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张可久的《卖花声·怀古》中写道：“伤心秦汉，生灵涂炭，读书人一声长叹。”历史长河滚滚向前，对历史细节的描绘也越来越模糊。我们经常惊叹于中华文明的长盛不衰，缅怀于英雄人物的壮志未酬，也经常执着于历史的宏大叙事而忽视了历史深处普通人的命运沉浮，毕竟普通人在历史上的地位比起英雄人物而言实在差得太远。三国时期，袁绍命陈琳起草讨伐曹操的檄文，在陈琳的大作《为袁绍檄豫州文》中，徐州被曹操所屠杀的几十万百姓被忽略，似乎屠杀几十万百姓的罪行甚至不如杀一个官居九江太守的边让，罚一个四世三公的杨彪。但“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史书对普通人的记载当然不如那些英雄人物，但读史的我们，偶尔也会从中看到一些百姓的故事。比起那些光鲜、壮丽的英雄故事，百姓的故事更真实，也更残酷。

大多数了解过南北朝的人们对于北周（西魏）是比较有好感的。西魏宇文泰起兵之时，其实力远远不如高欢，但经历了雄才大略的均田制和府兵制改革后的北周，上下一心，民风尚武，与高欢高澄死后日益腐朽昏庸的北齐高氏形成了鲜明对照，扭转了与北齐高氏之间的实力对比，一举统一了北方，攻灭了高齐，为后来隋朝一统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历史对于北周的评价，我对此也十分认同，北周确实得到了它应得的评价。

虽然如此，我却对北周无法产生任何认同感、任何感情，这来源于我偶然看到的，两个关于普通人的小故事。

梁元帝承圣三年（公元554年），西魏权臣宇文泰率领五万军队攻入梁元帝所在的江陵，城破前夕，梁元帝烧毁了宫中所藏的十四万卷图书，这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空前的一次文化浩劫，远远胜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而宇文泰在攻灭繁华富庶的江陵后，下令将城内的所有百姓迁徙到长安城为奴。走上这条长达数千里的迁徙之路的百姓，面临着极其残酷的命运的摧残。这条死亡之路上发生了许多令人心酸的故事，在这里仅仅论述其中两例。

第一例，是一个姓刘的士大夫的故事，或许是因为他实在太不重要，历史甚至没能留下他的名字。这位刘姓士大夫，在侯景之乱中全家被杀，只有一个几岁的小孩活了下来。江陵城破，他和儿子被关内人梁元晖俘虏，在迁徙的路上他把儿子背在自己的背上。当时正是寒冬腊月，天上下着大雪，道路泥泞不能行走，梁元晖命令他丢掉儿子，他却请求说宁愿自己死了也要留下孩子。梁元晖抢走他的孩子丢在雪地里，棍棒交加命令他快点走，他一步一回头，哭号至险些断气，因此得病，又因悲伤过度，几天之后就死了。

第二例，是梁元帝的中书郎殷不害的故事。殷不害在迁徙过程中与老母失散，四处寻找母亲的下落。天寒地冻的天气里，地面上到处都是被冻死的老弱尸体。殷不害就在路上一边哭一边寻找自己的母亲，看见水中漂浮着尸体就去看是否是自己的母亲，如此七天之后，他终于找到了母亲的尸体。殷不害在尸体旁痛哭流涕直到再也哭不出声，来到北方后，他布衣蔬食、形销骨立，看见的人没有不伤心的。

在沿着这条道路迁徙的队伍中，有一个人叫做颜之推，他是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文学家，他的《颜氏家训》闻名于世。他亲历了西魏军队攻破江陵之后的野蛮行径而一路上无数百姓哀嚎遍野的情景，并在他的《观我生赋》里写“民百万而囚虏”，写“怜婴孩之何辜，矜老疾之无状”，写“尸狼藉其如莽，血玄黄以成谷”，把他的所见所闻一一写入其中。后来颜之推冒着生命危险逃到了那个昏庸腐败的北齐，而第二个故事的主人公殷不害，后来也逃到了偏安一隅的南陈。

西魏以残破的关中起家，资源匮乏。以前认为宇文泰团结胡汉以弱敌强雄才大略，却忘记了西魏纵容手下那帮骄兵悍将肆意劫掠的恶行。以弱敌强的路上必然少不了残酷的杀戮和洗劫，从秦灭六国长平杀降，到曹操坑杀七万降卒，再到宇文泰，不外如是。否则即使以诸葛武侯国士无双之才，再怎样正兵无敌庶几不败，再怎样伯仲伊吕堪比萧曹，也无法完成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梦想。北齐输给北周几乎是注定的事实，北齐君主不如北周君主的英明神武，北齐的政治体制不如北周那样的生机勃勃，北齐政权的有下限，也比不上北周政权的无下限，历史在很多时候不仅要比谁更聪明谁的政权建设更完备，还要比谁的下限更低。一如顺清角逐时顺军在西安的统帅田见秀因为不忍心让秦人挨饿而没有带走全部粮食，剩下的粮食却被清军悉数占去而百姓吃不到一粒粮；一如新会城下的李定国面对被清军胁迫守城的老百姓而不敢大规模攻城害怕百姓有所损伤，清军却将守城的百姓充作军粮拖到了援军的到来。

但即使如此，我还是更喜欢那些虽然失败，但却有底线，有顾忌的政权。毫无疑问北周是一个伟大的政权，它的历史意义值得大书特书，但我却始终记得江陵城破后那条死亡之路上的几十万军民。这些人不会懂得什么深远的历史意义，但他们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