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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活着，感觉不到脚下的国家。

十步之外，听不到我们说话。

可是，只要从哪里冒出半句，

哪里就会想起那克里姆林的山民。

他肥胖的手指，像油腻腻的蛆虫，

准确的话语，像重量级的秤砣。

他一丛蟑螂的触须满含笑意

还有一双大皮靴光灿四溢。

一群细脖颈的头领凑在他周围，

半人半妖的仆从任凭他游戏，

有的嘘嘘，有的喵呜，有的哭啼啼，

唯独他一个，像个粗婆娘杵在中央。

他发出一道道指令，犹如钉马掌——

朝大腿根，朝脑门，朝眉心或眼眶。

无论怎样的处决，都是他的马林果[1]

让他挺起奥塞梯人[2]宽阔的胸膛。

（王嘎 译）

这是一首著名的“亵渎之作”，诗中的主人公，全世界人都知道。当作者以挑战的姿态将艺术抛开之际，作为艺术元素的形象性依然完好地保留在这十六行当中。以赛亚·柏林称这首诗为“无需任何评论的精妙绝伦但又令人不寒而栗的小诗”。作者是跟1958年诺奖得主帕斯捷尔纳克齐名的另一位俄国天才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生长在彼得堡的犹太人，深受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熏染的纯粹艺术家，对世界文明怀有深沉的眷恋，崇尚严整有致的自然法则。在曼德尔施塔姆笔下，彼得堡大理石与花岗岩庄重华美的雕塑和建筑，正是规则与形式的永恒象征。在诗人看来，他所置身其中的人类现代进程，不是自然之道在现实中的对应或投射，不是理性与人道主义的凯旋，倒是一种对世界原型的“非人化”的扭曲和颠覆。曼德尔施塔姆曾以充满博物学意象的奇异诗行，描写了人性在“进化阶梯”上的逆向式演化，即从高到低的逐级沉降，直至跌入“大自然不再需要我们”的万劫不复之境（《拉马克》，1932年）。

面对俄国新时代的发展趋势——犹如割断传统与现实的“强行闯入的外来物”，诗人以赤子情怀，持守着柏拉图式的文明理念，对一切人为强制所带来的流变和不确定性都怀有本能的敌视，甚至甘愿飞蛾扑火般地投向绝对自由与抽象自由的烈火。就此而言，曼德尔施塔姆与讲求“顺服于天命”的帕斯捷尔纳克，堪称俄国精神史上差异迥然的两极。有人将两者称为“对蹠者”，意在强调他们精神上的对立性。

30年代的曼德尔施塔姆，已然沦为时代的弃儿，失落与愤懑使他的行为举止越来越像一个旧日的癫僧。他不停地要求对其文学地位做出公断，不停地跟人发生龃龉，惹是生非，他的私人生活，完全变成了一场悲怆的滑稽剧。布罗茨基指出，他的这一变化，除了纯政治性的因素之外，“还取决于他对他的作品与同时代其他作品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与同时代几乎所有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而民族道德和精神的堕落，则让他想起了“遥远的罗马”。

俄国当代诗人德米特里·贝科夫在关于帕斯捷尔纳克的传记中写到这样一幕：在大恐怖即将来临的1934年，曼德尔施塔姆在街上遇到帕斯捷尔纳克，把他拉到一旁，读了以上这首政治讽刺诗。帕斯捷尔纳克的反应迅疾而冷漠，他说，“我建议您不要再向任何人读这首诗。这不是诗，是自杀。我可不想参与您的自杀。”

曼德尔施塔姆显然不曾顾及旁人的劝诫。这一死亡之歌在小圈子里流传，像有毒的空气一样渐渐扩散。当年5月，曼德尔施塔姆被逮捕，1938年，死在苏联劳改营。确切死因至今不明。

帕斯捷尔纳克后来对诗人的妻子说，这是一首“肮脏的作品”，‘超出了艺术的界线”。但是，对作者而言，既然为了其所持守的理念连生命都不在乎，何须在乎艺术形式的界线。正如俄国谚语所云，“脑袋都掉了，还在乎头发？”

许多文献都提到，“克林姆林的山民”曾经亲自打电话给帕斯捷尔纳克，试探他是否会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尽力营救落难的“诗歌兄弟”，还问他是否听作者读过上面这首大逆不道的诗作。帕斯捷尔纳克兜了个圈子，避而不答。反过来要求与电话那头的人尽快见面，称他们之间“必须谈一些有关生和死的根本性问题”。帕斯捷尔纳克的这一做法，在文学史上增添了一桩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公案。据以赛亚·柏林记述，这位诗歌的主人公当时还留下一句话：“如果我是曼德尔施塔姆的朋友，我会更清楚如何为他来辩护。”

那个来自克里姆林宫的电话，几乎将帕斯捷尔纳克逼向了道德选择的绝境。他对曼德尔施塔姆的冷漠，自有值得同情的万般衷曲。文学也绝非依据道德勇气来论功行赏的舞台。不过，倘若我们可以从当时的情境中抽身并追问下去：文学与政治，打个庸俗的比方，是否像切西瓜一样，一刀切下去，就是各不相干的两半？这世上是否真的存在所谓纯之又纯的“零度写作”，能够让我们抛开自身的感受力、对于多样生活的需求，以及对于平常而美好的事物的想往和认知？或者说，“零度写作”，大概只能造就一堆跟人的思想和行为完全无关的事物，甚至跟生活本身也并无任何关联？

值得一提的是，曼德尔施塔姆遭流放的3年期间，帕斯捷尔纳克与其保持着联系，并经常寄去包裹和钱物。

在《时代的喧嚣》这篇著名的散文中，曼德尔施塔姆留下了一番惊世骇俗的言论，而他悲剧的结局，也在提醒着人们，不要忘记他啐向时代脸上的一口浓痰：

“我把世上所有文学作品分成两类：被准许的和不被准许的。第一类是废料，第二类是偷来的空气。书写着明知是被准许的玩意儿的作家们，我要朝他们啐口水……我要是可以禁止这些作家结婚成家生儿育女就好了。他们怎么能有孩子呢？要知道，孩子们应该接替我们继续下去，替我们把最主要的说完，既然他们的父辈早在三代之前就已经预售给那麻脸的鬼怪[3]了。”（王嘎 自译）

顺带说一句，我个人的阅读取向，未必完全集中于这种极端个性化的异国悲情，继而从文学艺术中探寻一种可用于影射的政治意味。假如生活有更多美与善的真实呈现，那又何苦“为赋新词强说愁”？这些因为阅读和翻译而衍生的感受，或许也只是对于文学艺术的僭越吧。

[1] 俄国常见的一种浆果，转义为令人愉悦的事物。

[2] 高加索地区的一个民族。

[3] 暗指脸上长有麻子的斯大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