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脑思维让生活更加美好，但未必让我们更加快乐。“软件已成为头脑的铲车”，只有具备电脑无法企及的能力，才能在未来占据领先地位。

请跟我一起回到激动人心的20世纪70年代，这也正是我的童年时期。那时，美国的中产阶级父母通常都会教导自己的孩子：得高分、上大学、谋一个好职业，这样才会过上体面的生活，或许还会树立些许威望。如果你擅长数学和理科，就应当做医生；如果你擅长英语和历史，就要做律师；如果你实在没有这些天赋，但语言表达技巧非常好，就可以做会计。不久之后，计算机出现在了书桌上，CEO出现在了杂志封面上，真正擅长数学和工科的年轻人选择了高科技行业，而其他很多人则蜂拥进入商学院，他们认为MBA就是“成功”的代名词。

律师、医生、会计、工程师，还有执行官，伟大的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给这些职业精英起了一个经久不衰的名字：“知识工作者。”德鲁克写道：知识工作者是“把所学知识应用于实践而取得报酬的人，而非出卖体力或手工劳动的人”。把这类人同其他劳动力区别开来的，是他们的“学习能力，以及将理论和分析性的知识应用于实践的能力”。换言之，他们擅长的是左脑思维。德鲁克说，也许这类人在人数上永远都不会形成规模，但是他们“将重塑新兴知识社会的特征、领导力水平和社会风貌”。

德鲁克的观点向来准确。知识工作者及其思维方式，的确塑造了当今时代的特征、领导力水平和社会风貌。试想一下美国任何一个中产阶级人士在寻求知识工作的道路上所路过的收费亭吧！比如学术能力评估测试（SAT）和SAT预考（PSAT）、经企管理研究生入学考试（GMAT）、法学院入学考试（LSAT）以及医学院入学考试（MCAT）。注意到这些缩写的最后两个字母了吗？这些测试本质上都是用来评定左脑思维的。这些测试都需要逻辑和分析能力，那些像计算机一样给出唯一正确答案的受试者会取得较好的成绩。这些测试需要线性思考和顺序推理能力，且有时间限制。一个问题给出一个正确答案，然后依次进入下一题，直到测试结束。它们是进入中产阶级精英社会的一道道门槛。由此也就造就了一个SAT体制，在这个体制下，美好的生活取决于快速的逻辑性顺序推理能力。其实，这一现象不仅仅存在于美国。从英国的入学考试到日本的补习班，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投入了大量时间和金钱来培养左脑型知识工作者。

此类测试取得的成功给了人们很大的鼓舞。它打破了贵族特权的束缚，使各个不同阶层的人都可以得到接受教育和找到一份好工作的机会，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然而，SAT体制目前正在消失。左脑思维虽然重要，但已不能满足当下。现在，我们正迈向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时代，右脑思维将决定谁处于领先地位。

对有些人而言，这是一个好消息。但对另一些人而言，这就如同谬论。本章主要是为后一类读者，即听父母的话，在各项测试中都力争高分的人而写的。为了让你相信我的观点是正确的，请让我用左脑式的因果型推理来解释时代变化的原因。

●原因：物质财富的极大充裕、亚洲的崛起和自动化。

●结果：左脑思维的重要性日渐减弱，右脑思维的重要性日益增强。

全球物质财富的极大充裕

物质让生活更加美好，却未必让我们更加快乐。当代文化最显著的特征，是对完美的无限追求。

20世纪70年代还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场景：每年8月开学之前，母亲都会带着我和弟弟、妹妹去买衣服。这样，我们就要去逛伊斯特兰大商场（Eastland Mall），俄亥俄州三大购物中心之一。这里有全国性的连锁百货商店西尔斯（Sears）或杰西潘尼（JCPenny），或者像拉扎勒斯（Lazarus）这样的本地商店，店里的童装区摆满了衣服，供人们自由挑选。还有其他一些商店，整齐地排列在各大百货商店之间，大概有30来个，规模相对小一些，选择也较少。和当时的大部分美国人一样，我们把伊斯特兰大商场和其他控温型封闭式购物中心视为现代社会物质财富的顶峰。

可现在，我的孩子却不觉得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我住在华盛顿，开车回家需要20分钟，在这20分钟的路程上大约有40个形色各异的大型购物商场，其规模、选择性和经营范围都是30年前所不能比的，比如坐落在弗吉尼亚北部第一大道的波托马克购物区（Potomac Yards）。8月一个星期六的早上，我和妻子还有三个孩子开车去那里购物，为孩子们返校做准备。我们从最边上的大商店开始逛。在女装区，有莫辛莫（Mossimo）名牌上衣和毛衣、梅伦娜（Merona）夹克、艾萨克·麦兹拉西（Issaac Mizrahi）夹克衫和莉斯·兰格（Liz Lange）名牌孕妇装。童装区的商品也琳琅满目，衣服既时髦又漂亮。意大利名牌莫辛莫在这里占了整整一排，还有适合我两个女儿穿的天鹅绒裤子和夹克。现在，可供选择的衣物比20世纪70年代更加漂亮、更加吸引人，也更加丰富了。

在我小时候，衣服的款式都很单一，但当我把现在的时髦童装与当时的进行对比时，却发现了一个更值得注意的问题：现在的衣服价格更便宜。因为我们没有进精品店，衣服都是在塔吉特买的。那套天鹅绒莫辛莫套装的价格是多少？14.99美元。那些名牌女上衣的价格是多少？9.99美元。我妻子新买的艾萨克·麦兹拉西小山羊皮夹克的价格是多少？49美元。再穿过几个通道便是家具区，这些家具由设计师托德·奥尔德曼（Todd Oldham）设计，价格也比我父母在西尔斯买的要便宜。整个商场有大量款式别致、物美价廉的商品。

塔吉特也只是波托马克购物区众多商店中的一家，这些商店很能迎合中产阶级客户的需求。接下来我们会去隔壁的史泰博（Staples），其占地面积近2000平方米，销售7500多种学习用品和办公用品。在美国和欧洲，有1500多家这样的史泰博商店。史泰博旁边是一个同样规模宏大的宠物超市（PetSmart），它在美国和加拿大有600多家连锁店，每家超市平均每天的销售额达15000美元。这家店甚至还有自己的宠物美容工作室。宠物超市隔壁是百思买连锁商店，这是一家电子商场，商场内有一层是零售区，该区比我们住的整个街区还要大。其中有一个区域专门销售家庭影院设备，展示着各种型号和款式的等离子高清平板彩电，从42英寸到47英寸、50英寸、54英寸、56英寸，再到65英寸，应有尽有。据我估算，在电话区仅无线电话就有39种。然而，这4个商店还仅仅是整个购物区的三分之一。

然而，波托马克的不同凡响之处正是它的平凡。在美国，类似的购物区随处可见，在欧洲和亚洲部分地区也日益增多。这些购物中心是一个个鲜活的例子，生动地说明了现代生活所发生的巨大改变。过去，我们的生活更多地被定义为“物资短缺”。而在今天，世界上大多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定义性特征是“富足”。

左脑使我们富裕起来。受众多德鲁克所称的“知识工作者”的推动，信息经济提高了许多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这是我们的曾祖父母所无法想象的。

●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大多数美国中产阶级的梦想是拥有自己的房子和车子。现在，三分之二以上的美国人都有了自己的居所。事实上，大约有13%的房子都是第二套住房。对于汽车，现在美国汽车的数量比拥有驾照的人数还多，平均来看，每个有驾照的人都有自己的车。

●自助仓储，是一项为人们提供场所以存储额外物品的业务。在美国，该行业的年营业额已达170亿美元，超过影视业。而且，该行业的发展速度在其他国家更快。

●当大量物品无处储存时，我们就会扔掉。商业作家波利·拉巴尔（Polly LaBarre）指出：“美国在垃圾袋上的花费比其他90个国家的所有花费还要高。也就是说，美国垃圾袋的花费比世界上近半数国家的商品消费总额还要高。”

但是物质财富的充裕也带来了一个充满讽刺意味的后果：左脑思维在取得重大胜利的同时也削弱了自身的重要性。左脑思维带来了繁荣，也使人们更加重视非理性的右脑感知，如美观、精神性和情感。对各个企业而言，只生产价格合理、功能齐全的产品已远远不够，还要求产品外表美观、款式独特、意义深远，同时还要符合作家弗吉尼亚·帕斯楚（Virginia Postrel）所谓的“审美需要”。正如我们一家到塔吉特的购物经历所揭示的，也许最能生动体现这一变化的是中产阶级对设计的痴迷。现在，世界著名设计师，如先前提到的那些以及设计巨星凯瑞姆·瑞席（Karim Rashid）和菲利普·斯塔克（Philippe Starck），正致力于为典型的面向中产阶级的商店设计各种商品。塔吉特及其他零售商售出的由瑞席设计的废纸篓已达300万个。这可是名牌废纸篓啊！请尝试向左脑解释这一现象吧。

这是一个由迈克尔·格雷夫斯（Michael Graves）设计的马桶刷。格雷夫斯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建筑学教授，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建筑师和产品设计师之一。该马桶刷的价格是5.99美元。只有在物质财富极为充裕的条件下，人们才能拥有这么美观的垃圾桶和马桶刷，从而把实用却单调的产品转变为人们想要的样子。

在物质财富极大充裕的时代，理性、逻辑和实用需求已远远不足以满足人们的需要。设计师必须探寻满足人们需求的各种方式。如果设计出来的东西不能吸引眼球或不能引起我们的注意，就不会有人买。当今，拥有设计感、共情力、娱乐感和其他看似比较“柔和”的能力，是保证个人和公司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的主要途径。

物质财富的充裕还从另一方面极大地提升了右脑思维的重要性。我的临终遗言不可能是：“我这一生犯过很多错误，但令人欣慰的是，至少在2004年曾用过迈克尔·格雷夫斯设计的马桶刷。”物质让生活更加美好，却未必让我们更加快乐。社会繁荣的矛盾之处在于，生活水平在提高，但是人们对个人、家庭和生活的满意度却没有相应增加。正如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安德鲁·德尔班科（Andrew Delbanco）所说：“当代文化最显著的特征，是对完美的无限追求。”

在发达国家，无论你来到哪一个繁荣的社区，体验到购物的便捷和物品的丰富，都会注意到人们对完美的追求。有些曾经十分怪异的运动，如瑜伽，现在已被普遍接受，还有工作场所对精神追求的日益重视以及书籍和电影中的福音主题，这一切都表明对目标和人生意义的追求已成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们不再只是关注日常生活琐事，现在他们的视野更加广阔。当然，即便在发达国家，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充裕的物质财富，就更不必说发展中国家的广大民众了。“但是物质财富的丰富的确解放了亿万人群，使之不必再为生计而奔波，对自我实现的追求不再只是一小部分人的权利，而是越来越普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威廉·福格尔（Robert William Fogel）如是说。

要是你还有所怀疑，再来看看最后一组极富启发性的数据。一个世纪以前，电灯还十分罕见，但现在已相当普遍。灯泡很便宜，电也无处不在。可是蜡烛呢？谁需要蜡烛？显然，很多人都需要蜡烛。在美国，蜡烛企业的年销售额达24亿美元，因为除了对照明的实用需求之外，经济发达国家对美丽和完美有着更为根本的渴望。

亚洲的崛起

任何英语国家的工作都可以在印度完成，唯一的限制就是你的想象力。

在为本书的写作搜集资料时，我遇到了图2—2中的4个人。

他们正是知识工作者的典型代表。同很多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聪慧孩子一样，他们也是严格遵循父母的意见，在高中成绩优异，念一所好的大学，学的是工程学或计算机科学，现在在一家大型软件公司工作，负责给北美的银行和航空公司编写计算机代码，但是他们4人的年薪都没有超过15000美元。

图2—2 来自印度的4位知识工作者

欧洲和北美的知识工作者们，他们就是你们的新对手：来自印度孟买的史利维迪亚、拉利特、卡维塔和卡马尔。

近年来，带来最多争论或引起最大恐慌的莫过于外包业务。这4个计算机程序员以及来自印度、菲律宾和中国的其他计算机程序员，吓坏了北美和欧洲的软件工程师和其他青睐左脑的专业人员，引发了他们的抵制和抗议，并带来了大量政治问题。他们所从事的电脑编程工作虽不是跨国公司所需要的最尖端技术，但在不久前还是一项除了美国之外其他国家几乎都无法胜任的工作。所以，从事相关工作的白领年薪高达70000美元。但是现在，一个25岁的印度年轻人就可以完成同样的任务，或许还做得更好，而且速度也一样快，甚至更快，但是他的薪水却只相当于塔克钟（Taco Bell）快餐店收银员的收入。虽然以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他们的薪水微不足道，但这大致相当于普通印度人收入的25倍，这份工资能让他们过上上层中产阶级式的生活，可以享受假期并拥有自己的公寓。

我在孟买遇到的这4个程序员，只不过是全球外包浪潮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员的缩影而已。每一年，印度各大院校的工科毕业生达350000人，这也是超过半数的《财富》500强公司将软件业务外包给印度的原因之一。

●通用电气公司的软件有48%是在印度开发的。该公司在印度的员工多达24000人，这里的办公室甚至张贴了这样的告示：“非请莫入，违者雇用之。”

●惠普公司的印度软件工程师有几千人；西门子公司的计算机程序员有3000人，还要再增加15000人；甲骨文公司的印度员工多达5000名；印度大型IT咨询公司威普罗（Wipro）雇用了大约17000名设计师，主要为家得宝、诺基亚和索尼提供设计服务。

事实上，还不止这些。通用电气印度分公司CEO在接受伦敦《金融时报》采访时说：“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任何英语国家的工作都可以在印度完成，唯一的限制就是你的想象力。”事实上，外包业务已经使印度的职业不仅局限于程序员的范围。像雷曼兄弟、贝尔斯登、摩根士丹利和摩根大通等金融服务公司，已把数字运算和财务分析业务承包给了印度的MBA；路透社也已将初级编辑工作转移到海外。在印度，你看到的将会是制作美国纳税申报表的特许会计师、研究美国诉讼的律师以及研究美国医院CAT扫描结果的放射科医师。

但是，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在印度。各种注重左脑思维的白领工作都在向世界其他地方扩展。摩托罗拉、北电网络（Nortel）和英特尔公司都在俄罗斯设立了软件开发中心，而波音公司大量的航空航天工程也是在俄罗斯完成的；大型计算机公司电子数据系统公司（Electronic Data System）的软件开发人员遍及埃及、巴西和波兰；同时，匈牙利建筑师正在为加利福尼亚设计公司制订初步方案；菲律宾会计员正在为欧洲著名管理咨询公司凯捷安永[1]做审计；荷兰的菲利普公司在中国雇用了大约700名设计师。现在，中国每年的工科毕业生人数已基本与美国相当。

外包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薪酬。美国普通芯片设计师的月薪大约是7000美元，而印度只有1000美元；美国一般航空航天工程师的月薪大约是6000美元，而俄罗斯还不到650美元；美国会计师的月薪可达5000美元，而菲律宾会计师只有300美元，但这个数目在菲律宾已经不小了，因为这里的人均年收入也只有500美元。

对外包知识工作者来说，概念时代是一个美梦。但对欧洲和北美的白领和左脑工作者来说，这更像是一场噩梦。

●未来两年，美国IT行业1/10的工作将被外包。到2010年，这一比例将达1/4。

●据弗雷斯特研究公司（Forrester Research）调查，到2015年，“至少有330万的白领工作和1 360亿的薪酬将从美国转移到印度、中国和俄罗斯等低成本国家”。

●日本、德国和英国等国家也将面临类似的工作损失。未来几年，仅英国就将损失大约25000个IT工作岗位和30000个金融类，岗位，这些岗位职责将被外包给印度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到2015年，欧洲将有120万份工作转移到海外。

但人们对于这一问题有些过于担忧了，并不是所有人在将来都会失业。从眼前来看，人们对外包业务有点言过其实；但从长远来看，却是低估了它。全球通信成本几近于零，而发展中国家所培养的知识工作者也具备高超的技能，因此北美人、欧洲人和日本人的工作生活将会发生巨大改变。

如果注重左脑的常规标准工作可以外包且成本要低得多，并可以通过网络即时发送给客户，那么这些工作就会朝这样的方向发展，比如各种财务分析、放射医疗和计算机编程工作。虽然很多人会不适应这一巨变，但在本质上同我们之前所经历的巨变没有什么差别。

这正是大规模制造业所发生的改变，到20世纪下半叶，这些工作跨越大洋来到了海外。就像工厂工人不得不掌握一套新的技能，学习如何弯曲像素而不是钢材一样，当今很多知识工作者也不得不掌握一套新的技能。他们要完成那些低成本的外包人员无法完成的工作，即发挥右脑能力构建关系而不是处理事务，应对新挑战而不是解决常规问题，综观全局而不是分析单一要素。

自动化盛行

“软件是头脑的铲车。”它不会清除每一个左脑工作，但会把很多左脑工作都淘汰掉。

让我们再来认识两个人。一个是可能真实存在的偶像人物，另一个则确有其人，或许令他遗憾的是，他也可能会成为偶像人物。

第一个是镌刻在美国邮票上的人：约翰·亨利（见图2—3）。

图2—3 邮票上的约翰·亨利

大部分美国学生都知道，约翰·亨利曾是钢钻工人。他出生时手持铁锤，是一个力大无穷、品行高尚的人。遗憾的是，没有人能确定他是否真实存在。很多历史学家认为，他以前是一名奴隶，内战结束后成为一名铁路修建工人。但是目前仍然没有人可以证实他是否真实存在过。他所做的工作是开凿山洞，清理隧道，为铺设铁路作准备。但是约翰·亨利不寻常的地方在于，他比其他任何人都钻得快，力气也比他们大。很快，他那非凡的技艺就让他成为一名传奇人物。

#全新思维案例#

故事是这样的，一天一个推销员来到工人们的营地，他带来了一台新式蒸汽钻孔机，并扬言这个钻孔机可以打败世界上最强壮的人。约翰·亨利对这个只凭齿轮和润滑油就可以与人的力量相提并论的机器嗤之以鼻。于是，他提出要进行一场人机竞赛，以验证哪一个能更快地凿通隧道。

第二天下午，比赛开始了，蒸汽钻孔机在山的右边，约翰·亨利在左边。开始时，机器比较领先，但约翰·亨利很快振作起来。两个人各自从一边开凿着自己的隧道，大块大块的岩石滚落下来。不久，约翰·亨利就赶上了对手。在比赛结束前的那一刻，约翰·亨利奋力越过蒸汽钻孔机，率先凿穿。这时，他的工友们欢呼起来。但是，过多的体力消耗使得约翰·亨利筋疲力尽，瘫倒在地上，死去了。然而，这个故事却传播开来。在很多民谣和书中，约翰·亨利的逝世成为工业时代的一则寓言：现在，机器可以比人类做得更好，但却牺牲了人类的尊严。

现在来看看第二个人（见图2—4）：

盖里·卡斯帕罗夫（Garry Kasparov）是一位国际象棋大师，是同时代人中最优秀的棋手，或许也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棋手。他还是我们这个新时代的约翰·亨利，但是他看似超凡的能力却被一台机器击败了。

图2—4 盖里·卡斯帕罗夫

马里奥·塔纳，盖蒂图片社。

1985年，卡斯帕罗夫首次赢得国际象棋比赛世界冠军。就在这一年，几个研究小组开始研发会下象棋的电脑程序。接下来的10年，卡斯帕罗夫从未输过任何一场比赛。1996年，他打败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际象棋电脑。

但在1997年，卡斯帕罗夫同一台更加强大的机器——“深蓝”（Deep Blue）对战了6个回合。“深蓝”是IBM研发的超级电脑，重达1.4吨，有人把这一竞赛戏称为“大脑的最后一战”。让很多人感到惊讶的是，“深蓝”打败了卡斯帕罗夫。《象棋揭秘》杂志（Inside Chess）的封面将这一结果简化为三个大字：“大决战！”为了一雪前耻，卡斯帕罗夫又同另一台电脑“小深蓝”展开了一场对决，“小深蓝”由以色列研制，其运算能力更加强大，曾三次获得国际计算机象棋冠军。

从很多方面而言，国际象棋是一项典型的左脑活动。它几乎不留任何情感空间，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记忆、理性思考和机械运算，而这也正是电脑所擅长的。卡斯帕罗夫说，面对棋盘，他每秒钟能计算出1～3步棋。但“小深蓝”更令人惊叹，它每秒钟能够分析200万～300万步棋。但是，卡斯帕罗夫相信，人类可以凭借其他优势与“小深蓝”抗衡。

#全新思维案例#

2003年的超级碗星期天，卡斯帕罗夫阔步走进豪华的纽约下城体育俱乐部，开始了人与机器之间又一场激烈的竞赛，该比赛有6局，获胜者将得到100万美元的奖金。数千名象棋迷到场观看这场比赛，还有数百万人在网络上实时关注。第一局卡斯帕罗夫获胜，第二局双方打成平手。第三局，他开始发挥威力，但就在快要胜出的时候，他中了“小深蓝”的一个圈套，输了这一局。第四局时，卡斯帕罗夫显得有些吃力，勉强打成平手，当时他仍然对第三局的失败耿耿于怀，后来他承认自己因此而“无法入睡，甚至丧失了信心”。第五局又打成了平手，这样，比赛的胜负就取决于第六局——决胜局了。

在这一局，卡斯帕罗夫很快就占了上风。《新闻周刊》后来报道称：“每次和人对战的时候，他都极具攻击性，力争获胜。但是这次和他对弈的不是人类。”当他犹豫不决时，犯了一个小错误，也正是这个错误让他失去了先前的优势。

“卡斯帕罗夫感到极为震惊和难过，而这种情绪是一台没有感情的机器所无法体会的。雪上加霜的是，现在他已经没有了之前的优势，与人对弈时他可以趁对手犯错挽回局面，但这个编程良好的对手是绝对不可能犯错的。想到这一点，甚至连伟大的卡斯帕罗夫都丧失了斗志，并且在接下来的比赛中一直为之困扰。”

最后，这一局打成了平局，整个比赛也以平局告终。

人类拥有很多优势，但是当涉及国际象棋和其他取决于逻辑思考、运算和顺序思维的活动时，电脑的速度更快、效果更佳。而且，电脑不会感到疲惫，不会头疼，不会被压力压到窒息，不会因为损失了什么就闷闷不乐，不会担心观众是怎么想的，也不会关心媒体会怎样评价。电脑不会犯迷糊，也不会出现任何差错，这令极端自我的大师级人物都自惭形秽。1987年，卡斯帕罗夫，这个少年得志便不可一世的人曾吹嘘：“没有哪台电脑可以战胜我。”而今天，卡斯帕罗夫——现代的约翰·亨利说：“再过几年，电脑会赢得每一场比赛，而我们哪怕想要赢一局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

20世纪已经证明，机器可以代替人力。而21世纪，新技术正在向人们证明，它们可以取代人类的左脑。管理大师汤姆·彼得斯说得好，对白领而言，“软件是头脑的铲车”。它不会清除每一个左脑工作，但是它会把很多左脑工作都淘汰掉，并重塑其他剩余的工作。任何常规工作都将面临风险，可能被精简为一套规则或机械性操作。如果月薪500美元的印度特许会计师还没有影响到你轻松的会计工作，那么Turbo-Tax[2]软件将会。

请思考一下三个极其注重左脑思维的职业：计算机程序员、医生和律师。计算机科学家弗诺·文奇（Vernor Vinge）说：“过去，即使是一个仅仅拥有常规技能的人也可以成为程序员。但现在行不通了，这些常规功能越来越被机器所取代。”事实上，英国一家叫做应用基因（Appligenics）的小公司研发出了一个能编程的软件。一般人，无论是我遇见的印度人还是薪水较高的美国同行，每天大约编写400行程序代码，而这套软件不到一秒就可以完成。结果，这一乏味的工作正在消亡，工程师和程序员将不得不掌握其他能力，这些能力所依赖的是创造力而非技能，是隐形知识而非技术规范，是把握全局而非纠缠细节。

同时，自动化也在使医生的工作发生改变。大部分医疗诊断都需要遵循一系列决策树式的判断——是干咳还是有痰咳，T细胞[3]指标是高还是低，然后再对答案进行推敲。电脑可以快速准确地对决策树进行二进制逻辑运算处理，但目前人类却做不到。所以，大量软件和在线程序纷纷涌现。病人只要对着电脑屏幕回答一系列问题后，就可以得出初步鉴定结果，而无须医生参与。

《华尔街日报》报道，注重自身健康的消费者也开始利用这一软件“评估患恶疾的风险，如心脏衰竭、冠心病以及其他常见的癌症，并在确诊后作出生死抉择，确定医疗方案”。同时，医疗保健电子数据库大量涌现。通常，每年世界上大约有1亿人在线搜索健康医疗信息，访问的医疗网站达23000个。病人可以自行诊断疾病，在线查看大量信息。

之前，医生几乎是无所不能的，他们负责为人们消除病痛；而现在，这些工具让他们的角色发生了转变，促使他们尽可能能体会患者的感受，其职责变成了为患者提供咨询服务。当然，医生的日常工作通常很有挑战性，其复杂程度是软件所不能应对的，因此，对于疑难杂症，我们仍然需要经验丰富的医生来诊断。但是，稍后我也会提到，这些进步也使很多医疗实践的重点发生了改变，关注重心从常规的以信息为基础的分析性工作，转移到了更加注重共情、叙事医学（narrative medicine）和全面护理的工作。

法律界也出现了相同的情况，大量廉价的信息和咨询服务正在重塑法律规范。比如，CompleteCase网站称自己是“首屈一指的在线离婚服务中心”，该网站办理离婚的费用仅249美元。同时，网络也打破了信息垄断的局面，而一直以来为众多律师带来高收入，并使律师这一职业保持神秘性的恰恰是信息垄断。律师收取的平均费用是每小时180美元，但是很多网站，如Lawvantage.com 和USlegalforms.com，都可以提供基本的法律表格和文本，收费仅14.95美元。

《纽约时报》报道，“客户不再花几千美元聘请律师拟定合同”，现在他们上网搜索合适的格式，然后“把该通用文件拿给律师修改，而每修改一个文件的费用仅几百美元”；因此，法律界“即将发生根本的改变，这一改变将减少人们对传统律师服务的需求，使他们不得不降低费用”。

未来，只有能解决更复杂的问题，能提供某些数据库和软件所无法提供的服务，包括咨询、调解、法庭陈述及其他依赖右脑思维的服务，他们才能继续自己的律师生涯。

概括来说，有三种力量促使人们越来越关注右脑思维。物质财富的充裕极大地满足了数百万人的物质需求，大大提高了美感和情感的重要性，加速了人们探寻人生意义的步伐。现在，亚洲仍有大量依赖左脑思维的常规白领工作，但其成本要低得多，这迫使发达国家的知识工作者不得不掌握一些不能外包的能力。自动化对上一代蓝领工人产生了重大影响，现在它又以同样的方式影响着当代的白领，这就要求注重左脑思维的职业人士要掌握电脑无法企及的新技能，比电脑做得更快、更好、成本更低。

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自动化和亚洲的崛起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物质财富的充裕使我们的生活发生了重大改变，那么，在我们身上会发生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将对此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