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松罗
发小芋头发消息来，说阿爷去世了。
那是我很喜欢的爷爷，走了。
小时候，池头角还没拆以前，房子都是紧挨着的，小孩子吃的都是百家饭，今天窜到东家，明日又跑至西家。
阿爷常在弄堂口支一口锅，炸臭豆腐或者油墩子，他炸一块，我们吃一块，炸一块，我们吃一块，哪怕是高温的滚油里刚捞出来的，烫的嘴皮子都破了，我们也不管，叼起来就跑。
他一回头，盘子里空空如也，也不生气，只会哎一声，一拍大腿，笑着骂，你们这群小瘪三。
瘪三在沪语里是骂人的，但穷人家也叫自己孩子小瘪三，骂的贱，天不管，孩子容易长得大。
所以我们都不怕他，池头角的孩子都不怕他。
我们小学生念课本，一句英文反反复复念，“I have a book”，阿爷在旁边听到了，堆着笑，“我小时候学校里也是念英文的，后来太穷了念不下去了，我还记得book，是书的意思吧？”
我们激动的说，“是啊是啊，阿爷你记性真好”。
阿爷笑的呵呵呵的，皴皱的皮肤泛着激动的红。
阿爷喜欢讲故事。有次他多喝了一小杯黄酒，没嚼他爱吃的放屁豆，絮絮叨叨的跟我们讲解放前的日子。其实他一直想讲的，讲讲他的半生风雨，讲讲他的风餐露宿，讲过了，有人听了，苦也就不算是苦了。然而半大小孩哪有耐心？芋头支开老虎窗大喊一声，“谁要打魂斗罗？”底下轰一声，小孩就全跑了。
我没跑，我喜欢听阿爷讲话。阿爷祖籍是扬州，后来在天津待了大半辈子，他一喝醉，几地口音就混着来，我觉得好玩，只是这点点兴头，实在支撑不了我一直听下去，于是后来我也溜了。
但，就那一会儿，我到如今也还记得，记得他的眉飞色舞和红的发亮的脸庞。
他讲自己还是半大孩子时，去给木匠做学徒，也就你这个年纪吧，每天三四点就要起床，吃饭要候师傅切，师傅切完了学徒才能切，动筷子只能动跟前的，有的菜叫看菜，只能看，不能切的。师傅师娘一个不高兴想打就打，想骂就骂。学徒苦啊，多苦啊，就只盼着有朝一日自己能独当一面，也当上了师傅。
有时候会赚点零花钱。那年头婚丧嫁娶，找一些小孩子在队伍前敲个锣打个铃，一次给30个铜板。每回领了铜板，阿爷会花12个子儿吃一碗阳春面，高记的，他说一直记得，一碗细面，一把碎葱，一勺酱油，再撒几颗开洋，那就算是开了洋荤了。其余的钱，回家乖乖的交给姆妈。
再后来打仗了，学徒也做不下去，要切饭要生存，头一件，却连米都没有。哪像你们如今的孩子，饭不想切了，还剩半碗扔下就跑了，我看着好心疼。我们那时候，米价蹭蹭往上涨，今天一个价，明天又是一个价，老百姓根本切不起的。
但人是要活下去的，他千方百计寻了一条路，能赚一点外快和全家的口粮，就是跟着跑单帮的运黑市米。但运米是极其凶险的，从七宝把米背到南市，途中会经过一条封锁线，所谓的封锁线，就是市区和乡下之间的一条水浜，浜上只有一座桥，桥上设了卡，由“黄毛狗”看守。
黄毛狗这个称呼，我一直弄不清楚是什么，后来猜测可能是皇协军，也称伪军的。
但阿爷说起黄毛狗，是恨之入骨的，特别的激动，那个狗字，总是咬的重。
“黄毛狗”把持着封锁线上唯一的一座桥，要过桥，先验脸，认识的，那就给点钱，也就放过去了。要是没钱孝敬，揪出来打一顿，米被抢走，那都是轻的。
阿爷说，他亲眼看到一对小夫妻过桥，女的直接被日本人拖走了，男的当场打死扔进了水浜里。他们吓得魂不附体。
所以阿爷不敢从桥上走，他们想了办法，扎了很多捆稻草，在离桥远一些的地方，扔到河浜里，就像一座浮桥，人就踩着浮桥过河。但，浮桥本来就不稳，站住了，水能漫没膝盖，要是站不住，就直接载进河里。何况背米的大多是壮年男子，分量重，加上米又吃重，一个不慎，米掉进河浜里，捞都捞不上来，那就噬死老本了。
就是这样也不保险，时间长了，黄毛狗听说了这里有个浮桥，有时会弯过来巡视，阿爷他们听到风声了，急忙把米埋到土里立即跑，等黄毛狗走了再回来。
有一次，阿爷生怕米被别人抢走，跑的并不太远，于是被黄毛狗逮回来了。米也被刨了出来，问，米是不是你的，阿爷不敢说是，承认了那就是一子弹，于是咬死了说不是，还是逃不掉一顿毒打。那是枪架朝下，一下又一下狠狠的砸的，就往脊梁骨砸，砸的浑身是血。
米没了，钱也没了，阿爷踉踉跄跄的回到家，姆妈急坏了，却哪儿有钱请大夫？姆妈于是到街头，花几个铜板买两个烧饼，而后，用调羹刮街角贴地处甚至是茅坑旁的青苔绿藓，又脏又臭，夹进烧饼里吃下去。这是土方，治伤的，阿爷说。
多脏啊？怎么吃的下去啊？我问。
脏有什么办法？命都要没了，谁管脏不脏？幸好他年纪小，才不过十来岁，硬是撑下来了。那个年代就是这样，混乱不堪，小老百姓朝不保夕，挨打是常有的事，每一个铜板都恨不得掰成两半过。
后来呢？我问。
后来就去参军了，阿爷说，轻飘飘的一句话。
也许，更苦更累的那些岁月，他反倒无从讲起了。
只可惜，那个时候，我应该好好听一听的。
说起来，阿爷也是老革命了。但对我们来说，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人，会做木工，会修自来水笔，还会修脚踏车。阿爷是弄堂里的红人，谁家桌腿瘸了，板凳坏了，都会找他来修，他不收钱，他愿意帮忙，他很高兴。
有那么多人需要他的帮忙，他很高兴。
芋头小时候是很调皮的，一个没看住，三分钟上房揭瓦，四分钟下河摸鱼。那时候公园里有个人工湖，水死了，臭烘烘的，芋头带我们挖了红蚯蚓钓小虾，卷起裤腿摸螺蛳。每次兴冲冲拎着蛇皮袋回来，迎接他的，都是阿爷的鸡毛掸子。打一回折一回，打折了好几根，终于有一回，芋头把鸡毛掸子偷偷的扔了，自以为这回天下太平，没想到第二天睁开眼，阿爷举着晾衣服的竹叉满世界揍他。
阿爷不像阿娘那么宠他，阿娘总说他是“宝宝子，囝囝子，”不爱吃青菜，好我们就吃清炒肉丝。吃虾麻烦？好，我们就清炒虾仁。阿爷喜欢给芋头做规矩，搬的都是学生意做学徒时的那一套，吃饭不能挑，夹菜不准翻，只能吃面前的菜，不准吃摆的远的。芋头嫌阿爷不疼他，我不是三代单传么？他叨叨，应该捧在手心里才是啊。
阿爷走前的最后几个月里，老是抓着他反反复复的说，家里有个红木箱子，是我们的传家宝，你要留留好，保存好。什么传家宝啊？芋头爸爸说，那是我和你妈结婚前你娘舅从红木厂的门市部买的，不值钱的，你阿爷老糊涂了。阿爷已经九十几岁人了，全家人都当他糊涂了，谁也没有往心里去。但谁也没想到，连怎么走，他也要自己说了算。
芋头说，几个月前，爸爸突发心脏病，半夜里打120救护车送进的医院，他正好加班，妈妈给他打电话时，他在电话里听到一个尖锐的哭声，从来没有听过的，妈妈说，那是你爷爷在哭。芋头吓坏了，他说从来没有听过阿爷哭，他那么要强的一个人，参军不哭，被毒打不哭，家里揭不开锅时也不曾哭，可是六十多岁的儿子被救护车送走了，他哭的失控，像个孩子。爸爸在医院住了几个月，妈妈陪了几个月，芋头两边跑，给阿爷做饭，回单位上班。阿爷说，我自己能照顾自己，你忙你的。可是阿爷已经走不了路了，眼睛也看不见，耳朵也聋了。他烧水忘记关煤气，大小便失禁他也不知道。那一次，芋头一个人洗了一晚上厕所，他一句话也没有抱怨，却听到阿爷在房间里一遍又一遍内疚的叹，我没有用了，没有用了，拖累别人。
芋头说，我那个时候应该安慰他的，我应该告诉他，全家都很爱他的，可是乱哄哄的，谁也没有顾上他。
芋头为他整理遗物，抽屉拉开来，有芋头小时候用的玻璃镇纸，铁皮青蛙，飞行棋，卷笔刀，摆的整整齐齐，还有他从小到大的照片，从满月到大学，小心翼翼的压在玻璃板下面。抽屉里还有一些杂书，有些是芋头看过不要的，有些是旧书摊上淘的。阿爷没有上过几年学，但建国以后学文化，他上了很久的课，也一直在自学，因而他能看很深的古文。有一本《黄仲则诗选》，很老的版本了，中间一页夹了一枚放大镜，上面一句诗下划了条线，写的是“斫地莫哀终有别”。他以为这是阿爷的遗言，抱着书嚎啕大哭。
他不懂他的孤独和寂寞，我们都不曾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