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学习第219天《尽心下 凡三十八章》14.31
原文阅读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穿逾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受‘尔’‘汝’之实，无所往而不为义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逾之类也。”
字词注释
[1] 尔汝：平辈间以尔汝称，有轻贱之意。
[2] 餂（tiǎn）：今作“舔”。以舌取物，引申为探取。
译文参考
孟子说：“每个人都有不忍心干的事，把它扩充到忍心干的事上，便是仁；每个人都有不肯干的事，把它扩充到肯干的事上，便是义。人们能够扩充不想害人的心，仁便用不尽了；人们能够扩充不挖洞跳墙的心，义便用不尽了；人们能够扩充不受轻贱的实际言行，无论到哪里都符合义了。一个士人，不可以同他谈论却去同他谈论，这是用言语来引诱他；可以同他谈论却不去同他谈论，这是用沉默来引诱他。这便是挖洞跳墙一类的行为。”
核心内容解读
本文中，孟子以层层深入的方式，为我们揭示了儒家道德实践的核心机制：一切高尚的德行，并非外在于人的教条，而是从我们内心最真实、最朴素的情感中生长出来的，是由内而外的德性涌流。这段看似平实的论述，实则是孟子性善论思想的一次精妙演绎，解读了孟子关于仁义的“扩充”之道。它如同一幅心灵地图，指引着人们如何从一隅之善走向无限光明的道德境界。
文章开篇，孟子便直指人心共同的起点：“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每个人都有瞬间触动恻隐的时刻，譬如见孩童坠井而生出的惊惧与同情；也都有内心坚守的底线，譬如不肯偷盗、不肯欺骗的羞恶之感。孟子认为，仁与义这两种宏大的德性，就藏在这“不忍”与“不为”的天然情感之中。道德修养的关键，不在于向外寻求苛刻的律令，而在于向内体认这份情感，并主动将其“扩充”开来。将一时的不忍之心，推广到那些我们原本可能漠然处之的事情上，这便是“仁”；将有所不为的原则，贯彻到所有应当积极去“为”的行动中，这便是“义”。孟子在此将孔子的“推己及人”思想，深化为一种系统的心性成长哲学。
那么，如何“扩充”？孟子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充”。他接着说，如果人能不断充实那不想害人的心，仁德便会如泉涌般不可胜用；如果能不断充实那不屑于钻洞翻墙（喻指一切不正当手段）的心，义行便会无处不在。这“充”字，形象地描绘了道德修养是一个由点及面、由内而外的生长与充盈过程。它不是压抑或伪装，而是让内心本就微弱的善端，像种子得到阳光雨露般，自然萌发、伸展，直至充满整个生命。尤为深刻的是，孟子进一步指出，若能连不受人轻贱的尊严感（“无受尔汝之实”）都加以扩充，那么无论身处何地，言行都能自然合乎于“义”。这便将“义”从具体的行为规范，升华为人格整体的挺立与尊严。
为了说明这种“扩充”的彻底性，孟子特意将笔触引向细微处。他指出，士人不该说话时却故意发言，是用言语讨好；该直言时却沉默不语，是用沉默讨好。这两种“讨好”，其动机与钻洞翻墙的偷窃之心在本质上并无二致，都是对正直原则的逾越。这个精辟的类比提醒我们，真正的仁义，绝非仅仅体现在重大抉择关头，更浸润在日常的言谈举止与意念的纤毫之中。道德的“穿逾”，往往始于内心那些微小的妥协与算计。
这段论述并非孤立之言，它与孟子整体的思想脉络紧密相连。在《公孙丑上》中，他提出了著名的“四端说”，将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视为仁、义、礼、智的萌芽。此处的“不忍”即对应恻隐之心，“不为”即对应羞恶之心。本篇正是对如何将“萌芽”培育为参天大树的实践性阐释。它也上承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并将其发展为一套基于心理自觉的、可操作的修养方法。后世宋明陆王心学强调的“发明本心”、“致良知”，其精神源头亦可追溯至此。
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孟子的“扩充”之道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它告诉我们，道德建设无须诉诸高渺难及的理念，而应从真诚面对与珍视自己内心的良善冲动开始——那片刻的同情，那点坚守的骄傲，那份渴望被尊重的情感。修养的路径，就是自觉地呵护这点星火，并努力让它照亮更广大的行为领域，从对待亲人到对待路人，从恪守本职到担当道义，从慎独时的意念到公众前的言行。这是一个让生命不断走向深厚与广阔的旅程。孟子的深刻在于，他相信人性深处自有甘泉，而德行的最高境界，便是让这泉眼彻底敞开，达到“不可胜用”的自如与丰沛——那是一种由内而外、源源不断的德性涌流。
背景知识介绍
宋明时期的知行观（二）（节选）
（三）知行关系
在“知为本”的前提下，程颐详细地阐述了知与行之间的关系：
第一，知先行后。前文已经说过，行为只有以知为指引才不会出现差错，故“到底，须是知了方行得”。知与行的这种关系就像光照与行路的关系一样，只有先把路照亮，才能前行。以前往京师为例：如果不知道怎么前往，那么即使有想要前往的心思，也不可能成功。以为孝为例：必须要知道如何为孝，如温凊奉养的方法，才能尽孝。因此，“君子之学，必先明诸心，知所养，然后力行以求至，所谓自明而诚也”。程颐指出：“致知”则可以越思越明，久了便会有觉悟；不知而行就是“躐等”，即使勉强去行，也不能持久。
第二，行难知亦难。程颐针对《尚书》“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说法指出，“非特行难，知亦难也”，就像不是没有可以做到力行的人，但很少有人可以明道。道理本为人所固有，按理来讲其实是不难知的，之所以难，是因为人们往往不去致知。致知其实也没有那么容易达到，这里有一个层次的区分，程颐表示，“学为易，知之为难。知之非难也，体而得之为难”，单纯的知道与切实的体会是有区别的，所以“古之言‘知之非艰’者，吾谓知之亦未易也”。此外，“知之”与“体而得之”的区分在程颐那里也相当于“常知”与“真知”的区分，并被表述为“知有浅深”，就像人人都知道老虎会伤人，但只有真正被老虎伤过、对老虎的可怕之处有着深切体会的人才会谈虎色变。程颐以自身为例，说自己现在对经义的理解与二十年前没什么区别，但对个中意味的体会却迥然不同。这是因为在这二十年里，程颐对经义的体会已经从语言文字深入到了内在的生命本身。
第三，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浅。程颐说：“知之深，则行之必至，无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浅。”在常人那里，知与行是割裂的，他们可能知而不行，如知善却不行善，即使能够行，也常常需要勉强才能够达到。这在程颐看来是知得浅的表现。然而，在知得深或真知的情况下，知与行自然就是一贯相连的，绝不需要勉力去行。这就像常人只是知道应该循理，但还需要勉力来维持循理，而君子则是乐于循理，不循理反而不快乐，自然就不需要勉力而为了，所以说“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而且，着意去做难免带有私心、意气。程颐说：“一切事皆所当为，不必待著意做。才著意做，便是有个私心。这一点意气，能得几时了？”因此，程颐在以知为本的前提下强调要把知落实为行，不能只是听别人说、看别人做，必须亲身参与进去，“学者言入乎耳，必须著乎心，见乎行事。如只听他人言，却似说他人事，己无所与也”。他还指出：“天理”是在应用的过程中领会到的，“人固可以前知，然其理须是用则知，不用则不知”。人能够把自己所知的东西发挥到极致，就是圣人了。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到，程颐其实是在孟子与《大学》的基础上把“行”融进“知”中了，所以在他这里没有知而不能行的问题，只有知的深浅问题。他说：“如眼前诸人，要特立独行，煞不难得，只是要一个知见难。人只被这个知见不通透。人谓要力行，亦只是浅近语。人既能知见，岂有不能行？”在程颐看来，只要达到了真知、深知，从知到行就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事情。所以，他不像孔子一样以“安”、“乐”来联结“知”、“行”，而是直接以知贯通行，即知必好、好必求、求必得。然而，程颐没有意识到这一思想的矛盾之处，按照其老虎伤人的事例和“体而得之”的说法，如果没有着实的践履体验，知似乎就无法成为真知、深知。
（未完待续）
参考资料
《儒家思想的当代诠释》，曾振宇，青岛出版社，2023年10月
《孟子通释》，李景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11月
《孟子新注新譯》，杨逢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4月
《孟子译注（简体字本）》，杨伯峻译注，2008年12月
《孟子（中华经典藏书）》，万丽华 蓝旭 译注，中华书局，2016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