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汉代的宰相是采用领袖制的，而唐代宰相则采用委员制。换言之，汉代由宰相一人掌握全国行政大权，而唐代则把相权分别操掌于几个部门，有许多人来共同负责。
2.中国政治上的传统观念，对于意见之从违抉择，往往不取决于多数，常取决于贤人。春秋时即有“贤均从众”之说，哪一人贤就采用哪一人的意见，假如双方均贤，则再来取决于多数。贤属质，众属量，中国传统重质不重量。中国人认为只要其人是贤者，就能够代表多数。不贤而仅凭数量，是无足轻重的。（众人被“贤人”代表了）
3.唐代中央政府的组织似乎较汉代进步了，但以地方政府论则唐不如汉。唐代已经渐进到中央集权的地步，逐渐内重而外轻。唐代的县比汉代的县要小，而且唐代的地方长官，其职权比重，较汉甚远。
4.唐代监察史论系本源，是御史官，而属于监察之职者，但逐渐演变成了地方长官，还是最高一级。这样地方行政就由原来的两级变为三级，对地方行政，极有流弊。如节度使在其地域可以指挥军事，管理财政，甚至掌握用人大权，于是便形成了“藩镇”。虽然本意在于中央集权，而演变所及，却成为尾大不掉，东汉末年之州牧，即已如此，而唐代又蹈其覆辙。（中国是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家，必须得统一，却不宜过于过分的中央集权。）
5.全国人才集中到中央，这不是件好事。首先是地方无才，不仅地方行政要减低效率，而地方风俗文化也不易上进。所以中央集权不是件好事，而中央集才也不是件好事。
科举制度其实是在开放政权，这是科举制度之内在意义和精神生命。汉代的选举，是由封建贵族中开放政权的一条路，唐代的公开竞选，是由门第特殊阶级中开放政权的一条路。
6.唐代的租庸调至之所以能够推行，全要靠账籍之整顿，唐初的人口册是极完密的。一个人，从出生到成丁到老死都会登记在上。但后来由于人事的松懈，出现某一家的年老长者逾六十，但他的名字还没有销去，小孩子长大了，但是没有添列新丁等等，账籍渐渐与实不符。可见每一项制度之推行与继续，也必待有一种与之相当的道德意志和服务忠诚之贯注，否则徒法不能以自行，纵然法良意美，终是徒然。（亦可见信息完备和准确的重要性）
7.汉代创行盐铁政策，是节制资本，不让民间有过富的。而唐代的经济政策，其主要用意在于不让民间有穷人。租庸调制的最要精神，不仅在于轻徭薄赋，尤其在于侧重“为民制产”。每一穷人，政府都设法授田，使其可以享受水准以上的生活。
8.唐代中央政府之组织，结束了上半段历史上的三公九卿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尚书六部制。论选贤与能，结束了上半段的乡举里选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科举考试制。论租税制度，结束了上半段的田租力役土贡分项征收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单一税收制。论到军队，结束了上半段的普及兵役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自由兵役制。综此几点，我们可以说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在政治制度方面的一个最大的转折中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