本吃饱（虽然玉米面发糕和高粱米做的钢丝面那么难以下咽），并且每天基本不重样，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有同学甚至说胡喜发老师是一个很好的管理学家。
当时的校长是任希禹，花白头发，慈眉善目，和蔼可亲。副校长叫王意强，可以用英文和俄文演讲，颇有文采，后来调任新城区中教科科长，2008年送过我一本他翻译的普希金诗集。
第一位班主任是段瑞玲老师，是教音乐的。真巧，我小学第一个班主任也是音乐老师，也姓段。由于小学期间一直担任学生干部，所以一进外语学校，段瑞玲老师就指定我做班长。学校规定中午必须午睡，班主任就成了生活老师，监督大家上床睡觉。睡不着只能躺在床上看书，上厕所也要请假。段老师经常说同学们是直肠子，刚吃完饭就要上厕所。
第二个班主任是教政治的韩凤琴老师，大概做了一年半。她说话带着浓重的陕西口音，感觉比较刻板。但另外一位班主任邵辉老师虽然也是教政治的，但给大家的印象迥然不同。她说话带着南方口音，慢条斯理，善于把枯燥的政治概念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富有逻辑性，深得大家的信服。三年级的时候，俄语老师李洪喜做了一段时间的班主任。李老师用俄语做自我介绍时风趣横生，一下子拉近了跟大家的距离。
数学老师丁育英和张洪经也做过我们的班主任。外语学校的定位是培养专门的外语人才，初中三年有数理化课程，高中两年只教一点点数学，物理和化学完全就不学了。因为后来报考外语专业也不考数学，所以大家更加不重视数学。我跟大家一样偏文科，数学成绩一般，最重要是数字概念很不清晰。高中之后我的数学才有比较大的进步，高考中的数学成绩名列全校第一。
我们班一共四十八人，上俄语课时分成两个小班。因为外语课需要互动，人太多无法实现。我们小班的老师有刘树琪、杜如檀、胡自强等老师。她们的业务水平都很高，又尽心尽责，循循善诱，很有耐心，从来不发脾气。我之所以特别喜欢俄语，成绩也一直很好，是跟这几位老师的厚爱和鼓励分不开的。
当时的俄语教材都是根据政治形势自己编辑的，除了基础词汇之外，多为政治和时事类的内容，甚至经常把《人民日报》社论的俄文版拿来作为课文。教材中有关俄罗斯和前苏联的文学名著不多，只学过很少几首普希金和高尔基的诗歌，当然还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练成的》片段。影音教材更加有限，除了中央国际广播电台俄语频道之外，只能反复播放电影《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宿舍楼旁边还有一个阅览室，里面有不少外文书籍和画报，在知识匮乏相对封闭的年代对我们了解外面世界帮助很大。记得图书管理员任本命老师是四川人，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的眼睛，一付老学究派头，坐在小窗口里面对每个学生的提问都很有耐心地给与答复。后来听说担任过西安师专的校长和西安民盟的主委。
高尔基的《海燕》让我十分着迷，晚上做梦都在朗诵这个经典的文学作品。刘树琪老师和杜如檀老师花了很多时间给我辅导，后来诗朗诵《海燕》成为我的保留节目，在很多场合表演。
语文、历史和地理也是我非常喜欢的课程。其中语文老师曹本权对我的影响最大。曹老师知识渊博，融贯古今，其书法洒脱流畅但不露锋芒。在他的影响下，我的语文成绩一直是名列前茅。杨更荣和杨世彝老师都有名门大家的气质，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历史老师单保忠和地理老师李忠齐的课程让我产生浓厚的兴趣，在选择未来考古专业方面起到关键的作用。
最后说到体育，我至今还怀念着已故的李洪伦老师。每天早上跑步，都可以看到他在清理操场，小心把树叶和小石子扫到旁边。我的身体协调性差，也很胆小，体育是我的弱项。很多项目都不能达标，更谈不上参加运动会拿奖。此外我小脑平衡差，，即使坐公交车也会晕车，坐长途大巴时更是呕吐不停。在李洪伦老师的鼓励下，我发挥自己爆破力差但韧性好的特点，重点练习中长跑项目，持之以恒，刻苦练习，终于在校运会上获得了1500米项目的第二名。另外为了锻炼身体平衡性，我天天到操场荡秋千，克服了紧张心理和恐惧情绪，增强了心理承受力和自我控制能力，最终治好了晕车的毛病。
在外语学校期间，每年都要化一个月的时间离开学校，把教室搬到工厂、农村或者部队。这当然是当时政治形势的要求，但也让我们在读书期间接触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也经历了同龄人很难经历的快乐。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到西安市未央区北部马旗寨大队学农，住在农民家的土炕上。当地主要盛产小麦和玉米等，我们每天跟农民一起起来做农活，收工回来可以吃到最甜的烤玉米。如果身体不舒服，房东就会给病号做荷包鸡蛋汤面，香味四溢。所以我们每一个同学都想轮流病一次，以便得到这种特殊的犒劳。我们班有个“赤脚医生”胡莉莉，小学就开始学针灸，曾经给村里一个老大爷扎针治病，十五天一个疗程，竟然痊愈。有的同学胃痛肚子痛，她也敢用针灸治疗，甚为传奇。
我还清楚地记得在四年级一次校运会上，我在1500米竞赛中扭伤了大腿。丁益军四处找校医，蒋治平拿来了伤湿止痛膏，王藏平送来了简易暖水袋（实际就是军用水壶），汪大明端来了热气腾腾的饭菜，晁戍军小心帮我按摩，张翔打来了热水。王文忠不停地换着手巾，给我热敷，脸上的汗珠不住地往下掉，却全然不顾。晚上班主任邵辉老师看我伤势较重，决定用三轮车将我送到医院。大概九点多的时候，邵辉老师和她的丈夫（后来任上海东华大学党委书记）坚持送我去医院。袁海春骑着三轮车，一路很小心。但邵老师再三叮嘱骑稳一点，不住地问我冷不冷，哪里不舒服。我望着漫天的繁星，伤口仿佛也不疼了，丝毫没有因为没有取得名次而沮丧。相反却感到得到了历届校运会上没有得到的东西，那就是浓厚的师生和同学情谊！
由于我的腿部受伤，没有能够跟同学们一起去大荔部队农场参加学军活动，颇感遗憾，否则会有更加有趣的回忆。
这一年我们班的毕艳红同学不幸患上肠癌，由于已经是癌症晚期，很快就去世了。很多同学听说后都留下伤心的眼泪。毕艳红出生在一个普通工人家庭，朴实端庄，性格文静，至今很多同学仍在怀念“艳红的青春”，愿她在天上依旧还是那么年轻美丽！
同年7月28日发生了唐山7.8级地震，绝大部分人毫无防备，造成24万人死亡，重伤16万人，名列20世纪世界地震史死亡人数第一。由于唐山大地震的影响，大家都不敢进教室，老师只能提着小黑板在操场给我们上课，晚上还要住透风的抗震棚。这种艰难的经历实在令人难忘。
就在我们去第二军医大学（现在的海军军医大学）附属医院探望来自唐山的伤病员时，突然听到毛泽东与世长辞的噩耗。那时到处是黑纱，处处能听见哭声。全校师生不仅在学校设立灵堂，为逝者守灵，还步行一个多小时，来到市中心的新城广场参加悼念活动。由于站立时间太长，加上心情悲痛，个别同学都虚脱晕倒了。任希禹校长指定让我起草悼念文稿，由曹本权老师修改，任校长当众宣读，向一代伟人表达哀思。毛泽东去世后，中国将向何处去？很多人都陷入了迷茫。
外语学校最后一年的时候，很多同学响应国家号召，怀抱着憧憬，准备毕业后去边远地区，建设祖国的边疆，希望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上山下乡肇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文革的背景下，逐渐演变为一场知识青年“改造思想”“反修防修”和“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群众运动。当时大家的思想都很单纯，也希望积极参与。我和汪大明等人征得父母的同意，组织了赴内蒙古的小分队。其他同学也组织了黑龙江小分队和新疆小分队。
正当我们积极筹备上山下乡的时候，1977年8 月6日邓小平在他主持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拍板决定恢复高考。文革期间关闭了11年的高考大门，终于重新开放。那一年，全国有570万人报名参加考试。我们实际上还没有毕业，只有李向东和姜鸿提前考取了上海外语学院（现在的上海外国语大学）。我和大部分同班同学都是次年1978年考取大学的。否则，我们或者至今还在内蒙古耕地务农。恢复高考，让我们的人生通过公平竞争得以改变。改革开放的和煦春风吹拂了我们这一代人，大家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中展現出不同的才华。
毕业三十年之后，我们同学又一次回到了母校团聚，倍感亲切。母校发生了一系列可喜的变化，原来的教学楼已经不复存在，不仅盖起了现代化的电化数学大楼，还兴建了图书馆和教职工住宿楼。原来外国语学校最多算是中专，后来升格为大专，改名“陕西省外国语师范专科学校”。1982年-1995年期间，学校共为国家培养3000多名外语师资人才。2006年4月又变更为“西安外国语大学附属西安外国语学校”，学校由此迈上新的征程，步入发展的快车道。
杜如檀老师1985年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说：“如今，我国人民已经跋涉过了读书无用和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荒谬年代，你一定会象千千万万有志好学的青年一样，使自己的智慧在刻苦学习中聚积，将自己的才华在潜心钻研中闪烁，让自己的理想之花在祖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盛开”。
今天，我们同班同学都事业有成，家庭美满，分布在世界五大洲各个国家。但外校师生和同学情谊的丝带一直联系着大家。如果说亲人是父母带给我们的朋友，老师和同学犹如是命运带给我们的亲人。亲人的温暖和师生的情谊犹如瑰宝，在每个人心中占有一块圣洁的领地！
最后，再次感谢西安外国语学校和每一位教诲、关心过我们的师长和教职员工，特别是那些已经故去的老师们，愿他们的灵魂感受平安。也真诚祝福健在的每一位师长，希望老师们安度晚年，健康长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