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中，我只有一次被母亲打耳光，是在十岁的那个夏天。
割猪草、搓麻绳之余，我爱在门前屋后捣鼓花花草草，也喜欢结（方言：编织）毛线。
身上穿得拖一片挂一片的岁月，还有钱买毛线?不过是手工捻搓出来的棉花线。
圆圆的陀螺中间，卯上一根又细又光滑的长木棍，就成了捻线团。
有时更简易。
用小刀削铅笔一样，削平木筷四面棱角，再用砂纸打磨光滑，然后直接戳在圆圆的胡萝卜上，这样， 崭新的捻线团应运而生。
母亲自己整天忙得脚不沾地，也见不得闲人，会指派我们干这干那，只有趁她不在家，我才会偷空干私活。
板凳摞板凳，站上去，把母亲吊在屋梁的布袋拿下，解开口袋口，撕扯出一团洁白的棉花，再把布袋原封不动地挂上屋梁，母亲不拿布袋一般不会发觉少了棉花。
棉花和捻线陀螺互相缠绕与打转，捻搓一圈一圈的棉花线。
其实，还不能叫线，说成绳更准确，因为我捻搓出来的线，既不光滑，又粗细不均，还有棉花疙瘩裹在其中，母亲捻出的线才又细又匀。
可是，田头家里周年有干不完的活，母亲哪有多余的时间坐下来，静静地捻上一段线?
褪下陀螺上缠绕的线，扩成圈，放进染料水中浸泡一天一夜，再挂到太阳下晾晒。
等不及棉线完全晒干，我就迫不及待取下来打（方言：编织）手套。
毛线针现成，把木筷削细磨圆即可。母亲舍不得筷子被浪费，骂我不学好，我就扒拉几根细细的芦苇，撅断削齐，再把两头在地上磨光滑，毛线针大功告成，妙手偶得，而且取之不竭。
记不得从什么时候学会用棉线打手套，但是第一次萌发打毛衣，却记得清清楚楚，是在十岁那年的五月。
春暖花开，我给自己和姐姐各自打了一副手套。
看看还有棉线剩余，我开始学习打毛衣。
按照打手套的方法，增加针脚数，打了拆，拆了打，比划一下，终于达到我腰身的尺寸。
初生牛犊不怕虎，既不计算打一件毛衣需要多少毛线，也不去纠结毛线不够怎么办，反正就是一个劲地编织。
线不够，就屋梁上的棉花捻，不会分袖，就请教大嫂。
日复一日，不知不觉，毛线衣有了雏形，我喜形于色，颇为骄傲自己居然会打毛衣。
到了正身完全收领，只差两个长袖的时候，棉线没了，吊在屋梁上的口袋空空如也。
一向粗枝大叶的母亲，终于发现我的秘密，没有泼口大骂，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我几句，她的脸色平静，内心也许觉得我了不起的吧。
趁着邻居夸我心灵手巧，母亲心情大好，我跟母亲要钱，去供销社买几团正儿八经的毛线，织两只长袖。
母亲立刻沉下脸，哪赊账卖鸭子的人明天过来拿钱，不能叫人白跑，说话不算数，下次没人相信。
我突然觉得莫名的委屈，张嘴哭了起来 ，母亲大着嗓门，说就是新棉花收下来，也要弹被子，不能乱捣鼓。
我哭声不止，大嫂上来说和，要把她箱子里的新毛线拿几圈给我。
母亲直接摇头，没有丝毫的犹豫，那是大嫂的陪嫁，说什么也不能拿过来，大嫂的彩礼基本用在给大哥身上了。
大嫂背着母亲，拿出陪嫁的毛线塞到我手上。
大嫂以为，等我偷偷把毛衣打成功，母亲再发现，也就顺水推舟，不会多说什么。
哪知道，母亲是个犟脾气，发现了我织了大嫂的毛线，勃然大怒，当即要拆线。
我死死抓住母亲的手臂，不让她动弹，母亲甩手打了我一个耳刮子。
这是母亲第一次如此用力地打我。
我抱着拆散一地的毛衣，难过得嚎啕大哭，两个月的辛苦付之东流。
大哥大嫂从东房间出来，大哥吵母亲把人好心当做驴肝肺，大嫂也气得抹眼泪。
我见事情闹大了，才停止哭泣，乖乖地站到一旁。
第二天早上起来，不见了母亲，我以为母亲早早下地栽秧了。
天色乌漆麻黑，母亲还没有回来，半夜时分，母亲才提着马灯走进家门。
她去小姨家借棉花，小姨家没有，又去舅舅家，来回走了有七八十里路。
一大包棉花，一半捻线打毛衣，一半给大嫂做新棉袄。
尽管如此，大嫂内心的疙瘩，还是久久没有消散。
母亲认为，小孩子家家穿得破烂一些，没有关系，但大嫂是老师，必须穿得体面。
再说，用了大嫂彩礼，再用她的陪嫁，不得被大嫂的娘家人笑话死?
小孩子，狗记性，三分钟。
我穿上自己编织的新毛衣，开心得要蹦上天，曾经的不愉快，一阵风就吹散了。
尽管毛线衣疙疙瘩瘩，厚薄不匀，颜色也染得有深有浅，斑斑驳驳，但我仍然骄傲得一塌糊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