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领退休金后，每年我都会到这座南方小城住几个月。房子是二十几年前买下的，本想安置父母养老，谁知他们一天也没来住过。一百五十平米的面积对一个人来说，空旷得什么回音都能听见。当然，买房那会儿，压根不会想到这个问题。彼时，我在中关村黄金地段写字楼里的办公室，恰好也是一百五十平米。
小城不大，却历史悠久、气候温润，青山秀水将它温柔环抱。每日清晨，我先去小区附近的森林公园转一圈。出来，在街边小店花十块钱，吃一碗热腾腾的汤粉或馄饨。回家后，便在书房里临一个钟头的帖，再看一小时书。捱到九、十点钟，再度出门，要么去楼下的菜市场买些水灵灵的蔬果，要么，踱到小区的棋牌角，看人下棋，或自己凑上去打几圈牌。
公司破产是十年前的事了。经过一段手脚不知该往何处放的惶惑期，生活才逐渐规律下来。然而人一旦沉下来，就会发现每个城市都像人，不同城市就像不同脾气的人，只有深入它，才能爱上它。加上作息、起居、一日三餐，心里装的事少了，夜里也睡得着了，自然也有时间锻炼身体了。后来，偶遇的熟人一见我便说：“老余，你倒显得年轻了。”哎，我们这拨做公司的，歇一歇，养一养，大约都能年轻几岁。
午睡之后的时间走得更慢了。总之，这日子过得前所未有地闲散，创业那些年透支的闲暇乐趣，连本带利都补偿了回来。偶尔，我也会刷刷朋友圈，看看群里的消息。当年一同起来的老对手、老朋友、老伙伴，还有不少活跃在行业里。有几位已戴上光环，时常在朋友圈分享成功动态。另一些收了摊子的，则散落世界各地，偶尔还有些音讯。我大约属于彻底销声匿迹的那一类，几乎从不主动联系。偶尔想起那裹挟在风起云涌的二三十年创业生涯，竟已恍如隔世。如今的我，更像一个普通的退休老头。
大概是二十年前吧，圈子里开始迷恋跑马拉松。我也跟着跑过几年。我们都觉得，跑马拉松太像做公司了：漫长、忍耐、孤独、坚持。渐渐的很多人就跑不动了，退场了。
老杨曾感慨，这个社会是折叠的，不同的人活在截然不同的层面。他在我们这拨人里，结局算是顶好的。当年我一门心思想把公司做大独立上市时，他果断找到一家财大气粗的上市公司，把自己“嫁”了过去。并购后，他的公司成了一个纯粹的产品事业部，总部喂过来的业务根本吃不完，每年的对赌业绩毫无压力。在我只有进气没有出气、苦捱度日的时候，他早已卖掉手头股票，套了几亿现金，回老家做逍遥的富家翁了。
去年初秋，我到安徽几个城市穷游。抵达合肥那天中午，在街边小酒馆独自喝了二两白酒，忽然特别想找个人说说话。没忍住，主动给老杨发了条微信：“我到合肥了，有空的话，见一面聊几句？”信息刚发出去就后悔了，我们早已不在一个层面，这邀约是否有些不合时宜。
但他很快拨了微信语音过来，“老余！老伙计！你该早点说一声，我好去接你。现在在哪儿？我马上过去。”
很奇怪，我们两个六十多岁的老男人，一见面竟都热泪盈眶，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仿佛是一同从枪林弹雨里爬出来的战友。
2
老杨执意留我在他家住了三天。这期间，我们几乎形影不离。在餐厅喝完酒，便转到茶室喝茶，茶香氤氲中又挪到书房，要不就驱车去郊外。这三天说过的话，比我们认识三十年的总和还要多。他夫人劝他：“你们两个都闲下来了，以后有的是时间聊天，非得一次把话说完？”他不依：“你不懂，这辈子，可算找到一个知根知底又能听懂你每句话的朋友倾诉衷肠了。”
实际上我们哪里算朋友？就是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老对手。我前脚一涉足，他几乎下一秒就杀进来。我们在无数项目上竞争，两家公司的高管和员工也常是针尖对麦芒。但私下打归打，在外面碰见了，仍旧是客气寒暄。有时在酒桌上相遇了，也会交换自己对产品的看法。
九五年，我在中关村电子市场摆摊蹬三轮送货时，老杨还未下场。他大学毕业后在政府单位上班，每月工资不过千元。身为长子，下面几个弟弟妹妹读书全靠他拉扯。跟对象谈了两年，手头拮据也不敢谈婚论嫁。最终把牙一咬索性下海。于是，在海龙电子市场租了一节柜台，就在我摊位的隔壁。那时，我已拥有四节柜台，雇着三四个伙计，算是整个市场数得着的大户。
谈及这段往事，老杨动情地说：“余哥，你是我生命里遇到的第一个贵人啊。那会儿辞掉公职，父母忧心忡忡，本金是老婆从她父母那儿借来的，几乎压上了身家性命。刚站到柜台，两眼一抹黑，哪儿进货，什么价位，全不知道。我就盯着你的伙计学，他们都是老江湖了。你在柜上时，我不懂就问，你也是知无不言。后来，大家都搬进写字楼，我更是盯着你。你代理整机，我也代理整机；你搞布线和网络集成，我也跟着搞；你转向软件做行业业务系统，我也跟着转……几乎是亦步亦趋。公司从几个人，到几十人，再到几百号人。跟着跟着，竟也壮大了。”
我倒从未特别觉得他是在学我。整个行业都是这么发展下来的：配件、整机、集成、软件、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你若不主动跑在前面，也会被环境推着往前，每个阶段都有人掉队。
“九九年倒腾一批货，一下子赚了八万多。那天收摊后数钱数到手抽筋，平生第一次摸到这么多钱，后面好几天人都飘飘忽忽的。下班用黑色塑料袋裹了，紧紧攥在怀里，叫了辆富康出租车拉回出租屋。拿给老婆看，我们俩一整晚像犯了病似的，咧着嘴傻笑。上班十年，也赚不了这么多啊！”老杨说，那年春节过后，他忽然觉得自己是个“有钱人”了。
而我到2000年时，光账上趴着的现金就有两千多万。只赚两三百万的项目，已经很难再让我心跳加速。
我们一起追忆行业三十年的潮起潮落，聊起每个阶段与我们一同弄潮的那批人，各自的起起伏伏；聊起做公司这些年的成败得失，其间甘苦，非亲历者不能明白。
老杨回到老家，是退而不休。每周在当地两所大学给MBA学生上半天的课，也会看一些创业项目。不过他没有转型做投资人的打算，尽管不少老朋友、老部下常发些项目资料给他，盼着他能投天使轮，谁不都知道他手头有好几个亿的现金。
“大部分是AI项目，看不懂了。环境和模式，跟我们那个年代完全不一样，必须承认自己落伍了。”他推心置腹地对我说，“我赚的这些钱，几辈子也花不完。让它们只是趴在账户上吃利息，是一个企业家的耻辱。所以我成立了一个小型基金，不图回报，专门资助那些经营失败、陷入困境的老板，帮他们解决最基本的生计问题。余哥，我们都知道，做公司如履薄冰，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一旦失败了，老板的下场往往最惨，倾家荡产、妻离子散……我想我这点能力，或许能接住他们一下。”
我听了由衷敬佩：“这比投中一个翻几十倍、上百倍的项目，更功德无量。”
“余哥，你生活上若有什么困难，同样可以走基金这边。”他理解我的骄傲，再怎么难，也绝不可能主动伸手的。
我摆摆手，笑道：“退休金足够了，一个人开销不大，孩子们也都独立了。回到简单的生活，对精神、对身体都好。”
公司解散后，头一两年我极不甘心，总憋着股劲想纠集旧部，东山再起。但很快意识到，我们当年起家的那种天时、地利、人和，已不复存在。就像我一个相熟却要约好几次才能见上的投资人，毫不客气地对我说：“老余，你也是老江湖了，怎么还看不清形势？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是时代的产物。”
公司破产，之前有些银行贷款我签的是连带责任。因此，名下资产陆续变卖：十几套房产、几个商铺、一些商业地产和基金，全都填了进去，用于偿还贷款和支付拖欠的员工工资。仍有不少员工索要N+1赔偿，并将我诉至法院。那时，我名下只剩一套六十平米的老房子，还是我到北京后买下的第一套房。法院最终驳回了他们的诉求。我知道，若这套房子也被收走，我就真得流落街头了。五十多岁，我突然成了一文不名的穷光蛋。
旧日几位忠心耿耿的部下，每月轮流主动接济我三五千元。一位同情我境遇的老乡在高校主管MBA教学，聘请我当校外导师，每月去与学生们座谈两三次，每次能给一两千课时费。还有些科技媒体邀请我录制视频，讲述创业故事，报酬颇为可观。我一概婉拒了。为了那点可怜的自尊。
老杨说，他做公司最难熬的，是并购谈成前的那一年，那可是黎明前最深的黑暗。两百多人的研发队伍耗时两年做出的教育云平台，应用效果虽好，却几乎耗光了他全部家底。他将资产全数抵押给银行用来贷款。如果并购最终谈不成，他便将一夜输光。“那一年，我常在办公室熬到深夜。公司空荡荡的，大开间里乌漆麻黑，窗外城市的灯火越是璀璨，我心底的沉寂便越是如死。一个念头难以遏制地滋生出来：推开窗，站上去，纵身一跃……就什么都解脱了。”
我深深共鸣。公司清算完毕那晚，总部整层办公区一片狼藉。我独自呆坐到十点多，出门后没有下楼，而是沿着消防通道，一级一级往上走，直到顶层。检修门没锁，我踏上楼顶，在边缘来回走了好几圈。最后，干脆坐下来，悬着双腿，在那生死之界上，坐了许久。晚风很大，脚下是城市灯火。那晚我心里闪过一百次跳下去的念头：张开双臂，一头栽下，或许能体验一两秒钟飞翔的自由。人们只会看到你风光的一面，绝不会看到背后，更何况是你落败的时候呢。
3
“老爸，今年在哪儿过年？”儿子余鹤鸣打电话来问。
我一愣，不知不觉，又一年了。以前的时间被切割成一块一块的，后来闲下来，对时间反而钝化了。
“你又是怎么打算的？”我反问。儿子大约自有安排，他正在读研，靠项目的补助也能维持开销，早已习惯自己拿主意了。往年春节他都在他妈那边过两天，后面再来陪我两天，其余时间便自己安排行程。
“我妈怕你一个人孤单，让我假期带你出国转转。”现在他们大概已经把我当成需要关照的老头子了。
想当年，我跟赌徒没什么两样，一股脑抵押了所有资产，然后再拼命从银行贷款，第二任妻子逸诗每天看在眼里，比我更焦虑。劝不动便闹，“老余，你不能孤注一掷啊！一旦输光，我们这个家就真的一贫如洗了。儿子才上初中，你忍心让他一辈子都困在这了？”
那时我早就养成了说一不二的个性，只要还有一丝点希望就绝对不会放弃。她提出离婚时我想这至少能为他们留条后路，等公司起死回生了，完全可以复婚。然而，就在儿子考上大学那年，公司被清算了。逸诗还年轻，后来选择了再婚。为此她还专门与我长谈一次，诉说她的苦衷。我很理解，也真心祝福了。这些年，她偶尔会通过儿子转达对我的关心。她说年轻人有自己的生活，我最好别成为他的拖累。
我告诉儿子，我每天过得挺充实，让他安心安排自己的事就好。
“好吧，老爸，那我就不‘安排’你啦。”他果然有自己的计划，大约是交了女朋友。
我们每周都会视频聊天一次，父子之间没什么隔膜。他姐姐欣雨则不同，只知道在美国工作，具体情况我不甚了解。我是前几年才问到她的微信，每次我试图关心，她总是隔很久才回复几个字。我与第一任妻子刘莉离婚时，她才七八岁。
刘莉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台资板卡厂做财务，我常去进货，跟她结账，一来二去便熟了。我开始约她吃饭，起初纯粹是为了能多拿货——那时是卖方市场，有货就意味着有钱赚——约了几次，竟真谈出了感情，顺理成章结了婚。自然，我拿货就比别人便利多。一金杯的货送出去，就能赚十几万，真是日进斗金。但刘莉的个性也逐渐显露，她不像外表那般柔和，内心反而非常刚强，控制欲也强。她把姐姐和弟弟都弄进公司，一个管财务，一个管采购。起初我尚能勉强容忍，后来传统配件生意难做，公司转型做整机代理，她索性辞职，正式加入。每每我没开口，她便先发号施令，凌驾于我之上。再加上她家人的诸多掣肘，冲突日益频繁，家里时常爆发激烈争吵。裂痕越来越深，终至无法弥合，最终以离婚收场。回过头看，那时大家都更看重金钱利益，毕竟都是农家出身，穷怕了。离婚后，她自己倒腾了几年房地产，赚了不少钱，随后移民美国，把余欣雨带走了。
公司最鼎盛的那几年，我曾想弥补这个久无音信的女儿，托人向刘莉转达，她回绝了，“不必，我们在美国还混得下去”。我想，她对我的怨恨，始终未能释怀。在我人生最败落的那段日子里，有时甚至会梦见她开香槟、放鞭炮庆祝的样子。
唯一庆幸的是，我跌落谷底时，父母均已不在人世。他们不必在另一个世界，仍为我深切的忧虑。
我想，过年还是回北京那套老房子吧。房子大了，人就容易觉出孤独来。
4
春节前，林越、赵岩、陈树峰、朱青侠四位旧部约好了一起来看我。起初他们在酒店订了包间，还想叫上其他人，搞个年度聚会。这几年我不爱往那种场合去了，便与他们约定：来家里，别带东西，我炒几个菜，像一家人一样聚聚。他们都是大学毕业后被我招进来，着力栽培，很年轻时就独当一面，一直感念我的知遇之恩，对公司的感情比寻常员工深得多。如今，林、陈二人有自己的公司，经营得不错；赵、朱则在大厂担任高管。不过一晃眼，他们都是满面风霜的中年人了。
我是闲下来后才开始认真学做饭的，跟着短视频教程，几年下来竟练出了不错的手艺。几个小子常夸我可以开个私家菜馆。聚会那天，我一大早就去菜市场采购最新鲜的食材，回来洗净、切配、腌制，一切准备妥当，掐着他们到的时辰下锅。
客厅摆开一张小圆桌，五人围坐，虽然紧凑，却更显热闹了。他们在我家很是放松，当年在公司时，他们说话就比较随便。家里很久没这么喧腾过了。我做了红烧肉、啤酒鸭、爆炒毛肚、冬笋炒腊肉、清炒豌豆尖，切了一盘自家灌的香肠，又炖了萝卜排骨汤，最后打了个西红柿鸡蛋汤。台面摆得满满当当。林越提来两瓶茅台。斟满酒杯后，他举杯提议：“第一杯，敬我们永远的老大！”四人齐刷刷站起来，敬我。
我端起酒杯，心头一热，眼眶有些发潮：“做三十年公司，能攒下你们这份情义，值了。”这是我的肺腑之言。我知道身边不少同行，公司垮了后千金散尽，昔日的员工反目成仇，背后骂声不绝，甚至落井下石。
酒至半酣，林越对我说：“老大，您还不知道吧？黄胜华那个王八蛋，前两天被检察院叫去‘协助调查’了，到现在快一个月还没出来，估计是犯事了。”另外几个也附和道：“该！活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我听了，心中却并无一丝快意。公司败落那阵，我确曾对他切齿痛恨，甚至盘算过如何教训他，让他在行业内身败名裂。但等怒火平息，一次次冷静复盘后，我明白了：公司的败落，不能全然归咎于他的背叛。我在战略上的重大误判，才是最致命的。
2000年后，公司业务全面转向系统集成，原有的销售队伍能力跟不上，我换上了一批新血，黄胜华便是其中之一。他为人聪明、好学、肯吃苦，业绩突出，没过几年，我便将他提拔至副总，他干得极为出色。为表激励，我额外拿出5%的公司股份奖励他。
时间跳到2010年，移动互联网概念风起云涌。当年一同起步的老板里，有两位搭着这股东风成功登陆科创板。我从平视他们，变成了需要仰望。心里憋了一股劲，决定要搞一个移动社交软件。恰巧那时打通了某运营商高层的关节，若能合作，借助运营商的渠道推广，产品很快便能覆盖海量用户。我决定将这块业务单独成立公司进行研发。精力自然更多地倾斜于新业务，而传统那块则全权交由黄胜华负责。传统业务当时仍在盈利，正好可以为嗷嗷待哺的新业务输血。当然，事先我也与黄胜华谈过，新业务若能做起来，在上市股改前，必然有他一份。我自认为这样的安排合情合理。
如此运行了两年多。一天深夜，一名销售中层向全集团员工群发了一封邮件，指名道姓揭露黄胜华在外另设公司，将本属于公司的项目签约到自家公司，却由原公司承担人员工资及其他成本。邮件中详细列出了那家公司的所有中标信息，许多正是原公司参与投标却未中的项目。而那家公司的法人，正是黄胜华的弟弟。粗略一算，两年间被转走的项目金额竟高达三亿多。难怪传统业务每况愈下，几乎到了亏损的边缘。
这一手无疑是釜底抽薪。我万万没料到黄胜华会做出这种事，我待他不薄啊！这么多年跟着我的老臣，就他一人享此殊荣，堪称“异姓王”。当时，我被愤怒冲昏了头脑，瞥见办公室墙上挂着一把从西藏带回的开刃藏刀，拔出来就要去找他。有人通风报信，他连滚带爬地逃了出去。事情既已公开，便再无转圜余地。他一不做二不休，几乎将整个销售团队都带走了。过了很久，我才慢慢想通问题所在：他负责的传统业务不断为新业务输血，年底却因公司整体状况无法分红，而新业务又未给他明确、及时的股权保障，心理逐渐失衡。手下几个亲信再一怂恿，“闹独立”似乎也成了某种必然。类似的背叛，在我们这种股权结构模糊的公司里太常见了。
赵岩又说，从前与我们关系密切的那位运营商高层，后来因贪腐案发被捕了，那条线上牵涉了不少老板。
“可不是嘛，”我啜了口酒，“当年若那个系统真顺顺当当地跟运营商合作成了，今天的我，会不会也受到牵连呢？”人生啊，无法假设。
酒意渐浓，他们开始感叹起人生无常。我坐在一旁，静静地听着，窗外的暮色一点点漫进来。
5
再过几天便是除夕了，鹤鸣和女友的寒假环球之旅已到了第三站——埃及。清早醒来，便看见他在微信里发来的许多张金字塔照片，在朝阳或落日下显得古老而神秘。去附近公园逛一圈吧，大街小巷的人明显稀少了，连棋牌角都冷清得找不到牌友，年关时节，家家户户不是出游，便是团聚了。我苦笑着回家。看来，仍只能靠写字看书来打发了。
练字十年，笔墨间总算有了些扎实的功底。昨日兴致忽至，写了一幅自作的小诗发在朋友圈。许久不联系的老朋友、老熟人们见了，竟纷纷点赞留言。老杨直接打来电话：“行啊余哥！你这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我看你这字，比那些咋咋呼呼的所谓书法家还好！赶紧的，给我写一幅，我裱起来挂书房！”
我当然清楚自己远未达到专业水平，老杨的溢美之词，更多的是老友间的鼓励。
出人意料的是，刘莉竟然也打来了电话，声音平淡：“老余，我带女儿回国了。有空的话，见一面。”她告诉了我酒店名称和房号，没多说便挂了电话。
撂下电话，我一阵不安。她的语气听不出喜怒。我依约前往她们下榻的酒店，她提前预定了一间安静的会客室。我推门进去时，母女正坐在面向门口的沙发上，静静地望着我走进来。
刘莉见老了，比年轻时更清瘦些，两颊微微凹陷，脸色苍白。余欣雨的模样很像她母亲年轻的时候，瘦长脸，宽额头，尖下巴。她的眼神很亮，当我们目光交汇时，我能感到那目光里复杂的审视与一丝好奇。二十多年了，我们父女未曾谋面。
“刘莉，欣雨……你们，还好吗？”我有些结巴地吐出这句开场白。
刘莉对女儿轻声说：“这就是你爸爸。从前，也是中关村算得上号的风云人物。”余欣雨看着我，嘴唇动了动，终于喊出一声：“爸爸。”
我赶忙应了一声，喉头一哽，眼眶已然湿了。
刘莉告诉我，她是去年从熟人口中得知我这些年的状况的。“你呀，赌性太重。说穿了，就是草莽出身带来的那种执念，总想着要称王称霸，不肯收手。”我只好向她打躬作揖，求她嘴下留情。她长长地叹了口气，进入正题。此次带女儿回国，一是探望老家年事已高、身体每况愈下的父母；二来，女儿毕业后在谷歌工作了几年，这两年与人合伙创业，产品已经有了雏形，想要借考察的名义尝试进入中国市场。
“你这个当爹的，这次不能再袖手旁观了吧？”
我踌躇半晌，又看向欣雨那对充满期待的眼神，心肠怎么也硬不起来了，只好说：“老爸愿意为了女儿再披挂上阵一次。就怕……廉颇老矣。”
“依我看，是‘老马识途’更贴切。”刘莉打断我的话。
晚上我们一起吃了顿便饭。刘莉说起她的身体这几年总出状况，去年查出肺部有个肿瘤，幸亏发现得早，给切除了。“但毕竟元气伤了，总容易累。回想起来或许也跟我这倔脾气有关。”她说最近时常想起和我共同生活工作那几年，“那时我不甘心只在你身后打辅助。现在我们都老了，这辈子的恩怨也该一笔勾销了，毕竟未来是属于他们这些孩子的。”她说完就笑了，曾经斤斤计较的那些东西，现在想来都是何必。
欣雨则是向我兴致勃勃地介绍她的产品，是关于AI应用的。我只能听出大概，技术却无法全部理解，不过那份刚刚创业的热情却是再熟悉不过了。
回到家时夜已经很深了，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心底那片沉静了许久的湖，经过今天，已有层层涟漪正在漾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