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然还有人记得那一段历史，记得那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劳动妇女的名字。
视频上，刘永中不无感慨地提起那段往事：1980年，一位叫冯爱倩的妇女迫于生计，偷偷地在当地县城摆了地摊，货物屡次被收。1982年的5月，她鼓起勇气来到县委大楼，找新来的县委书记谢高华讨说法。两人争论了一个下午，最后谢高华允许冯爱倩在县城摆摊。当年八月，当地县委、县政府决定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当时谁也没有想过这个政策会对这个贫穷的县城产生什么样的变化，但这几个允许却让这个小县城在未来的十年多年里，逐渐影响了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经济。
45年后的今天，摆地摊已经不算什么新鲜事，然而在当年却是“投机倒把”，轻者没收货物，游行示众，重则有牢狱之灭。史料记载，当年某纺织厂女工黄兰英，19岁，倒卖布票获利200元，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判处无期徒刑。农民徐西员因妻子病重，子女饥饿，冒险贩卖农副产品，被判处死刑。冯爱倩卖的货物只是被没收，已经是从宽处理了。
冯爱倩，外号阿庆嫂，1940年5月生，佛堂镇人，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婚后育有五个子女，丈夫在供销社工作，月薪33元，她自己在饭店打工，每天挣9毛钱。为了孩子们能吃饱，她卖掉10担谷子得80元，再贷款300元，以380元本金开始“投机倒把”，偷偷摆摊卖纽扣、鞋带等小商品。货物屡次被没收，眼看着血本无归，逼急了，冯爱倩闯进了县委大院。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1982年5月，投向具有历史意义的那一天——
那天，雨后的县委大院泥泞未干，吉普车的轮子碾过水洼时，一个女人突然从梧桐树影里窜出来，双手死死抓住了车门把手。她浑身滴着水，嘴唇发紫，破旧的布鞋上沾满湿泥，嘶声朝着车里喊：“我靠双手吃饭犯什么法？”
县委书记谢高华是外地人，听不懂她在说什么，却能看出她的愤怒和绝望。他把她请进办公室，召来工作人员当翻译，得知这个女人为了养活五个娃，每天东躲西藏、被市场管理人员驱赶的困境。“你们干部有工资保障，我们百姓怎么活？卖点针头线脑怎么就成了资本主义？”“饿死和坐牢，你选哪个？”
谢高华坐不住了，思虑再三，做出了一个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承诺：“摆你的摊，我跟他们打招呼，不赶你。”
三个月后，湖清门，晨光撕裂铁幕。1982年9月5日，一条毛竹支架与塑料布搭成的简易街市悄然醒来。七百个摊贩踮脚张望，攥着草绳捆扎的货品如同攥着命运的脉搏。
冯爱倩第一个冲向工商所。当印着国徽的0001号个体营业执照交到她粗糙的手里，那张薄纸重如千钧——从此再无需在猪糠里藏针线，再无人能随意斩断养活五个孩子的生计。摊贩们围拢过来：“阿庆嫂，我们总算有活路了！”
的确有活路了。冯爱倩后来回忆说，第一天摆摊除去成本净赚6元多，一个月下来比丈夫在供销社的33元工资多得多。
与此同时，县委县政府进一步提出"四个允许"：允许农民经商、允许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
没有人会预料到露天市场未来的模样，更没有人会想到一个小人物的一时冲动会影响到世界。冯爱倩，一个初中生，还有谢高华，一个小小的县委书记，就此青史留名。
露天市场用竹棚搭建，显得非常“临时”，但这里可以正大光明地做买卖，没有任何风险。一传十，十传百，省内处的商贩蜂拥而来，头一年成交额就高达392万。
多年后，湖清门露天市场摇身一变，成了“购物者天堂”。如今的国际商贸城总营业面积达640万平方米，相当于900个标准足球场。有7.5万个商位，21万从业人员。经营26个大类、210万种单品，日均客流量超21万人次。外贸占比达65%，商品出口全球215个国家和地区。
两百万种商品如星河铺陈的超级市场，最初不过是冯爱倩箩筐里那几枚藏在米糠下面的纽扣；穿梭数十国的新欧班列，起点就是湖清门那条被草鞋踏得发亮的土路。
那起点有个全世界都知道的名字：义乌。
傍晚七点，义乌国际商贸城卷闸门齐齐落下。如雷的轰鸣声中，没有人还记得那场雨后冒死的拦车陈情——但七万个商位里亮起的每一盏灯，都是那张0001号执照映出的光，照着这个世界最朴素的真理：
饿着肚子的人永远能撕开一条出路。
而且印证了经济学家张维迎先生的一句话：
长期看，是普通大众的理念，在决定着中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