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初，秦始皇在沙丘平台逝世，遗命本是立公子扶苏的。但赵高却伙同李斯，擅自篡改遗命，矫诏说立的是公子胡亥，逼公子扶苏自杀。就这样把秦二世扶上了皇位。
秦二世即位时究竟有多大呢？这个看似不是问题的问题，在后世的史书中始终存在着争议。
司马迁《史记》里记载“二世皇帝元年，年二十一“；而在《秦记》列皇世系表上则载有”二世生十二而立"；这两者有着明显矛盾。有的人认为司马迁的《史记》比较权威；但也有不少人认为秦二世登基时应该十二岁。我是倾向于后者的。原因有四：
一是秦始皇有二十多个儿子，而胡亥最小。秦始皇最后一次出巡时才四十九岁，作为幼子，从年龄段上看，十二岁较为可信。虽说古代皇帝妃嫔众多，一年生几个子女也是稀松平常之事。但秦始皇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不至于如此沉湎于床第之事的。
二是秦始皇出巡前，“小儿子胡亥很羡慕，请求跟着去，始皇答应了他”。当时的秦始皇承皇位已久，积威甚重，一般人在他面前连头都不敢抬，而胡亥却能轻松自然地表达自己的欲望，毫无害怕的感觉。从这方面来看，当时的胡亥应该只是一个受父亲宠爱、可爱的幼童。始皇带他随行，也只是表达了一个父亲对幼子的溺爱，并不是带有考察的意图。
三是秦始皇临终前，毫不犹豫地把国家交给与自己治国理念迥然不同的公子扶苏。如果胡亥已有二十一岁，又在赵高的培养下，精通法律条文，天纵奇才，那么秦始皇没有道理丝毫不考虑他的。
四是二世被扶上皇帝的宝座之后，完全无所适从，说话做事幼稚荒谬之极，基本没有自己的主见，懦弱至“鹿马不分"，十足的一个傀儡。如果他已二十一岁，还如此弱智，怎能获得秦始皇的宠爱；再者，在皇家这座勾心斗角的宫殿里成长起来的公子，哪一个会是省油的灯，怎么可能心甘情愿地接受赵高摆布。从这一点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凡事他总是依赖赵高，因为他只是一个十三四岁的顽童。
二
应该说，胡亥童年时期的教育还是比较正统的。对上下尊卑、父子纲常等传统伦理观也是认同的。他早期并没有要当皇帝的欲望。这从他一系列的表现中就可以看出来。
赵高扣留秦始皇给扶苏的书信时，问胡亥：长子一到，马上即位为皇帝，而您却没有尺寸封地，该怎么办？胡亥回答说：“本该如此啊。我听说这样的话，明哲的君主了解自己的臣属，明哲的父亲了解自己的儿子。父皇去世，不封其余的儿子为王，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赵高说：“并且如此。当今天下的权柄，存亡予夺就在于您和我以及丞相手里，希望您能考虑此事。再说以人为臣与被人当臣，控制别人与被别人控制，哪能同日而语呢？”
胡亥说：“废黜长兄而立幼弟，这是不义；不遵奉父皇诏令而贪生怕死，这是不孝；能力浅薄，才能低劣，勉强倚仗他人取得成功，这是无能。三者都违背道德，天下不会服从，自身将会倾覆危亡，宗庙社稷也将无人祭祀供奉。”一席话说得义正辞严，正气凛然。
赵高却说：“我听说商汤王、周武王杀死他的君主，天下称为义举，不算不忠。卫君杀死他的父亲，卫国记为德行，孔子在《春秋》中载录此事，不算不孝。干大事不必谨小慎微，行大德无需推辞谦让。所以说只顾及细枝末节就会忘记当务之急，事后必然会有后患；生性多疑，犹豫不决，以后必然会有悔恨。当机立断而敢作敢为，连鬼神都要回避，最后必能成功。希望您完成此事。”
胡亥叹息说：“如今父皇丧事未发，丧礼没了，怎能用这样的事来要求丞相呢！”赵高说：“时机啊时机，一过瞬间片刻就来不及再筹划了。（应该像那赶路人一样）装足干粮，扬鞭跃马，唯恐耽误了时间！”
赵高这奸宦，确实有点诡辩之才。把一个矫诏篡权、大逆不道行为，说得好像高举义旗、吊民伐罪的正义之举一样。他这种洞悉人性、颠倒黑白的辩术连权臣李斯都招架不住，更何况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孩子呢！再说，胡亥心里也未必全无篡位的想法，那心灵深处黑暗的火种一旦被点燃，欲望之火瞬间就会蔓延成燎原之势，又怎能轻易遏制得住呢？
就这样，秦二世扭扭捏捏、半推半就地登上了皇位。成了赵高和李斯手中的玩偶。
三
一个人在十三四岁的时候，正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养成的初始阶段，因此老师、家长的教诲至关重要。正确的引导能让人积极向上，奋发有为；错误的引导足以使人的一生万劫不复。
那么把二世扶上皇位的丞相李斯、老师赵高又是怎样来引导、指导这位小皇帝治国理政的呢？首先来看李斯。
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事后，秦朝各地郡县纷起响应，山东六国盗贼四起。二世为此谴责丞相李斯：“身居三公之位，为何使盗贼猖獗至如此地步？”
李斯十分惶恐，但又贪恋官爵名禄，便迎合秦二世的心意，上疏应答说：“贤明的君主，必定是能对臣下施行考察罪过处以刑罚的统治术的人。所以申不害认为，拥有天下却不恣情放纵，称之为‘把天下当作桎梏’的原因，并不是别的，就在于君主不能对臣下明察罪过施行惩处，反而以自身之力为天下平民百姓操劳，即如唐尧、夏禹那样，故此称之为桎梏。
不能研习申不害、韩非的高明法术，实行察罪责罚的手段，将天下作为使自己快乐的资本，而只是致力于劳身苦心去为百姓效命，这样就成为平民百姓的奴仆了，而不是统治天下的君王了，有什么值得崇尚的呢？
所以贤明的君主是能施行察罪责罚之术之人，在上独断专行，这样权力就不会旁落至下属臣僚手中。然后才能阻断实施仁义的道路，杜绝规劝者的论辩，独自称心如意地为所欲为，谁也不敢抵触反抗。如此，群臣、百姓想补救自己的过失还来不及，哪里还敢去图谋什么变故呢！”
二世看了奏疏十分高兴。便依此“照葫芦画瓢”，更加严厉地实行察罪惩处，以向老百姓征收重税的人为有才干的官吏，以杀人多的官员为忠臣。结果使得路上的行人有一半都是受过刑罚的罪犯，死人的尸体一天天成堆地积陈在街市中。秦朝的老百姓因此更加惊骇恐惧，一个个都想起来造反。
四
那么，作为老师的赵高又是怎样引导秦二世的呢？
秦二世曾对赵高说："人生在世，就如同驰骋六马，越过裂开的缝隙，时日苦短。我既然已经君临天下了，想满足耳目喜好，尽心志所乐，以享尽我的寿命，可以吗？“
赵高说：”这是贤明君主可行，而昏乱君主应禁止的事。虽然如此，目前还是有些应该收敛。请听我说：对在沙丘所谋划的事，诸公子和大臣都非常怀疑；那些公子都是皇帝的兄长，大臣又都是先帝所设置的。现在皇上即位不久，他们内心都还不服气，恐怕迟早会有人叛变。微臣整天战战兢兢，唯恐难终天年，皇上怎可在此时享乐呢！“
二世问：“那怎么办呢？”赵高说：“陛下应严格执行法令，加重刑罚，使犯罪的的人彼此连坐，诛灭大臣及宗室；然后安抚收用各国遗民，贫穷的给予财富，卑贱的赐予爵位。全部消灭先帝的旧臣，另外设置亲信的人。这样陛下就可以纵已所欲，高枕无忧了。”
二世认为很对。便更改法律，使其更加苛刻。只要大臣、诸公子犯罪，就交给赵高严治。有十二位公子被处死在咸阳市，十位公主被分裂肢体，死于杜县。至于财物被公家没收，受牵连而被捉拿的，更是多得数不胜数。
赵高仰仗着皇帝的恩宠肆无忌惮，独断专行。因为报一已私仇杀害了不少人，他害怕大臣们到朝廷奏报政务时揭发他，就劝秦二世说：“天子之所以尊贵，不过是因为群臣只能听到他的声音，而不能见到他的容颜罢了。况且陛下还很年轻，未必对件件事情都熟悉，现在坐在朝廷上听群臣奏报政务，若有赏罚不当之处，就会把自己的短处暴露给大臣们，似此便不能向天下人显示你的圣明了。所以陛下不如拱手深居于宫禁之中，与我和熟习法令规章的侍中们在一起等待事务奏报，等大臣们将事务报上来以后再研究处理。这样，大臣们就不敢奏报是非难辨的事情，天下便都称道您为圣明的君主了。”
二世采纳了赵高的这一建议，从此便不再坐朝接见大臣，常常住在深宫之中。赵高在宫中侍奉，独掌大权，一切事情都由赵高决定。
五
那么被李斯、赵高这样的“教育理念”培养出来二世皇帝变成了什么样的人了呢？
当时山东郡县的青年人苦于秦朝官吏的苛酷统治，纷纷响应陈涉，杀死他们的守尉令丞起来造反。谒者出使回来，把叛乱严重的情报报告了二世。二世非常气愤，就把谒者交给狱吏治罪。后面的使者回来了，二世问他情况，使者便回答说，只是一群小毛贼，郡县都尉正在追捕，现在已全部抓获了，不值得担忧。二世就很高兴。
眼见关中的盗贼成郡地起来造反，危机再也瞒不住了。右丞相冯去疾、左丞相李斯、将军冯劫便进谏说：“盗贼之所以这样多，主要都是因为屯戍边地、水路运载、陆路运输和土木兴作等各种杂泛差役使百姓太劳苦，赋税过于沉重造成的。希望停止阿房宫的修建，减少四方边境的屯戍和运输任务。”
二世说：“我从韩非子那里听说：尧、舜的栎木屋椽不加整治，茅草屋不加修葺，吃饭用土碗，喝水用瓦盆，即使是供给看守城门的吃食和用品，也不会俭薄到这种程度。禹开凿龙门，使大夏畅通，修治河道，疏导积水，引入大海，亲自拿着筑墙的杵和挖土的锹，（两腿整天泡在泥水里）小腿上的毛都掉光了，奴仆的劳苦程度也不比这更厉害。
而我以为，大凡是尊贵而掌握了天下的人，应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主要是着重宣明法治，下面的臣民才不敢胡作非为，以此来统治天下。像那虞、夏的君主，贵为天子，却亲自处于劳苦的实境，来顺从百姓，这还有什么法治可言。我尊为万乘之君，却没有万乘之实。我要制造一千乘车驾，设置一万乘的随从徒众，来符合我的万乘之君这一名号。
先帝起于诸侯，兼并了天下。对外抗御四方夷狄，使边境安宁；对内兴修宫殿，以显示自己的得意之情。你们也看到了先帝功业的开端和发展。如今在我即位的两年之间，成群的盗贼同时并起，你们非但不能加以禁绝，又要废除先帝所做的事情，这是对上无以报答先帝，其次也是不为我尽忠竭力。你们凭什么处在现在的职位上呢？”
于是便把冯去疾、李斯、冯劫交给狱吏囚禁，审查追究他们的各种罪行。冯去疾、冯劫说：“将相不能身受侮辱。”自杀而死。李斯则被监禁狱中，遭受了各种刑罚。
听了秦二世的一番高谈阔论，似乎感到有些耳熟。仔细再一想，这一套治国理论不正是李斯传授的那一套吗？不知李丞相身处狱中，回味起这一番话，有何感触呢？
六
强大的秦朝仅二世而亡，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比如：滥杀王族大臣、严刑峻法、赋税太重、修建阿房宫骊山等。
但作为把二世推上皇位的李斯和赵高，掌握朝廷大权的重臣，则是负有不可推卸的直接责任。如果他二人能尽心竭力地辅佐二世推行德政，稳施法治，富国强兵，秦朝也许就能按部就班地平平安安地走下去。但此二人却给秦二世灌输了错误的思想和理念，直接把他送上了断头台，致使一个莫大的王朝就此灰飞烟灭。
李斯与韩非师从荀子，和申不害等都是当世名动天下的法家。李斯此人虽然很有才能，但本质上却是一个趋名逐利之徒。譬如：他把韩非推荐给秦王，却自知自己比不上韩非，所以又构陷韩非，逼他自杀。因而人品一向为后世人所不齿。而赵高因精通狱政，被始皇用为中车府令，并派他教导胡亥，断决诉讼案件。所以他们俩教导胡亥推行依法治国的理念是理所当然的事，这本身并没有错。因为秦国从商鞅起，就一直是一个崇尚法治的国家。
但赵高和李斯为了满足个人私欲，却诱导秦二世滥用法度，随意株连，搞肃反扩大化，怨杀了不少王公贵族和平民百姓，使得整个社会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搞得国无宁日，人人自危，处处狼烟四起。
试举一例说明：公子将闾三兄弟被囚禁，二世派使者对将闾说：“公子无人臣之体，罪当处死。”将闾不服，说：“对朝贺之仪，我从来都遵从赞导九宾之礼；对祭祀之典，我一向不敢失去礼节；承受皇命，应对宾客，我从不敢失言。怎能以不臣之罪，加之于我呢？但愿知罪而后死！”使者说：“我不知缘由，只是奉命行事！”将闾便再三仰天高呼：“我没罪！”兄弟三人哭泣着拔剑自杀。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对待自己兄长都可以不列罪状，不经审判，只以一句“无人臣之体”而令其自杀，更何况对待普通无辜百姓呢！
李斯还以错误的“统治术”引导秦二世，说君王不必像尧舜禹那样，事事身体力行，劳心劳神，当老百姓的奴仆。而应高高在上，独断专行，实行“察罪惩处”。这样就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十三四岁的年龄，正是童心未泯、玩心正盛的时候，一听还有这样轻轻松松、不用吃苦受累、可以恣意妄为的统治术，那岂不是趋之若鹜。迎合主子心理，送上他想要的，而不是送上对的，这是权臣应该做的事么？
至于赵高，则更是狠辣。用花言巧语把秦二世禁锢于深宫之中，干脆不让他与外面的大臣见面，所有的奏报都由他来传递。对自己有利的就送上来，对自己不利的就压下去。甚至连丞相李斯，想觐进二世一面，都没有机会，把内外消息完全阻断。
这两个人，一个教会了二世妄自尊大，忘乎所以，恣意妄为。一个则让二世闭目塞听，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聋子和瞎子。如此不仅是盲人摸象，而是盲人骑瞎马了。国事岂能不日渐衰颓，最终亡国灭种呢！
七
李斯曾劝谏二世，说赵高专擅赏罚大权，又极端追求功名利禄，长此以往，一定会出乱子。
二世却袒护赵高说：“这是什么话！赵高虽然就是个宦官，但他却从不因处境安逸而放肆胡作非为，不因处境危急而改变忠心，他行为廉洁向善，靠自己的努力才得到今天的地位。他因忠诚而受到任用，因守信义而保持职位，朕确实认为他很贤能。但您却怀疑他，这样为什么呢？况且朕不依靠赵高，又能任用谁呀！”
秦二世对赵高评价极高，又如此信任和依恋赵高，但赵高又是如何对待他的呢？
沛公率领几万人屠毁了武关时，派人私通赵高。赵高见情势危急，为了保全自己，就想废掉二世，立公子婴做皇帝。于是他就派自己的女婿咸阳令阎乐，带人闯进望夷宫殿门，径直进入二世住处，用箭射向二世坐息的帷帐。
阎乐来到二世面前，列举他的罪状说：“你骄横纵恣，屠杀吏民，无道已极，天下百姓一起背叛了你，你自己作打算吧。”二世说：“我可以见见丞相（赵高）吗？”阎乐说：“不可以。”二世说：“我希望得到一个郡，去做一郡之王。”阎乐不答应。又说：“我愿做万户侯。”阎乐仍不答应。二世最后说：“希望和妻子儿女成为平民百姓，和那些公子们一样。”阎乐说：“我受命于丞相，替天下百姓处死你。虽然你说了许多话，但我却不敢向丞相报告。”于是指挥士卒向前进击。二世自杀。
秦二世的一生，看似显赫无比，其实却是悲摧的一生。他本可以有一个快乐的、无忧无虑的一生。但因贪恋皇位，不顾自己德行才能浅薄，被同样怀有贪欲之心的赵高和李斯推向皇位，又在他俩的恶意诱导之下，一步一步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其实从即位那天起，就注定了他悲剧的人生。说起来，他也是个可怜的少年。但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也正印证了那名老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