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人果然不负众望，到京城一转悠，就把情况摸清楚了，随即开始工作，给皇帝上了一封密信。大意是说，目前情况十分紧急，请您务必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册立太子，绝不能再拖延了，否则我就是再有能耐，也压制不了！吸取了上次的教训，万历再没敢随便找人修电脑，专程派了个太监，送来了自己的回信。

    可王锡爵刚打开信，就傻眼了。信上的内容是这样的：

    “看了你的奏疏，为你的忠诚感动。我去年确实说过，今年要举行册立大典，但是（注意此处），我昨天晚上读了祖训（相当于皇帝的家规），突然发现，里面有一句训示：立嫡不立长。我琢磨了一下，皇后现在年纪还不大，万一将来生了儿子，怎么办呢？是封太子，还是封王？”

    “如果封王，那就违背了祖训；如果封太子，那就有两个太子了。我想来想去，想了个办法，要不把我的三个儿子一起封王，等过了几年，皇后没生儿子，到时候再册立长子也不迟。这事我琢磨好了，既不违背祖制，也能把事办了，很好，你就这么办吧。”

    阶级斗争又有新动向了，很明显，万历同志是很动了一番脑筋，觉得自己不够分量，把老祖宗都搬出来了，还玩了个复杂的逻辑游戏，有相当的技术含量。现解析如下：

    按老规矩，要立嫡子（皇后的儿子），可是皇后又没生儿子，但皇后今天没有儿子，不代表将来没有，如果我立了长子，嫡子生出来，不就违反政策了吗？但是皇后什么时候生儿子，我也不知道，与其就这么拖着，还不如把现在的三个儿子一起封了了事，到时再不生儿子，就立太子。先封再立，总算对上对下都有了交代。

    王锡爵初一琢磨，就觉得这事有点儿玄，但听起来似乎又只能这么办，思前想后，他也和了稀泥，拿出了两套方案。

    方案一：让皇长子拜皇后为母亲，这样既是嫡子又是长子，问题就解决了。

    方案二：按照皇帝的意思，三个儿子一起封王，到时再说。附注：第二套方案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能使用。

    上当了，彻底上当了。清醒了一辈子的王大人，似乎终于糊涂了，他好像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跳入了一个陷阱。

    事实上，万历的真正目标，不是皇长子，而是皇三子。

    他喜欢郑贵妃，喜欢朱常洵，压根儿就没想过要立太子，搞三王并封，把皇长子、三子封了王，地位就平等了，然后就是拖，拖到大家都不闹了，事情也就办成了。

    至于所谓万不得已，采用第二方案，那也是句废话。万历同志这辈子，那是经常的万不得已。

    总之，王锡爵算是上了贼船了。万历立即选择了第二种方案，并命令王锡爵准备执行。经过长时间的密谋和策划，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二十六日，万历突然下发圣旨：

    “我有三个儿子，长幼有序，但问题是，祖训说要立嫡子，所以等着皇后生子，一直没立太子。为妥善解决这一问题，特将皇长子、皇三子、皇五子全部封王，将来有嫡子，就立嫡子，没嫡子，再立长子。事就这么定了，你们赶紧去准备吧。”

    圣旨发到礼部，当时就炸了锅。这么大的事情，事先竟没听到风声，实在太不正常，于是几位领导一合计，拿着谕旨跑到内阁去问。

    这下连内阁的赵志皋和张位也惊呆了，什么圣旨，什么三王并封，搞什么名堂？！

    很明显，这事就是王锡爵办的，消息传出，举朝轰动，大家都认定，朝廷又出了个叛徒，而且还是主动投靠的。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万历已经很久不去找（幸）皇后了，生儿子压根儿就是没影的事，所谓三王并封，就是扯淡，大家都能看出来，王锡爵你混了几十年，怎么看不出来？分明就是同谋，助纣为虐！

    回头再说皇帝，你都说好了，今年就办，到时候竟然又不认账，搞个什么三王并封，我们大家眼巴巴地盼着，又玩花样，你当你耍猴子呢？！

    两天之后，算账的人就来了。

    光禄寺丞朱维京第一个上疏，连客套话 都不说，开篇就骂：

    “您先前说过，万历十九年（1591）就册立太子，朝廷大臣都盼着，忽然又说要并封，等皇后生子。这种说法，祖上从来就没有过！您不会是想愚弄天下人吧！”

    把戏被戳破了，万历很生气，立即下令将朱维京革职充军。一天后，刑部给事中王如坚又来了：“万历十四年时，您说长子幼小，等个两三年；十八年时，您又说您没有嫡子，长幼有序，让我们不必担心。十九年时，您说二十年就册立；二十年时，您又说二十一年举行。现在您竟然说不办了，改为分封，之前的话您不是都忘了吧？以后您说的话，我们该信哪一句？”

    这话杀伤力实在太大，万历绷不住了，当即把王如坚免职充军。已经没用了，什么罚工资、降职、免职、充军，大家都见识过了，还能吓唬谁？

    最尴尬的，是礼部的头头脑脑们。皇帝下了圣旨，内阁又没有封还，按说是不能不办的，可是照现在这么个局势，如果真要去办，没准儿自己就被大家给办了。想来想去，搞了个和稀泥方案：三王并封照办，但同时也举行册立太子的仪式。

    方案报上去，万历不干：三王并封，就为不立太子，还想把我绕回去不成？既然给面子皇帝都不要，也就没啥说的了，礼部主事顾允成、工部主事岳元声、光禄寺丞王学曾等人继续上疏，反对三王并封。这次万历估计也烦了，理都不理，随他们去。

    于是抗议的接着抗议，不理的照样不理，谁也奈何不了谁。局面一直僵持不下，大家这才突然发觉，还漏了一个关键人物——王锡爵。

    这事既然是王锡爵和皇帝干的，皇帝又不出头，也只能拿王锡爵开刀了。先是顾允成、张辅之等一群王锡爵的老乡上门，劝他认清形势，早日解决问题。然后是吏部主事顾宪成代表吏部全体官员写信给王锡爵，明白无误地告诉他：现在情况很复杂，大家都反对你的三王并封，想糊弄过去是不行的。

    王锡爵终于感受到了当年张居正的痛苦，不问青红皂白，就围上来群殴，没法讲道理，就差打上门来了。

当然，一点儿也没差，打上门的终究来了。

    几天之后，礼部给事中史孟麟、工部主事岳元声一行五人，来到王锡爵办公的内阁，过来只干一件事：吵架。

    刚开始的时候，气氛还算不错，史孟麟首先发言，就三王并封的合理性、程序性一一批驳，有理有节，有根有据。事情到这儿，还算是有事说事，可接下来，就不行了。因为王锡爵自己也知道，三王并封是个烂事，根本就没法辩，心里理亏，半天都不说话。对方一句句地问，他半句都没答，憋了半天，终于忍不住了：“你们到底想怎么样？”

    岳元声即刻回答：“请你立刻收回那道圣旨，别无商量！”接着一句：“皇上要问，就说是大臣们逼你这么干的！”王锡爵气得不行，大声回复：“那我就把你们的名字都写上去，怎么样？！”

    这是一句威胁性极强的话，然而，岳元声回答的声音却更大：“那你就把我的名字写在最前面！充军也好，廷杖也好，你看着办！”

    遇到这种不要命的二愣子，王锡爵也没办法，只好说了软话：“请你们放心，虽然三王并封，但皇长子出阁的时候，礼仪是不一样的。”首辅大人认输了，岳元声却不依不饶，跟上来就一句：“那是礼部的事，不是你的事！”谈话不欢而散，王锡爵虽然狼狈不堪，却也顶住了死不答应。因为虽然骂者众多，却还没有一个人能够找到他的死穴。

    这事看起来很简单，万历耍了个计谋，把王锡爵绕了进去，王大人背黑锅，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事实上，那是不可能的。王锡爵先生虽然人比较实诚，也是在官场滚打几十年的老油条，万历那点儿花花肠子，他一清二楚，之所以同意三王并封，是将计就计。

    他的真正动机是，先利用三王并封，把皇长子的地位固定下来，然后借机周旋，更进一步逼皇帝册立太子。

    在他看来，岳元声之流都是白颈乌鸦，整天吵吵嚷嚷，除了瞎咋呼，啥事也干不成，所以他任人笑骂，准备忍辱负重，一朝翻身。

    然而这个世界上，终究还是有聪明人的。庶吉士李腾芳就算一个。

    李腾芳，湖广湘潭（今湖南湘潭）人。从严格意义上讲，他还不是官，但这位仁兄人还没进朝廷，就有了朝廷的悟性，只用一封信就揭破了王锡爵的秘密。

    他的这封信，是当面交给王锡爵的。王大人本想打发这人走，可刚看几行字，就把他给拉住了。信上是这么写的：

    “公欲暂承上意，巧借王封，转作册立！”太深刻了，太尖锐了，于是王锡爵对他说：“请你坐下来，好好谈一谈。”李腾芳接下来的话，彻底打乱了王锡爵的部署：

    “王大人，你的打算是对的，但请你想一想，封王之后，恐怕册立还要延后，你还能在朝廷待多久？万一你退了，接替你的人比你差，办不成这件事，负责任的人就是你！”

    王锡爵沉默了。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的计划蕴涵着极大的风险，但他仍然不打算改正这个错误。因为在这个计划里，还有最后一道保险。

    李腾芳走了，王锡爵没有松口。此后的十几天里，跑来吵架的人就没断过，但王大人心里有谱，打死也不说，直到王就学上门的那一天。

    王就学是王锡爵的门生，自己人当然不用客气，一进老师家门就哭，边哭还边说：

    “这件事情（三王并封）大家都说是老师干的，如此下去，恐怕老师有灭门之祸啊！”

    王锡爵却笑了：“你放心吧，那都是外人乱说的，我的真实打算，都通过密奏交给了皇上，即使皇长子将来登基，看到这些文书，也能明白我的心意。”这就是王先生的保险，然而，王就学没有笑，只说了一句 话：“老师，别人是不会体谅您的！一旦出了事，会追悔莫及啊！”王锡爵打了个寒战，他终于发现，自己的思维中，有一个不可饶恕的漏洞：如果将来册立失败，皇三子登基，看到了自己拥立长子的密奏，必然会收拾掉自己。

    而如果皇长子登基，即使他知道密奏，也未必肯替自己出头，因为长子登基，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犯不着感谢谁，到时，三王并封的黑锅只有自己背。

    所以结论是：无论谁胜利，他都将失败！

    明知是赔本的生意，还要做的人，叫做傻子。王锡爵不是傻子，自然不做。万历二十一年（1593）二月，他专程拜见了万历，只提出了一个要求：撤回三王并封。

    这下万历不干了，好不容易把你拉上船，现在你要洗手不干，留下我一个人背黑锅，怎么够意思？

    “你要收回此议，即无异于认错，如果你认错，我怎么办？我是皇帝，怎能被臣下挟持？”

    话说得倒轻巧，可惜王大人不上当：你是皇帝，即使不认错，大家也不能把你怎么样；我是大臣，再跟着浑水，没准儿祖坟都能让人刨了。

    所以无论皇帝大人连哄带蒙，王锡爵偏一口咬定——不干了。

    死磨硬泡没办法，大臣不支持，内阁不支持，唯一的亲信跑路，万历只能收摊了。

    几天后，他下达谕令：“三王都不必封了，再等两三年，如果皇后再不生子，就册立长子。”可是大臣们不依不饶，一点儿也不消停，接着起哄，因为大家都知道，皇帝陛下您多少年不去找皇后了，皇后怎么生儿子，不想立就不想立，你装什么蒜？万历又火了，先是辟谣，说他今年已经见过皇后，夫妻关系不好，纯属谣传，同时又下令内阁，对敢于胡说八道的人，一律严惩不贷。这下子王锡爵为难了，皇帝那里他不敢再去凑热闹了，大臣他又得罪不起，想来想去，一声叹息：我也辞职吧。说是这么说，可是皇帝死都不放，因为经历了几次风波之后，他已然明白，在手下这群疯子面前，一丝不挂十分危险，身前必须有个挡子弹的，才好平安过日子。于是王锡爵惨了，大臣轰他走，皇帝不让走，夹在中间受气，百般无奈之下，他决定拼一拼——找皇帝面谈。可是皇帝大人虽然不上班，却似乎很忙，王锡爵请示了好几个月，始终不见回音。眼看要被唾沫淹死，王大人急眼了，死磨硬泡招数全用上，终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十一月，他见到了万历。

    这是一次十分关键的会面，与会者只有两人，本来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但出于某种动机（估计是保留证据），事后王锡爵详细地记下了他们的每一句话。

    等了大半年，王锡爵已经毫无耐心：“册立一事始终未定，大臣们议论纷纷，烦扰皇上（包括他自己），希望陛下早日决断，大臣自然无词。”万历倒还想得开：

    “我的主意早就定了，反正早晚都一样，人家说什么不碍事。”不碍事？敢情挨骂的不是你。可这话又不能明说，于是王大人兜了圈子：

    “陛下的主意已定，我自然是知道的，但外人不知道内情，偏要大吵大嚷，我为皇上受此非议深感不忿，不知道您有什么为难之处，要平白受这份闲气？”球踢过来了，但万历不愧为老运动员，一脚传了回去：“这些我都知道，我只担心，如果皇后再生儿子，该怎么办？”

    王锡爵气蒙了，就为皇后生儿子的破事，搞了三王并封，闹腾了足足半年，到现在还拿出来当借口，还真是不要脸，既然如此，就得罪了：

    “陛下，您这话几年前说出来，还过得去，现在皇子都十三岁了，还要等到什么时候！从古至今，即使百姓家的孩子，十三岁都去读书了，何况还是皇子？！”

    这已经是老子训儿子的口气了，但万历同志到底是久经考验，毫不动怒，只是淡淡地说：

    “我知道了。”王锡爵仍不甘心，继续劝说万历，但无论他讲啥，皇帝陛下却好比橡皮糖，全无反应。等王大人说得口干舌燥、气喘吁吁，万历同志没打招呼就走人了，只留下王大人，痴痴地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谈话是完了，但这事没完，王锡爵回家之后，实在是气不过，一怒之下，又写了一封胆大包天的奏疏。

    因为这封奏疏的中心意思只有一个——威胁：“皇上，此次召对（即谈话），虽是我君臣二人交谈，但此事不久后，天下必然知晓，若毫无结果，将被天下人群起攻之，我即使粉身碎骨，全家死绝，也无济于事！”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我和你谈过话，别以为大家都不知道，如果没给我一个结果，此事必将公之于天下，我完蛋了，你也得下马！

    这是硬的，还有软的：“臣进入朝廷三十余年了，一向颇有名声，现在为了此事，被天下人责难，实在是痛心疾首啊！”王锡爵是真没办法了，可万历却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地对着干，当即写了封回信，训斥了王锡爵，并派人送到了内阁。按照常理，王大人看完信后，也只能苦笑，因为他虽为人刚正，却是个厚道人，从来不跟皇帝闹，可这一次，是个例外。因为当太监送信到内阁的时候，内阁的张位恰好也在。这人就没那么老实了，是个喜欢惹事的家伙，王锡爵拆信的时候，他也凑过来看。看完后，王锡爵倒没什么，他反而激动了。

    这位仁兄二话不说，当即怂恿王锡爵，即刻上疏驳斥万历。有了张位的支持，王锡爵似喝了几瓶二锅头，胆也壮了，针锋相对，写了封奏疏，把皇帝大人批驳得无地自容。

    王锡爵没有想到，他的这一举动，却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因为万历虽然顽固，却很机灵。他之所以敢和群臣对着干，无非是有内阁支持，现在王大人反水了，如果再闹下去，恐怕事情就没法收拾了，于是他终于下圣旨：万历二十二年（1594）春，皇长子出阁读书。

    胜利在意想不到的时候来临了，王锡爵如释重负，虽然没有能够册立太子，但已出阁读书，无论如何，对内对外，都可以交代了。

    申时行没有办成的事情，王锡爵办成了，按说这也算是个政绩工程，王大人的位置应该更稳才是，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因为明代的大臣很执著，直来直往，说是册立，就必须册立，别说换名义，少个字都不行！所以出阁读书，并不能让他们满意，朝廷里还是吵吵嚷嚷地闹个不停。

    再加上另一件事，王锡爵就真是无路可走了。因为万历二十一年（1593），恰好是京察年。

    所谓京察，之前已介绍过，大致相当于干部考核，每六年京察一次，对象是全国五品以下官员（含五品），包括全国所有的地方知府及下属，以及京城的京官。

    虽然一般说来，明代的考察大都是糊弄事，但京察不同，因为管理京察的，是六部尚书之首的吏部尚书，收拾不了内阁大学士，搞定几个五品官还是绰绰有余的。

    所以每隔六年，大大小小的官员们就要胆战心惊一回，毕竟是来真格的，一旦京察被免官，就算彻底完蛋。

    这还不算，最倒霉的是，如果运气不好，主持考核的是个死脑筋的家伙，找人说情都没用，那真叫玩的就是心跳。

    万历二十一年的这次京察，就是一次结结实实的心跳时刻。因为主持者，是吏部尚书孙鑨和考功司郎中赵南星。

    孙鑨倒没什么，可是赵南星先生，就真是个百年难得一遇的顽固型人物。

    赵南星，字梦白，万历二年（1574）进士。早在张居正当政时期，他就显示了自己的刺头本色，一直对着干。张居正死后获得提升，也不好好干，几年后就辞职回家了，据他自己说是身体不好，不想干了。

    此人不贪钱，不好色，且认死理，此前不久才再次出山，和吏部尚书一起主持京察。

    这么个人来干这么个事，很明显，就是来折腾人的。果不其然，京察刚一开始，他就免了两个人的官，一个是都给事中王三 余，另一个是文选司员外郎吕胤昌。朝廷顿时一片恐慌。

    因为这两个人的官虽不大，身份却很特殊，王三余是赵南星的亲家，吕胤昌是孙鑨的外甥。

    拿自己的亲戚开刀，意思很明白：今年这关，你们谁也别想轻易过去。官不聊生的日子就此开始。六部及地方上的一大批官员纷纷落马，哭天喊地，声震寰宇，连内阁大学士也未能幸免，赵志皋的弟弟被赶回了家，王锡爵的几个铁杆亲信也遭了殃。

    赵志皋是个老实人，也不怎么闹，王锡爵就不同了，他上门逼张居正的时候，赵南星也就是个小跟班，要说闹事，你算老几？

    很快，几个言官便上疏攻击吏部的人事安排，从中挑刺。赵南星自然不甘示弱，上疏反驳，争论了几天，皇帝最后判定：吏部尚书孙鑨罚一年工资，吏部考功司郎中赵南星官降三级。

    这个结果实在不值得惊讶，因为那段时间，皇帝大人正在和王锡爵合伙搞三王并封。

    但王锡爵错了，因为赵南星先生绝不是一个单纯的人。事实上，他之所以被拉到前台，去搞这次京察，是因为在幕后，有个人在暗中操纵着一切。

    这个人的名字，叫顾宪成。

    关于这位仁兄的英雄事迹，后面还要详细介绍，这里就不多说了，但可以确定的是，万历二十一年的这次京察，是在顾宪成的策划下，有预谋、有目的的政治攻击。关于这一点，连修明史的史官都看得清清楚楚（《明史·顾宪成传》）。

    事实印证了这一点，前台刚刚下课，后台就出手了，一夜之间，左都御史李世达、礼部郎中于孔兼等人就冒了出来，纷纷上疏攻击，王大人又一次成为了靶子。

    关键时刻，万历同志再次证明，他是讲义气的，而且也不傻。奏疏送上去，他压根儿就没理，却发布了一道看似毫不相干的命令：吏部尚书孙鑨免职，吏部考功司郎中赵南星削职为民。

    这道圣旨的意思是：别跟我玩花样，你们那点儿把戏我都明白，再闹，就连你们一起收拾。

    应该说效果十分明显，很快，大家都不闹了，看上去，王锡爵赢了，实际上他输了，且输得很惨。

    因为孙鑨本就是个背黑锅的角色，官免了也就消停了。而赵南星就不同了，硬顶王锡爵后，他名望大增，被誉为不畏强暴、反抗强权的代表人物，虽然打包袱回了老家，却时常有人来拜访，每年都有上百道奏疏送到朝廷，推荐他出来做官。而这位兄弟也不负众望，二十年后再度出山，闹出了更大的动静。

    王锡爵就此完蛋，他虽然赢得了胜利，却输掉了名声，在很多人看来，残暴的王锡爵严酷镇压了开明的赵南星，压制了正直与民意。

    这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因为这一切，都似曾相识。

    十六年前，年轻官员王锡爵大摇大摆地迈进了张居正首辅的住所，慷慨激昂，大发议论后，扬长而去，然后名声大噪。

    十六年后，年轻官员赵南星向王锡爵首辅发起攻击，名满天下。当年的王锡爵，就是现在的赵南星，现在的王锡爵，就是当年的张居正。有趣，很有趣。

    所谓的被压制者，未必真被压制，所谓的压制者，未必真能压制。遍览明代史料，曾见直言犯上者无数，细细分析之后，方才发觉：犯上是一定的，直言是不一定的，因为在那些直言背后，往往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万历二十二年（1594）五月，王锡爵提出辞呈。万历挽留了他很多次，但王锡爵坚持要走。自进入朝廷以来，王锡爵严于律己，公正廉洁，几十年来如履薄冰，兢兢业业，终成大器。万历二十一年，他受召回到朝廷担任首辅，万历二十二年离去，总共干了一年。但这一年，就毁掉了他之前几十年累积的所有名声。虽然他忍辱负重，虽然他尽心竭力，努力维护国家运转，调节矛盾，甚至还完成了前任未能完成的事（出阁读书），却再也无法支撑下去。因为批评总是容易的，做事总是不容易的。王锡爵的离去，标志着局势的进一步失控，从此以后，天下将不可收拾。但没有人会料到，王大人辞职，将成为另一事件的导火线，和这件事 相比，所谓的朝局纷争、册立太子，都不过是小儿科而已。

首辅走了，日子却还得过。原本排第二的赵志皋应该接班，但这人实在太软，谁都敢欺负他，上到皇帝，下到大臣，都觉得他压不住阵，于是皇帝下令，由大臣推荐首辅。

    于是幕后人物顾宪成出马了。

    顾宪成，字叔时，江苏无锡人。万历四年（1576）参加乡试，考中第一名解元。三年后去考了进士，成绩平平，分配到户部当了个主事。当官后，最不喜欢的人是张居正，平日怎么别扭怎么来。

    比如张大人病重，大家都去上疏祷告，他不去。别人看他不上路，帮他署了名，他知道后不肯甘休，非把自己的名字划掉，那是相当执著。不过这也没什么，当时和张大人对着干的人多了去了，不缺他一个。

    等到张居正死了，他就去了吏部，但也没升官，还接着当六品主事（正处级），这中间还请了三年假。

    总之，这是个并不起眼的人。

    万历二十一年（1593）京察时，孙鑨是吏部尚书（正二品），赵南星是考功司郎中（相当于司长，正五品），而顾宪成只是个考功司员外郎（副手，从五品）。

    万历八年（1580）进入朝廷，就当六品主事，混了十三年，才升了一级，实在有点儿说不过去。

    但就是这么个说不过去的人，却是这场风暴的幕后操纵者（实左右之），不服都不行。

    更为神奇的是，事情闹大了，孙鑨撤职了，赵南星回家了，连王首辅都辞职了，他却是岿然不动。非但不动，还升了一级，当上了吏部文选司郎中。

    之前说过，文选司负责官员人事选拔，是吏部第一肥差。根据史料的记载，顾宪成大致属于性格顽固、遇事不转弯的人，如此个性，竟然能捞到这位置，实在有点儿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的事情还在后面，当初孙鑨刚被免职的时候，吏部没有部长，王锡爵打算趁机换人，推荐自己的亲信罗万化接班。顾宪成反对，推荐了右都御史陈有年。

    最终任命结果：吏部尚书陈有年。

    你要知道，王锡爵大人此时的职务，是内阁首辅、建极殿大学士，领吏部尚书衔兼太子太保，从一品。而顾宪成，是个刚提拔一年的五品郎中。

    王锡爵的后面，有万历撑腰。顾宪成的后面，什么都看不见。第一把手加第二把手，对付一个小小的司官，然而事实告诉我们，顾宪成赢了。因为在顾宪成的背后，是一片深不可测的黑夜。我认为，在那片黑暗中，隐藏着一股强大的力量。很快，事实就将再次验证这一点。

    当万历下令大臣推举入阁人选的时候，顾宪成先生又一次冒了出来，上疏推举人选。虽说这事的确归他管，但奇怪的是，如此重大的政治决策，吏部的几位侍郎竟然毫无反应，尚书陈有年也对他言听计从，史料上翻来覆去，只有他的光辉事迹，似乎吏部就他干活。

    而当万历同志看到顾宪成推举的那个名字时，差点儿没把桌子给掀了。因为在顾宪成的名单上，第一个就是王家屏。

    作为吏部官员，顾宪成明知这家伙曾把皇帝折腾得七荤八素，竟然还要推荐此人，明摆着就是跟皇帝过不去。

    所以皇帝也忍无可忍了，终于打发顾宪成回了家。明代的官员，虽然罢官容易，升官倒也不难，只要过个几年，时局一变，立马就能回到朝廷重新来过，而以顾宪成之前的工作业绩和运动能量，东山再起不过是个时间问题。

    可谁也没想到，顾先生这一走，就再也没回来。虽然把这人开了，万历很有点儿快感，但由此酿成的后果，却是他死都想不到的。

    自明开国以来，无论多大能耐，无论有何背景，包括那位天下第一神算刘伯温，如果下野之后没能重新上台，慢慢地就边缘化了，然后走向同一结局——完蛋，从无例 外。

    例外，从顾宪成开始。

    和赵南星一样，自从下野后，顾宪成名气暴涨，大家纷纷推举他再次出山，虽然没啥效果，也算捧了个场。不久之后，他的弟弟顾允成和同乡高攀龙也辞官回了家，三个人一合计，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讲学吧。

    这一讲就是三年，讲着讲着，人越来越多，于是有一天，顾宪成对高攀龙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们应该找个固定的讲习场所。”

    其实地方是有的，在无锡县城的东头，有一个宋代学者杨时讲过学的场地，但年久失修，又太破，实在没法用，所以这事也就搁置了下来。

    七年后，出钱的主终于找到了，常州知府欧阳东凤和顾宪成关系不错，听说此事，大笔一挥就给办了，拨出专款修缮此地。此后，这里就成了顾宪成等人的活动地点。

    它的名字叫做东林书院，实事求是地讲，确实也就是个书院，但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它却焕发了不可思议的魔力，成为了一种威力强大的信仰，那些相信或接受的信徒，历史上统称为东林党。

    无数人的命运，大明天下的时局，都将由这个看似与朝廷毫无关系的地方，最终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