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北大给冯友兰办九十大寿，那一天宾客滿堂，老朋友学生学界名流几乎都到了，场面体面又热闹，可偏偏有一个位置始终空着，那个位置是留给梁漱溟的，他人没来，只来了一封信，信不长话也不重，却像一把冷刀，直接放在了桌面上，梁漱溟说：
北大旧人只剩你我，本該相聚，但你曾向江女士谄媚，故我不愿赴宴宴。你若肯肯来我家，我将以礼相待。
你听听，这几句话没有骂人，没有拍桌子，甚至没有一点情绪失控，可每一个字都没有退路，敢在冯友兰90大寿这天把话说到这个份上的恐怕也只有梁漱溟，后来冯友兰真的去了，两个加起来快二百岁的老人，在一个并不宽敞的屋子里面对面坐下，没有寒喧，没有客套，也没有给彼此留什么漂亮台阶，92岁的梁漱溟看着冯友兰，慢慢说出一句话：
中国知识分子，既无独立的地位，更无独立的人格，这是最深刻的悲哀，冯友兰沉默了，没有反驳一个字，因为他知道这句话不是单独说给他听的，而是说给一整代知识分子听的。也包括他们自己，更重要的是眼前这个老人有资格说这句话。
梁漱溟这一生，从来就不是一安分的读书人，他更像那个時代极少数的硬骨头。（不由想起”强项令”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敢说也敢为说过的话付代价，早年他公开和胡适争论东西方文化，胡适主張全盘西化，认为旧文化是问题的根源。
粱漱溟却坚持儒学不是落后，而是没有被真正理解，一民族的文化不是衣服，不是觉得旧了就能脱下来换一件，文化是从土地里生活里人心里慢慢长出来的东西，一旦断了根再想长出新的就没那么容易了，那场争论当時谁也没能彻底说服谁，可很多年后再回头看，你会发现梁漱溟担心的未必是保守，而是一种更深的远见。他不止敢和知识分子争，也敢在更大的场合里说逆耳的话，1953年他在高层会议上为农民发声，说自从工作重点转移到城市以后，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很快，而乡村农民依然很苦，农民和工人的生活已经到了九天九地之差，这句话一出口，会场气氛立刻变了，批评声一浪高过一浪，许多人站出来反驳，连当時的偉人也亲自回应，可梁漱溟没有退，他不是不知道后果，他只是觉得有些话如果不说，知识分子的良心就说不过去，最后会场上甚至有人高喊让他下台，从那以后他被彻底底排除在主流政治之外。到了六十年代风暴骤起，梁漱溟又成了靶子，面对年轻小将的质问，他没有哀求，也没有辩解，只是抬起头一字一句的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对方让他解释，他冷冷补了一句，匹夫就是一个普通小民，无权势，但他的志向是夺不走的，既使把这个人消灭，这个志也夺不走，你看，这已经不是辩论了，这是一个人把自己最后的骨头亮出来，梁漱溟最让人敬重的地方不是他说话总是对，而是他从来没有学问当成保命的装饰，他这一生真正关心的不是自己的位置不是自己的名声，而是那些更沉默更庞大更真实的人，他搞乡村建设四处奔走，想为农民找一条出路，晚年接受美国汉学家艾凯采访時，他说：我这一辈子有件大事，就是为社会四处奔忙，在我眼中，众生皆苦，农民苦工人苦文化人也苦，我自己也苦，这不是一个老人随口的感慨，而是他一生选择的总结，别人把学问写在纸上，他把学问放进现实里，别人用知识换体面，他却用知识去碰最硬的墙，所以晚年的梁漱溟才会把一生的思考沉淀成如何才能合理痛快的生活，这本书这个书名听起来很朴素，甚至有点不像大师之作，可越是朴素越能看出梁漱溟真正关心什么，他不是教你怎么活得精致，也不是教你怎么在時代里左右逢源，他问的是一个人怎么在复杂现实里保持清醒，怎么在压力之下守住人格，怎么在荒诞和不公面前不把自己活成个随波逐流的空壳，书里谈学问谈修养谈理想也谈处世态度，他不像鸡汤，也不像口号，更像一个穿过時代风暴的老人坐下来对后来者说，人这一生不能只求舒服，还要活得明白，不能只求安全还要守得住自己。1988年梁漱溟在北京去世，临终前他只说了一句很简单的话：我累了，需要休息，没存豪言壮语，没有多余解释，平静干净体面，也像他这一生最后的落款，他走了，但風骨留了下来，他用一生证明，真正的知识分子不是站在時代旁边鼓掌的人，也不是风往哪边吹就往哪边倒的人，而是在众生喧哗里还愿意守住自己那一点清醒和良知的人，如果你也曾在现实里感到迷茫，如果你也在体面和良知之闻犹豫，如果你也想知道一个人到底怎样才能活得清醒合理吗痛快，那这本《如何才能合理痛快的生活》真的值得你慢慢读一读，读梁漱溟不是为了学几句硬话，而是为了在这个容易随波逐流的世界里给自己留一点不被夺走的志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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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
梁漱溟是中国笫一个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公开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梁漱溟是第一个敢与天字一号顶撞叫板的人，他在文革中得生，那是他命大，运好，造化大，他有后福，是幸运的。
梁漱溟（1893年10月18日一1988年6月23日）
原籍广西桂林，生于北京，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愛国民主人士。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