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重申明，原创作品，文责自负。
1984年8月16日，完成一年一度的“双抢”，看完洛杉矶奥运会，21岁的我怀揣一纸派遣令，带着毕业证和行李，在母亲的陪同下，转了三趟公交车，在晚霞红透半边天时，晕晕沉沉来到了离家百余里的湘潭县土桥乡卫生院，成了一名白衣战士。
夜晚，院外犬吠阵阵，秋虫呢喃，院内寂静无声。昏黄的白炽灯下，母亲一边帮我整理床铺，一边流泪：“离家这么远，举目无亲，你一个人在这，要是有什么事，怎么办啊？”
“没事的，我一个人能行！”把带来的教科书、《读者》《知音》等杂志码在窗前的桌子上，我信誓旦旦地排解着母亲的担忧。
土桥乡（1995年并入射埠镇）地处湘潭县腹部，隶属当时的射埠区公所管辖。报到后，我接手全乡妇幼保健管理及妇产科门诊、计划生育门诊手术等业务。
刚上班那会，附近村民来卫生院看病或买药时，常在我的诊室门口探头探脑，用看“稀奇”的眼光打量我一番后就转身离开，还故意撂下些话让我听见：才毕业的细妹子，能看好病吗？她还没结婚，就做接生婆，能行吗？
想起在县卫生局报到时，人事股股长让我改行，留在县人民医院做护士，我拒绝了他的好意，执意来这偏僻山村当医生，现在却因为年轻、没结婚，遭到质疑。心高气傲的我，颇不服气，鼻子里暗自哼哼，让你们瞧瞧我的本事。
有了决心和目标，就没去想卫生院的简陋和工作的艰辛，而是全身心投进了角色中。
那时，基层医生主要是凭借望触叩听及自己的临床经验进行诊疗。患者诊疗过程方便简捷。患者就诊，医生诊断后手写处方，患者持处方到药房取药。医生的诊疗器械也很简单，一个出诊箱，一副听诊器、一台血压计、两支体温计（肛表和口表）、酒精棉球盒、一个不锈钢注射器盒子（里面是型号大小不一的玻璃注射器及不锈钢针头），还有镊子、剪刀、止血钳、止血带、压舌板、导尿管等。出诊时，把这些放进出诊箱，再配上一些常见病急用药，譬如安乃近、去痛片、土霉素、四环素、红药水、紫药水、消炎粉等。
乡卫生院以门诊业务为主，没有住院病房和专职护士，肌注、输液、清创缝合等，谁开处方，谁做治疗。妇产科主要是妇科门诊，产前检查，和上环、取环、人流手术等。绝育手术是乡政府集中在一个时间段进行，每次都有上级医院的医生来主刀。产妇分娩多由当地的“接生婆”在家接生。卫生院妇产科医生也是上门到产妇家接生。
进入角色后，我就像一盒“万金油”，药房忙不赢的时候，我就帮着去掌戥称，包中药，发西药丸子。防疫医生做不赢的时候，我就帮忙去注射疫苗。刘院长治癫痫皮下埋药的时候，我去帮他打下手。有人找我看病，我来者不拒，男女老少患者都接诊，中西医处方都开。不到一个月，我就打开了局面。经我治疗的患者开始为我做宣传，他们说，胡医生开的药一吃就好，打针一点都不痛，上环取环也不痛，缝的伤口好了没留疤。口口相传之下，求诊患者越来越多。他们说，她到底是从学校毕业出来的，有点真本事。
在卫生院，除了坐门诊，就是出诊。我的出诊对象多是孕产妇。第一次出诊接生是1984年国庆节那天。
那天，本来是放假，住在本乡的医生们都回家了，我和药房小赵值班。空闲时，我们在她家看建国三十五周年阅兵。快吃中饭的时候，一个男人突然在院子里大喊：“有医生吗？”我们马上出门，只见他满头大汗，神情焦虑，上气不接下气，“你们哪位是医生，我堂客生毛毛，脚先出来了，接生婆冇办法了，要我来卫生院喊人。”
“你慢慢说。我问你答。”我赶忙走进诊室，穿上白大褂，边问他情况，边准备出诊箱和消毒产包。东西准备好了，情况也问得差不多。“走吧。”我跟着他出门，坐在他单车的后座上，直奔他家。
他老婆是一个高龄产妇，多次生育都是死婴。那天，产妇临盆，请的接生婆发现胎位不正，要他到卫生院喊医生去救人。
到他家后，我立即投入接生。消毒、检查、合谷注射催产素加强宫缩，臀位助产，胎儿成功娩出后出现青紫窒息，我立即插管、人工吸痰、口对口呼吸，孩子的哭声穿破屋顶，响彻四邻。断脐后，把孩子交给接生婆处理，发现产妇胎盘滞留，会阴下大号弯盆里的暗红色血液溢出，浸湿了臀下的消毒垫巾。我一边吩咐家属喊拖拉机准备转运产妇，让接生婆给产妇进行腹部按压子宫，一边给产妇进行宫颈注射催产素，继而行人工剥离胎盘术。胎盘完整剥离后，产妇出现了休克早期症状，我换了手套，立即给产妇静脉输液，挂上能量合剂。然后协助家属把产妇抬上拖拉机，一路护送到射埠区医院。产妇被推进抢救室后，我全身发抖，双脚瘫软，跌坐在抢救室门外的地上。
当抢救室门打开，医生告知，“产妇平安”后，我才缓过神。看着身上血渍斑斑的白大褂，不由得后背发凉，一阵干呕。以后多年，我还经常从产妇大出血的噩梦中惊醒。
这趟出诊接生，除了药费外，我收了2.5元的接生费，和一箩筐让我脸红耳热的感谢话。后来，这名产妇强烈要求参加新法接生培训，我把她推荐到县妇幼保健站参加学习，经过严格考核，她成了该村第一位新法接生员，成了我的好友和工作伙伴。
多次参与救急家庭接生，发现乡里“接生婆”的旧法接生存在许多弊端，情况汇报给县妇幼保健站后，站里在我乡进行了“新法接生培训”试点。培训结束后，给获得“新法接生员证”的“接生婆”免费配备了出诊箱和产包。新知识、新装备，大大提高了全乡的新法接生率。继而，“新法接生”在全县推广。当年，全县妇幼保健工作年终考核我乡名列前茅。因个人工作出色，两年后，县卫生局将我调到易俗河区卫生所担任妇幼专干，负责全区八个乡镇的妇幼保健管理工作。
在土桥的两年里，除了每月一次的休假回家，我吃住都在卫生院，天天是工作日。我走遍了土桥乡的所有村子，被产妇家的大黄狗咬伤过虎口，被山上的荆棘撕烂过裤腿。披星戴月出诊，因看不清路，掉下过田坎，崴过脚。我蹭过别人的单车，搭乘过顺路的拖拉机，更多的时候是用双脚走村串户，做产前检查、产后访视、新生儿访视，指导接生员实操，为行动不便的患者上门诊疗。
我不记得自己为多少产妇接过生，也不知帮多少育龄男女做过绝（节）育手术。但我记得吃过不少产妇家送来的红蛋；吃过新法接生员送给我的油炸红薯片、糯米团；收到过患者从山上采来的春笋、鲜蕨、栀子花、映山红。
年逾花甲的我，每每想起土桥，想起那些人和事，想起那两年奋斗的时光，心中依然涌动着暖意。它们不仅滋润了我的青春岁月，更深深镌刻成我生命的底色。它们早已超越记忆的范畴，成为我一生取之不尽的财富，陪我走到了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