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江城》和《甲骨文》之后，又读了Peter Hessler（彼得·海斯勒，中文名何伟）中国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寻路中国》，以及他的另外一部短文集《奇石》。
可惜的是，书刚刚读完，就去了泰国旅行，回来之后，许多事情接踵而至。待到终于能够静下心来写写读后感，却发现阅读当中细微的那些感受，已经被这种种的耽搁损耗得所剩无几。于是现在也就只能“狂草”一下读书感受，聊胜于无罢了。
《寻路中国》
《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是很对我胃口的一本书，因为它所写的，正是我一直希望自己有朝一日去做的——开车在中国一些地方做做深度游。
我叫彼得·海斯勒，是《纽约客》驻北京记者。这本书讲述了我驾车漫游中国大陆的经历。
2001年夏天，我考取了中国驾照，在此后的七年中，我驾车漫游于中国的乡村与城市。这七年也正是中国汽车业的高速发展期，单在北京一地，每天申领驾照的新人就有一千多，其中有好几年，乘用车销售额的年增长率超过了百分之五十。仅仅两年多的时间，中国政府在乡村所铺设的公路里程数，就超过了此前半个世纪的总量。
《寻路中国》一书有几条不同的线索。它首先叙述了我由东海之滨沿着长城一路向西，横跨中国北方的万里行程；另一条线索集中讲述了一个因中国汽车业的高速发展而发生巨变的乡村，在这里，我特写了一个农民家庭由农而商的变化经历；最后，则是中国东南部一个工业小镇的城市生活场景。书中所描述的这种由农而工而商、乡村变身城市的发展，正是1978年改革以来中国所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
《寻路中国》是我的中国纪实三部曲之尾曲。它探讨经济，追踪发展的源头，探究个人对变革的应对。如前两本书那样，它研究中国的核心议题，但并不通过解读著名的政治或文化人物来实现这个目的，也不做宏观的大而无当的分析。它相信通过叙述普通中国人的经历来展现中国变革的实质。我经常在一地连续呆上数月、甚至数年，跟踪变化。我不会仅仅听主人公自己讲述，我会睁大眼睛，看着他们的故事在我面前一点点展开。
《寻路中国》这本书共分三个部分。“城墙”记录的是何伟在取得中国驾照之后租车在中国北方四处转悠的所见所闻，也有他对中国早期汽车和公路事业发展的调查研究，自然更少不了他所喜爱的长城考古方面的内容。何伟作品的价值，不仅仅在于细致入微的观看与记录，更在于省察与思考。他对于身边事物有着发自内心的持久的好奇心，正是这种好奇心，使他成为了一名专栏作家，而不是记者。因此他的寻路中国，虽然其实是纪实报道，却也是我向往的一种游记写法，有广度，有深度，有趣味，有回甘。对比匆忙而就的旅行记录，他没有急着赶路，他花了很多功夫清点昨天。
在北京，我租了一辆轿车，向着渤海边上的山海关——长城的起点——一路驶去。以那里为起点，我开车向西穿越河北全境，感受了丰收的季节。时值中秋，地里的庄稼已经收割过半。只剩下玉米棒子兀立在地里，其他的农作物散放在公路上——一行行的花生、一堆堆的向日葵、一排排的红辣椒。农民们把这些作物仔细地码放在柏油马路的一侧，因为柏油马路是最好的晒场和分拣场。对于壳类作物，则一捆捆地摆放在道路中间，确保路过的车辆从上面碾压而过。这样做是违法的——很难想象还有别的做法，既公然违背交通安全法规，又违背食品卫生法规。不过，在中国的农村地区，没有人去计较这种行为，因为用别人的轮胎完成脱粒工作是最简便的方法。
不过，刚开始的时候，对于从食物上碾压而过，我颇感为难。旅途的第一天，每驶近铺晒着农作物的路段时，我就急踩刹车，摇下车窗问道：“我开过去没有问题吧？”农民们有些急不可耐地大声喊道：“开，开，开！”于是，我就开过去了，只听见小米、高粱、小麦在我的车轮下噼啪爆开。第二天，我再也不问他们。第三天，我一看见谷物堆，就加速行驶。驶近铺着农作物的路段时，我就踩下油门——噼啪！咔嚓！从后视镜里，我看见人们拿着耙子扫帚，冲上公路。那就是我在秋收时节作出的贡献——开着车子忙脱粒。
第二部分“村庄”中，作者写的是他在北京近郊三岔村租住期间与当地村民交往所经历的种种，借此描述了这个小乡村城市化的迅猛进程及其对人民生活的影响。
那所房子有三个房间，一个烧柴的土炕，几面土墙上糊着过期的《人民日报》。边上有一间厕所。房子有电，还有电话线，水是直接从山上引下来的泉水。每个月的租金是三百六十元——我们一人付一半。门前是一大块用来碾晒庄稼的土坝，从这里可以看到长城。从谷底顺着长城爬上坡去，便是砖砌的烽火台，它再顺着起伏的群山蜿蜒前行，直到消失在西边的地平线上——向西便是黄土高原、鄂尔多斯沙漠和河西走廊。过去，每当看见长城，我就禁不住想要前来参观游览。而现在，我从三岔就能看见它。于是，我对自己说：这就是我想住的地方。
何伟尤其非常详尽地讲述了村民魏子淇一家在时代洪流中的起伏故事，使如此旷大的主题变得非常具体，生动，为读者带来的是息息相关、共同面对的阅读感觉。我读到过一两篇国内知名知识分子撰写的何伟书作读后感，把这些宝贵的具体，复又“升华”到了抽象，用公知惯常的视角和笔调，借着何伟的记录，大写特写他们擅长的社会责任意识云云，让我觉得好像激进的环保人士把精美的画作认认真真地摆进recycle bin，并且为此写了一篇论文来论述回收的意义与价值，让人哭笑不得。
本书第三部分“工厂”中的何伟，来到了南方，通过丽水工业区探讨温州模式。他近距离接触了这个发展阶段和地区的不同人群，有暴发户，有走江湖的草台班子。尤其重点跟踪的，是一家民营胸罩调节环加工厂，从老板到技术人员到打工人群，通过极为详细的白描，把那些年间中国经济发展狂潮的几朵浪花展现在读者眼前，让我们可以通过活灵活现的人物和事件，回顾以及反思那个阶段我们的国家和个人所走过的路程。
如此再回到书名，它的英文是Country Driving: A Journey Through China from Farm to Factory，对书的内容概括得再贴切不过。因为它为我们记载的，不仅仅是地理空间上的旅程，也是发展时间上的旅程。两者相应相和，构思实在很妙。
《奇石》
《奇石：来自西方的报道》这本书，收录了作者从2000到2012期间对于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一系列纪实报道作品，其中有关中国的文章，许多在中国三部曲当中已有读过。除此之外，还有撰写美国、日本、埃及等地的文章，可读性还是蛮强的。因为涉及的领域和区域都很广，看每个人的喜好，大概偏爱的文章也会有所不同吧。我最喜欢的，分别是“铀寡妇”，“多恩医生”，以及“离乡回乡”。
在“铀寡妇”一文当中，作者跳出传统思维框架，重新思考反核这一主题，通过数据来质疑官方和民众对核辐射普遍的错误认识，也通过对科罗拉多铀矿小镇Uravan居民的采写报道，探究为何铀矿“受害者”反而会支持核电，又是如何深深怀念着他们已经被政府夷为平地的故乡。
“多恩医生”则是一篇更为感性的文章，讲述的美国小镇故事，就像他曾经记录的中国乡镇一样，人物刻画细致，骨肉丰满，有理有情。
“离乡回乡”这一篇文章，描写作者与妻子离开生活了不短时间的中国，回到出生长大之地美国，落脚于科罗拉多州一座小镇，发现“中国已经成为自己生活的框架”，就此把自己多年来的观察角度打了一个掉头，重新审视自己的故土，这个非常有趣，让我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自己又是如何在中美两地的来来往往之间，一次次做着角色转换的事情，通过只有自己才明了的微妙对比来为自己的人生旅途标示着里程。
《打工女孩》
这两本书之后，追着读了何伟的太太张彤禾所著《打工女孩：从乡村到城市的变动中国》——Factory Girls：From Village to City in a Changing China by Leslie T. Chang. 虽然觉得这本书不论从文笔上还是深度上都不及Peter Hessler的作品，但是我个人很喜欢，因为它写的是广东的打工妹生活。我自己大学一毕业，就去了东莞的老板厂工作，对于她所写的事物，熟悉、亲切、慨叹。比如当年深圳与东莞之间被长途巴士卖猪仔的经历，我在阅读Peter作品的时候，一直很遗憾，他居然从未提及。但是张彤禾写到了，而且写得那么形象生动，仿佛当年的我与她同乘一车，同负一轭，同感一伤。还有她对于自己作为ABC的心历路程，也让我了解到了自己身边这个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女儿，大概是如何看待自己身份的，日后又有可能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甚至于，作者写到的工厂，居然就有我当年工作过的那一间，实在太不可思议了！二十多年前，幼稚而自负的我离开大学，跑到东莞闯荡了一个多月，虽然短暂，却也很重要的一段经历。那一个选择，与后来的选择来美国一样，是我人生非比寻常的转折点。曾几何时，我动笔写过那段岁月，然后笔搁下了，一直搁到今天，经年往事几乎全部忘记的时候，在偶遇的这本书里，在跟今天大相径庭的生存处境之中，看到了自己当年飞驰而过的身影，如此年轻，如此幼稚，如此勇往直前。
更加有趣的是，这本书出版于2008年，记录的是十多年前广东的情形。当时的作者，正如二十余年前在东莞和深圳打拼的自己，是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今天这些城市的样子的。虽然亲历了它们某个阶段的飞速发展，却仍旧讶异于一个国家以及这个世界在十年二十年的时间里经历了什么样的发展变化。我们的世界正在以令人眩晕的速度前行。对我们都是如此，那么今天的我们，更加无法预料明天等待我们和我们孩子的将会是什么。我们记录事物的速度，再也追赶不上事物本身的发展速度。
与她的老公Peter相比，Leslie的文字并不算幽默，甚至可以说非常严肃。但是由于她特殊的华裔身份，她少年时代对这一身份的回避，以及后来对家族历史的追寻，使得她的书让我这种土生土长在中国又于早年移民来美的海外华裔更有认同感。循着她的足迹，我看到的不是外人眼中的中国，而是我自己眼中的中国，一个有血缘关系的处所。
When I tell my family story to American friends, they ask me how my father could go back to China and spend time with officials from the party that murdered his father. When I lived in Prague, I met the American-born children of Czech émigrés, who were so opposed to the Communist regime that they had refused to teach their children to speak Czech growing up. The Cuban exiles are so virulently anti- Castro that they will not return as long as he is in power. But Chinese immigrants are different: No matter what terrible things happened to their families in China, they go back, on whatever terms the government allows. This is in part the pragmatism that runs so deep that it excuses the past, but it is more than that. China to them is not a political system or a group of leaders, but something bigger that they carry inside themselves, the memory of a place that no longer exists in the world. China calls them home— with the weight of its tradition, the richness of its language, with its five thousand years of history that sometimes seems to be one repeating cycle of tragedy and suffering. The pull of China is strong, which is why I resisted it for so long.
读完这几本书，打算再把何伟在和平队的朋友Michael Mayer的几本书找来读读，包括他写的老北京和满洲里。《再会，老北京：一座转型的城，一段正在消逝的老街生活京》（The Last days of Old Beijing_Life in the Vanishing Backstreets of a City Transformed）已经读了几章，写的是大栅栏拆迁的事，有点儿意思，我很喜欢！只是跟何伟这枚太阳在一起，Michael梅英东的光芒被淡化成为月光，不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都没有受到那么多人的追捧。但是约略读了这几章，我感到他的作品也很棒，可见当年的和平队也是藏龙卧虎啊。
这里顺便推荐一个China File做的访谈视频，何伟和梅英东都有受访：
好书真多，多得读不完。就像好玩的地方，也是多得走不遍，好吃的东西，多得尝不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