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11日，阿里巴巴截止晚上23点59分，营业额达到1206亿元人民币。同时，从大数据来看，消费TOP10的小镇几乎都地处江浙沪，至此，中国的小镇，以一个全新的面貌站在了世界面前。
每个人的故乡都有一个封闭的小镇，在我生长的那个小镇，有简陋的邮局，小医院，文化站（其实是个棋牌乐），打游戏的网吧，一条街上放的是同一首流行歌（老鼠爱大米），遇见的几乎是相熟的人，一切都是那么的熟悉和陌生。这是个无限接近乡村的地方，也是个无限接近城市的地方，这里是官方文件中常常提到的城乡结合部。小镇里的中国，覆盖了3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遐想。对于小康的愿望，对于文化的想象（其中包括改造成一个新世界与保留固有传统的博弈），以及所有对美好生活的复制，让缺乏资源，缺少眼睛，充满野心，承担得起失败的中国最基本单位的小镇处在了风口浪尖。
小学的时候，如果有哪个同学去了趟市区，带回了些新的磁带，或许已经是我们这个小小的圈子里与外界最前沿的交流了。那时的我，对外面的时间既向往又陌生。90年代的惠州，比邻深圳，可能现在的孩子不会知道，曾经的深圳出入是要过检查关的，是要有公安局批准的边防证的，因此那时的我们，如果有同学说自己爸妈带自己去了趟广州，周围的同学纷纷发出羡慕的感叹，如果这时有同学说自己去了深圳，那已经是膜拜了，你赢了！
改革从城镇化实验起步，这其实和中国曾经封闭的户籍制有关，没有人口流动，就不会有混乱，就不会增加管理难度。安分守己的古老训言让农业中国对于城市化的向往与恐惧同住，最后出落个在地进行改革开放的城镇化进程。每个小镇都将面临一种选择，它将如何参与变革，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毕业后来到了东莞工作，这个市级行政级别以下直接就是镇级行政级别的城市。一部分小镇富起来了，东莞的长安镇、虎门镇，以及常熟的虞山、浙江的横店等等。然而，并不是所有小镇都能够有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背倚珠三角或者长三角，一小时生活圈，直达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更多的小镇在中原的西部，资源匮乏，意识封闭，视线狭窄，举步维艰。诠释中国的不是充满中国梦的北京，不是充满繁华的上海，也不是拥有中国信仰的西藏，而是这些小镇，这些让农业文明的中国呈现最具生活气息的小镇。
但也正是这些小镇，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有野心却不知道如何行动，制造业成了山寨货的代名词，建工厂可能面临着升级转型，盖房子很快成了烂尾楼。无法致富的怪圈中，教育出走了，医疗出走了，青春也跟着出走了。
朋友要做爸爸了，有天聊起我们曾经在小镇上读的小学和初中，他说他要让他的孩子读更好的学校，因为他不想让他的孩子生活在这样的地方，问我是什么意见。我不知道怎么说，因为这并不是我生命中一段需要抹去的回忆，它见证着我的成长，虽然它不够完美，但是它养育了我。在教育下一代面前，我们都选择的另一个答案，我们都无法逃离这样一个怪圈，恶性循环，我们的小镇，在远离。
当我们在非户籍地贡献着青春的时候，也老于徘徊在小镇和世界的路上。
初中时一个考去广州上高中的师姐，在离开这个小镇的时候送给了我一本书，韩寒的《三重门》，我觉得这不仅仅写的是“林羽翔”的故事，也是韩寒自己的故事，更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每个小镇少年必然在青春期有一场重大的事故，离开小镇，让他能够看完他的人生。一个真正长大的人，必然要出走，要走出。
贾樟柯也许是中国最执迷小镇的导演了，《山河故人》里，下一代的小镇居民到了上海，后又移民去了澳洲，贾樟柯导演夸张的设计了一个情节，让他们忘记了自己的母语，无法与自己亲生母亲沟通。贾樟柯试图用这样的设计来阐述出走对于故乡、亲情、文化的背叛。失去了关注的小镇，还会是我们曾经认识的那个小镇吗？
中国的野蛮生长，小镇或许会成为时间的印记，就像广州的城中村一样，格格不入与恰到好处的平衡着，城市化的进程中，我们都在为它买单，希望小镇成为我们心中的“根据地”，恰似那民国风格的江南乌镇，又或似大明时代的平遥古城，又或似晚清模样的桃花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