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的师姐正在大洋彼岸的漂亮国访学，画画，读书，健身，偶尔还跟无良房东吵吵架。我看着她一蹦一米高，看她的画越来越来细腻，着实佩服，又不只是佩服这么简单。

其实我不应该称她师姐，因为我们共同的“师”已经轰然倒塌。

之前我们都在北京，住的不算远，可一年也见不了几次。北京生活的人都是这样吧，一年能聚4次以上的都是挚友。

3月我填报个人所得税的时候点错了，被要求去望京办税大厅修改，办完之后顺便去了她家，她正在收拾行李第二天就飞美国。我们感慨了一阵其妙的缘分，让我在她临走前来一趟，一起喝了杯咖啡，聊了半天家长里短，然后愉快地分别。

我想起之前在课堂上跟她一起听课，她起来发言，抨击儿童频道有太多诱导孩子购买食品和玩具的广告，义正言辞，让全教室的人愕然，并且说她的解决方式就是不让孩子看电视。还有一次她买了糖炒栗子，趁着没上课，大家分着吃，有个人不知道说什么惹她不高兴了，她收起来，直接说，不给你吃了。

我生在礼仪之邦，从小被教育要尊敬师长，与人为善。加之我是家中的老二，历来熟稔在夹缝中的生存之道。对于她的行为有些难以理解，觉得没有必要当面翻脸。直到有一天她的行为彻底撼动了我原本的观念。

读研选导师的时候颇为曲折，入学之后才知道自己选的导师风评不佳。由于都是从山大来的，导师对我算是比较照顾，除了一周要安排大家陪着他唱歌和打乒乓球之外，倒也没什么出格的行为。

后来我被校办约谈，问的都是关于导师的个人品德问题，我才知道，她把导师给告了。这时我才逐渐明白，导师在课堂上津津有味的讲邓玉娇案是对学生的侵犯；导师上课迟到是对学生的侵犯；导师说没有他的签字我们全部不能毕业是对学生的侵犯；导师摸女学生的手臂更是不能容忍的侵犯。

在她的奋起反抗之下，导师被调查，降职，然后被另一所知名大学领走。

后来我申请出国，走的时候她执意让姐夫去机场送我，那时候，她正在用各种方式减少导师对每个师妹的伤害。

回国后，我工作的地方离她家不远，周末经常去蹭饭，看她在家给孩子上英语课，让姐夫和我做陪读，争抢着回答问题的时候，只要小孩答对她就大加赞赏，而且总是把答题机会给小孩，我们俩表示不服，指责老师“偏心”。她就大声说：他是我亲儿子，我偏向他怎么了？我们只能闭嘴。

等我结婚生子，一起聚的日子越来越少，有次过年去她家，她的书画功夫已经了得，客厅里挂满了她的大作，我说你把家搞成这样姐夫没有意见吗，她说：我没怎么花钱把家布置的焕然一新，他为什么要有意见？我于是想起上次，我问姐夫，你认识她写的这字儿吗？他一脸无辜的说：不认识啊，咱也不敢问啊。O(∩_∩)O哈哈~

我们俩一起喝咖啡，我说起给我做肩颈按摩的大姐问我，你是做IT的吗？我说为什么觉得我是做IT的？她说你的头发好少啊。师姐听了愤愤地说，她们就是想给你制造焦虑，让你花钱。我以前还去做项目，现在都不去了，我觉得我自己很好。

师姐就是这样一个有意思的人，她蔑视权威，坚持自己认为对的，纯粹而勇敢。现在很荣幸我的生命里能遇到这样一个人，她用实际行动告诉你：生活有很多种可能，只要你敢于去尝试；年龄不是限制，反而会让你更充实，只要你勇于去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