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七月的雨季，他顺理成章地走了，他走的很安静，年纪尚轻，也不能算轻，1951年时，他就已经出过国，那时沒办什么签证，扛着杆枪，雄纠纠气昂昂地就垮过了鸭绿江。

我和他真的一点也不熟，可不知为什么，他走时我心里会有无关痛痒的失落，这种失落和现今这飞流澎湃的节拍很不相配，这世界莺歌唱晚，欣欣然繁华着，谁会在意一个非官非土豪的平民的离开？可当我看到抗美援朝老兵的字样时，我想，我是必须写几个字的。

我努力回忆着，却甚少能捡拾起有关他的点滴。

四十多年前认识的他，那时可庄不叫镇，也不是乡，称之为公社，他在公社的畜牧站工作，我说不清他工作的内容了，大抵是帮母猪配个种、哪家牲畜病了去打个针、生猪屠宰时在猪身上敲个蓝色的章之类的，他个子不高，有点瘦弱，记忆里他不苟言笑，一直紧绷着的脸让我对他有点畏惧感，所以自始至终，我没有真正地靠近他。

如果非要我说些什么细节，那就是他经常会戴顶绿色的军帽，脸色黝黑，按时下的说法，戴一顶绿色的帽子是很不合时宜的，不过在那个年代，军人是光荣的职业，即使没当过兵的，也会把戴顶绿军帽当作时尚，按现在的说法叫装。

我不知时光是怎么转换的，我和他的交往极其有限，偶尔会在可庄集市或街道上偶遇上他，还会戴帽子，一个人步行，我们之间仅止于彼此打个招呼，不，有相当一部分偶遇过程中，若是他没发现我，我会假装没看到他以避免我长久以来对他莫名其妙的惧意，其实，这惧意很没来由，也根本没有必要。

后来他的脚步渐趋迟钝，上街的次数自然少去，脸上锁满了中国大众式的深沉忧虑，我把这表情刻意描绘成大众式，多半是因为我们那一代经历了太多苦难，抗日也好抗美也好，六十年代的饥荒，还有某运动的十年创伤，只要经历过这一段，再安逸再繁荣，这底子里的忧虑在没有其他条件影响的情况下，基本会不自觉地体现在脸上。就算这忧虑的神色，我也更少次地能见到他了。

他的曾孙女长得都比他高了，有关他健康问题的消息传了几次，然后，在这个雨季，他安静的走了。

晚饭我和他的亲家一桌，我有意无意地打听他的往事，据说，朝鲜战争结束后，他还参加过一次战争，金门炮战。

我也认识过很多更年轻的退伍军人，当兵的经历往往是他们津津乐道的炫耀话题，战友们的情谊也深厚到超过了发小同学铁党，照常理，一个经历过朝鲜战争，又经历金门炮战的老兵，可供讲述，也可以说是吹牛的资本是非常雄厚到连绵不绝的地步，但很奇怪，我很少听到这类人“吹牛”，那些经历在这类人中，似乎和在农村种地沒有多大的区别。

还真是的，他们大多还是回到了农村，默默无闻地工作。

他的亲家说，可庄的抗美援朝老兵仅剩下四五个了，他们在加速度离去，不用多久，一些往事就因了他们的缄默，永远埋进了可庄的黄土里，我们的后辈，只能从沒有丝毫感情色彩的文字里读那段炮火连天的场面。

那杀戳的岁月，竟然和在畜牧站帮母猪配种划上了等号。

原来，真正经历过血与火的考验的人，是不愿提及那些血与火的。

我想当然地以为这个悼念老兵的横幅出自于殊如抗战老兵联盟之类的组织的手笔，特意问起，他儿子告诉我是他为父亲定的。

国泰民安，祖国繁荣富强之际，他们这一辈人渐行渐远，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我即使有心挽留，也无力再提起烽火的岁月。

那么，我在这里向他致敬，老兵一路走好！还有，我记住了他的名字，曹惠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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