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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官员都知道，他们的上级主要就看两个指标，一个是招商引资，一个是财政税收，本质上，两个指标都和经济增长有关。在三大产业中，产业链较长、能够带来快速经济增长的主要是第二产业，尤其是其中的制造业。地方政府当然就会主要激励工业发展，特别是资本密集型的大企业。而创造就业较多的服务业（特别是小型的服务业）收税困难，看上去也对地方经济没什么直接的带动力，通常不受重视。不要小看了地方政府这只“扭曲之手”。在追求GDP增长的动机驱使下，地方政府往往压低土地价格，加上税收和服务等各种优惠，使劳动力的相对价格上升，从而导致资本替代劳动。更干脆的做法是，直接在招商引资的时候设置规模准入标准。我曾经以“招商引资优惠政策”为关键词进行网站搜索，在前100个结果里，明确规定优惠政策与企业投资规模挂钩的就有86个。地方政府还会制定重点产业目录，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作为优先的招商引资对象。地方政府作为一方经济的“老总”，不仅插手地方经济的结构，而且在其直接控制的支出中，生产性的基本建设支出也往往投向资本密集型的部门，其中大量是基础设施建设，这些也吸纳不了多少就业。若要问地方政府为什么热衷于基础设施建设，从好的方面说，是地方政府可以以此改善招商引资的环境，推动经济增长；而从不好的方面说，中饱私囊的需求也一直存在。看看地方政府的腐败官员有多少出自交通和基建部门，再看看屡屡曝光的豆腐渣工程，就明白了。

读者看出这项研究对于城市发展战略的含义了吗？当前，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大城市发展已经过头了，而中小城镇的发展才是下一轮发展的方向，甚至硬是将英文里的urbanization区分为“城市化”和“城镇化”，以所谓“城镇化战略”作为对城市化的替代。发展中小城镇并不错，但“城镇化战略”错在将中小城镇发展与大城市发展机械地割裂开，事实上，我们的研究说明，大城市的发展可以为小城镇的发展提供带动力。所以试图通过限制大城市的发展来为中小城镇的发展腾出空间的这种政策主张即便不是南辕北辙，至少也是事倍功半。

我们的研究说明，如果的确可能找到一些政策在长期内缓解一个地方的地理劣势，那么，在我们的研究范围内，这样的政策不是投资，也不是增加一般性的政府支出，而只能是教育。换句话说，即使要帮助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正确的方式也应该是投资于“人”，而不是直接投资于生产。这与前文说到的区域发展政策的推论是完全一致的：不要盲目投资于产业，特别是偏离比较优势的产业，要投，就投在人身上。

当人们普遍认识到人力资本投资对于中国未来发展至关重要的时候，地方政府却没有积极性加大教育和培训的投入，对于外来人口，还在争论要不要让他们市民化，特大城市还在用教育的歧视性政策排斥外来人口。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中国的未来将前景黯淡。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来看看美国发生了什么事。美国正在出现“技术和教育的赛跑”，哈佛大学教授高登和卡茨在他们的书中写到。42他们将20世纪称为“美国世纪”，同时，也是“人力资本世纪”。在这100年间，美国领跑全世界的技术创新，其基础就是教育。直到最近这些年，在发达国家内部，人均教育程度赶上美国的也只是少数国家。

不得不再提一下制度层面的故事。美国在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时间里出现了两个趋势，一是工会组织的弱化；二是最低工资变化不大，随着物价的持续上涨，实际的最低工资是下降的。这个故事的结局是，在经过了前四分之三世纪的“共同富裕”之后，美国在20世纪的后四分之一时间里出现了收入的“两极分化”，成为发达国家中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对于美国的故事，苹果电脑和手机的生产是个绝好的例子。产品的设计和公司的管理在美国，产品的售后服务也在美国。而中国也加入了这个故事，成了苹果公司的生产中心。

中国城市服务业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为常见的解释是两个：其一，在最近10多年的时间里，持续的低利率（名义贷款利率减掉通货膨胀率之后的实际利率）政策降低了资本使用成本，鼓励了投资，相应的，使用资本更多的工业部门（尤其是其中的重工业部门）增长迅速，排挤了使用资本较少的服务业的增长；另一个因素是，收入分配中劳动所得的比重持续走低，这也成为制约老百姓收入增长和服务消费的重要因素。除了这些原因，中国的城市发展模式也要作检讨，如果不及早纠正敌视大城市的误区，仍在城市发展中追求低密度，这将贻害服务业的发展多年。

第一种城市发展模式的另外一个好处是窄马路适合人行走，为此，城市研究里已经有了一个新词，叫“宜于行走性”（walkability）。恰恰因为窄马路更适合人们行走，因而沿街人口密度更高。服务业有一个重要的概念：进门人口。高密度街区上，沿街人流多了，进每一家沿街商铺的人口就更多，通过城市发展中的分享效应，这个“进门人口”就可以支撑商铺投资的固定成本，沿街的商业就更容易发展起来。对比上海和北京，不难发现上海街道有很多窄马路，因此沿街商业比较丰富，居民生活半径比较小一点儿；但是北京道路宽，因此它的沿街商业相对比较少，服务业分布在一些点状的购物中心，要享受这些服务往往需要长途开车，而这种通勤需求的产生跟城市规划有关。如果人口密度较低，人口流量不够高，那么，有限的需求就不能支撑服务业经营的成本。相比之下，高密度且有很多小马路的城市往往在社区有更完善的商业配套和服务，人们没有太多开车出行的需求，可以减少城市的通勤压力。

还有人说，农民不能失地，否则，就会使失地农民变成城市贫民，依中国古代的教训，农村的土地兼并必然导致社会动荡。这个问题前文也已论述过，失地是不是会导致社会动荡，要看失地的背景。在农业社会，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失去土地就没了活路。在现代社会，就业和收入的创造主要是靠工业和服务业。关键是进城的农民要在城市生根，有就业，有社保，有公共服务，完成向市民的转变，在放弃农村土地时，还能够得到合理的补偿，或者可以用土地的使用权入股，参与农业的规模经营。这时，农村土地的“兼并”反而有利于实现农业规模经营和现代化。中国要现代化，农业现代化是必要条件。当然，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强征强拆，同时，也要花同样的力气呼吁土地（或其使用权）应该成为农民的资产，可以变现、交易、入股。总之，在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土地（或其使用权）应该可以为农民增加资产收入，而不只是承担社会保障功能。特别是对于已经进城并且有稳定工作的农民来说，让他们在城市获得社会保障才是现代化的出路，始终将土地视为进城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来源，这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