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富荣
我认识一位外国朋友，闲聊时谈到“逆境”。他给我讲了他十二岁时认识的约翰逊先生。下面就是他讲的故事。
我是在十二岁那年第一次见到约翰逊先生的。那时候我住在新奥尔良的下九区，一个被密西西比河和工业运河夹在中间的狭长地带。我家是那种木板搭成的 shotgun house，一栋紧挨着一栋，漆皮剥落，像一排排衣衫褴褛的醉汉相互搀扶着站立。
那是卡特里娜飓风来临前的最后一个夏天，热得要命。柏油路面软塌塌的，走上去能留下脚印。我蹲在自家门廊底下乘凉，手里攥着一根啃了一半的冰棒，看着隔壁的约翰逊先生坐在他那把破旧的摇椅上，一手拿着报纸，一手拿笔，在空白处写写画画。他的摇椅“咯吱咯吱”地响着，像某种古老的节拍器。
“小子，”他忽然喊我，“你知道自由是什么意思吗？”
我舔着冰棒，含混地说：“就是不用上学呗。”
他笑了，露出参差不齐的牙齿，那是常年抽烟和喝劣质咖啡留下的痕迹。“不对，”他说，“自由不是不用做什么，而是可以做什么。这两件事，差远了。”他把报纸举起来给我看，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有些地方还画了线，做了标注。“你看，光是今年，这个国家就有十七个州通过了新的教育法案，其中十三个州大幅度削减了公立学校的经费。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我摇摇头，那时候我对这些事情毫无兴趣。我只知道暑假快结束了，而我讨厌开学。
“意味着，”他放下报纸，眼睛望向远处，像在看着什么我看不见的东西，“有很多像你这样的孩子，以后可能连像样的学校都上不了了。他们会在那些连课本都不够的教室里待上六年，然后被推向社会，去超市理货，去餐馆洗碗，或者更糟，什么都不做，就那么烂在街头。”
我那时候觉得他在危言耸听。我的学校虽然旧，但老师们都很好，尤其是我的阅读课老师格林夫人，她总是多给我一些书看，说我有这方面的天赋。我不知道她说的天赋是什么意思，只知道我喜欢看书，喜欢那些把我带往另一个世界的文字。在那些故事里，有人住在城堡里，有人乘坐飞船去往别的星球，有人发现了宝藏，有人战胜了恶龙。这些故事让我觉得，也许我的人生也可以不只是下九区，不只是这个永远弥漫着河水腥味和炸鸡油烟味的地方。
然后卡特里娜就来了。
飓风来临的前一天，广播里一直在播疏散通知。我母亲在离家三英里的旅馆做清洁工，没有车。她打电话回来，声音颤抖着说我们得去超级穹顶体育馆避难。约翰逊先生来敲我们的门，拎着一个旧帆布包，里面塞了几本书、一个笔记本和几支笔。
“带上最重要的东西，”他对我说，“其他的都会失去，但你要记住，有些东西可以重来。”
我们挤上了一辆往市区方向的校车，车厢里全是人，各种气味搅在一起，汗味、香水味、尿布味、恐惧的味道。我紧挨着约翰逊先生坐着，感觉到他的手在微微发抖。车窗外，天空是一种不正常的灰紫色，像一块巨大的瘀伤。
超级穹顶体育馆里面乱成一锅粥。到处都是人，有人哭，有人喊，有人在祈祷，有人在骂街。空气湿热黏稠，厕所很快就堵了，污水漫到了地面上。我从未见过这么多人挤在一起，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母亲紧紧攥着我的手，指甲掐进我的皮肤里，我疼得差点叫出来，但看到她脸上的表情，我忍住了。她看起来那么害怕，比我见过的任何时候都要害怕。
第二天，屋顶被掀开了。不是比喻，是字面意义上的掀开。一阵巨大的声响过后，一道刺目的光从头顶灌下来，伴随着倾盆大雨。人们尖叫着四散奔逃，有人被踩倒在地，有人在混乱中喊着孩子的名字。我和母亲被人流冲散了，那一瞬间我像被丢进了一个漩涡，四周全是陌生的面孔，没有一张是我认识的。我想要喊，但喉咙像被掐住了一样发不出声音。
然后一只手抓住了我的胳膊。
约翰逊先生的脸出现在我面前，雨水顺着他的皱纹流淌，像一条条小溪。他浑身湿透了，但他的帆布包还紧紧夹在腋下。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把我拉到了体育馆的较高处，靠近看台的位置，在那里我们至少不会被人踩到。我们蜷缩在那里，像两只被暴雨困住的猫。我浑身发抖，不知道是因为冷还是因为恐惧，又或者两者兼有。
“知道雨果·威廉姆斯这个人吗？”他忽然问。
我摇头。那会儿我们头顶的大洞还在往外灌水，整个体育馆像一口巨大的锅，我们是被煮沸的汤里的肉。
“他是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短跑运动员，”约翰逊先生提高了音量，因为周围实在太吵了，“当时所有人都不看好他，因为他从小患有脊髓灰质炎，左腿肌肉萎缩，走路都一瘸一拐。医生说他这辈子不可能正常行走，更别说跑步了。”
“那他怎么做到的？”我问，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
“他没有听医生的，”约翰逊先生说，“不，这还不够。他不仅要克服那条萎缩的左腿，还要克服所有人看他的眼神，那些眼神里写满了‘你不行’三个字。知道最大的逆境是什么吗？不是那些明摆着的困难，而是别人替你觉得你不行。有时候你不小心就会信了那些眼神。”
风更大了，雨砸在残破的屋顶上，像鼓点一样密集。约翰逊先生从帆布包里掏出一个笔记本和一支笔，递给我。“给你，”他说，“找点事情做。别光顾着害怕。人一害怕脑子就不转了，脑子一不转就容易被困住。”
我接过笔记本，翻开第一页，发现上面已经写了一些东西，是他的笔迹，潦草但有力。”
我不完全理解上面话的意思。
我们在那个破碎的体育馆里待了四天。
四天里，我看着人们在泥泞和污水中挣扎，看着婴儿因为没有奶粉而哭嚎，看着老人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眼睛睁着，但已经没有光了。我从来没有见过死亡，但在那四天里，我见到了好几次。每次有人被抬走的时候，周围的人要么沉默，要么哭得更厉害了，仿佛那个倒下的人是他们自己未来的影子。
约翰逊先生几乎不睡觉。他总是坐在那里，偶尔在笔记本上写几笔，更多时候只是静静地坐着，看着这一切，像个沉默的记录者。有一天夜里，雨稍微小了一些，他忽然对我说：“小子，你知道那些住在富人区的人现在在想什么吗？”
我摇头。
“他们想的不是我们这些人在受苦，”他说，“他们想的是，还好飓风没有刮到他们那边去。然后他们会捐一些钱，然后这件事就过去了。你知道为什么吗？”他转过头看着我，眼睛里有我看不懂的东西。
那四天里我几乎没有合过眼。即使后来被转移到休斯顿的避难所，即使后来终于联系上了失散的母亲，即使后来被安置在临时搭建的活动板房里，那种不安感始终像影子一样跟着我。我变得不爱说话，上课时总走神，老师讲的我听不进去，脑子里反反复复都是那个体育馆里的画面，潮湿的、黑暗的、嘈杂的画面。我读不进去书了，这让我最害怕。一个靠读书来理解世界的人忽然读不进去书了，就像一扇门在我面前缓缓关上了。
后来我们在一个叫巴吞鲁日的小城落了脚。母亲在那里的汽车旅馆找到了打扫房间的工作，我在当地的一所中学继续上学。但一切都不一样了。我像是变成了两个人，一个坐在教室里听课，另一个还被困在那个破碎的体育馆里，浑身湿透，瑟瑟发抖。直到有一天，我在整理东西的时候翻到了那个笔记本，约翰逊先生那天递给他的那个。我几乎都忘了它的存在。
笔记本的扉页上，除了之前看到的那段话，后面还有几行字，他之前没有注意到的。字迹比前面的更潦草，像是匆忙间写下的：
“所谓逆境，不是命运对你的亏欠，而是你对命运的理解出了偏差。你以为人生应该是一条直线，从安全出发，抵达更安全。但真实的人生从来不是这样。”
我盯着这段话看了很久，久到我母亲以为我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她走过来摸了摸我的额头，我抬起头看着她的脸，那张因为常年在洗涤剂里浸泡而变得粗糙的脸，那双因为总是熬夜清洗床单而布满血丝的眼睛。她什么也没说，只是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就那么放了一会儿。
那天夜里，我失眠了。我躺在床上，黑暗中有什么东西在慢慢转动，像一扇锈住了的门，被什么东西一点一点地推动着。我不知道那扇门后面是什么，但我知道我必须把它打开。
那天晚上的最后，我写下了这句话：逆境，不是一块需要搬走的石头，而是一道需要翻越的墙。石头的存在是为了让你停下，墙的存在是为了让你看清，看清自己究竟愿意为此付出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