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我用一上午的时间阅读了《整顿党的作风》这本书，作者是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教授康沛竹，还有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院长艾四林。
2020年7月，我参加过一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高峰论坛，艾院长做过主旨演讲，有过一面之缘。
这次高峰论坛的学术总结报告，以及开幕和闭幕词由我主笔撰写，对马院长的印象颇深，阅读他的著作倍感亲切。
这本书主要是围绕《整顿党的作风》《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进行解读。
这本书，着眼于原著、聚焦原著，从写作背景、版本考据、主要内容、影响和意义等方面条分缕析、内容详实，是毛泽东经典著作研究的重要成果，对毛泽东思想研究，特别是对党员干部学习把握和领会毛泽东思想，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整顿三风，主要是反对以下三种主义：
整顿学风，主要是反对主观主义；
整顿党风，主要是反对宗派主义；
整顿文风，主要是反对党八股。
1941年9月到1943年9月，开展了两年8个月整风运动，形成了我党的三大作风：
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也是整顿党风学风和文风的直接成果。
谈到整风运动，不得不谈毛泽东的思想和文章。毛主席在延安时期，在全党领袖的权威形象逐渐确立和他撰写的这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有着重要的关系。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先后完成《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著作。
这些理论创造，解决了中国革命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重要理论问题，赢得了全党的高度认同。
被称为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期间，曾向他人大的同事们回忆：
“《论持久战》的发表，使毛泽东赢得了全党同志发自内心的、五体投地地赞许、佩服甚至崇拜，从而最终确立了在党内无可替代的领袖地位和崇高威望”。
他还说，“虽然遵义会议从组织程序上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但并不十分巩固，许多老资格的革命家自觉不自觉地将毛泽东看作是革命的后来者小字辈。喝过洋墨水的教条主义者们认为，毛泽东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不足，内心并不服气，《论持久战》的发表，毛泽东以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娴熟运用和对抗日战争的透彻分析，征服了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的心，全党感到党10多年曲折斗争的历史，终于锻造并筛选出自己的领袖，这种在感情上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认同和拥戴，与一般的组织安排绝不可同日而语。”
1941年，陈云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说：
“过去我认为毛泽东只是军事上很行，因为遵义会议和红军的行动方针是他出的主意，毛泽东写出《论持久战》后，我便了解他在政治上也很行的，实际上毛泽东政治军事都很好。”
正是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完成了他，从军事领袖到政治领袖，从政治领袖到理论权威的巨大跨越，也赢得了全党发自肺腑的信任和义无反顾的支持。
读完这本书，让我对党风学风和文风有了一个全面的理解，尤其对他产生的背景和他的主要内容还有他的时代价值，有了深刻的认识。
这种研读书籍的最大好处是，它延伸了我们阅读经典的视角，辐射的范围非常的宽，触角也非常的多，下面区分“三风”形成的背景，以及整顿学风、整顿党风、整顿文风四个部分，谈谈读书的体会。
一、整顿“三风”的背景
1938年12月25日，新中华报发表了社论，《一刻也不要放松了学习》，在中共中央的积极推动下，党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学习运动，而这场学习运动的主题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化。
1939年5月，毛泽东在陕北公学大礼堂召开了延安在职干部学习动员大会，毛泽东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为什么要开展学习运动？毛泽东说：
因为我们党要领导革命，因为本领恐慌，过去学的本领只有一点点，今天用一些，明天用一些，渐渐告罄了。
1939年5月3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在解放周刊上发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文章，文章指出共产党员标准之一，就是要进行学习。
1940年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明确规定：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化运用。
3月24日，中国中央在《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中规定：
每年的5月5日，马克思的生日为干部学习节。
让人遗憾的是，干部学习节这些年已经断了，几乎没有人提及，也很少有人知道马克思的生日是这天。
1941年3月，毛泽东决定出版，由他在1930年到1933年所做农村调查汇集而成的《农村调查》一书，他指出：
出版这个参考材料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他指出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做调查调查。在这里，他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但19 41年5月《解放日报》，对这篇文章只字未提。
1941年7月3日，中央发布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8月1日发布《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8月29日为加强对全党思想上的领导，中央还成立了思想方法学习小组，由毛泽东担任组长。
1941年召开9月会议，9月10日的会议第一天，王明承认了，苏联求学期间学到的都是洋教条，肯定反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价值，却一再强调相较于博古，张闻天自己的实际工作经验更多，工作作风已有所转变，尤其是在1939联合参加边区管理工作，在实际工作中已经注意纠正主观主义。
后来毛泽东回忆说：1941年9月会议，是一个关键，否则我是不敢到党校作整风报告的，整风也整不成。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做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2月8日，毛主席在中央党校礼堂给延安干部会议又做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这标志着整风运动的正式开始。
然而中央党校对这两个报告都只讨论了一天，就按原计划上课，并没有按报告的精神去改变党校的教学计划和课程安排。
毛泽东发表的两篇重要演讲，在1942年2月的《解放日报》并未全文刊登，还是以新闻报道的形式，先后登在第3版右下角和左上角这样不起眼的位置。
时任社长为博古。
1942年3月16日，中宣部发布《为改造党报的通知》，要求根据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的号召来，检查和改造报纸。1942年4月1日，有毛泽东亲自主持改版的《解放日报》面世。1942年4月17日，《解放日报》第1版和第2版，全文刊登《整顿学风党风文风》，6月18日第1版第2版刊登《反对党八股》。
《解放日报》改版，成功使党报真正承担起党的舆论宣传阵地的作用，对整风运动的进一步推动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解放日报》的改版，也意味着拉开了整风运动的大幕。
二、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
学风不正，主要体现在：不注重调查研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主义运用，这三个方面。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是这种人的画像。
主观主义有两种表现，一种就是经验主义，一种是教条主义。
1939年底，陈云写过一篇文章《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学习重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机械的背诵，其中的一词半句。
1943年3月27日，张闻天写了《出发归来记》，对如何进行调查研究，进行了详细的经验总结。他提出调查研究所遵循的基本方向和具体方法：
第一，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作为调查研究的重心，第二，在调查研究中应选取典型的研究对象，第三，分析与综合是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
1943年4月，林伯渠回到延安后，将耳闻目睹西北局高级干部会和农村呈现出来的新气象，写成《农村十日》一文。通过调查，林伯渠看到农民生活的变化，也对农民生产生活中存在的许多问题有了深入了解，并在群众中获得了解决的办法。
在整风运动时期，艾思奇发表的《谈主观主义及其来源》《不要误解实事求是》《有的放矢及其他》《怎样改造了我们的学习》等文章，从哲学的层面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进行批评，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在整风运动中，艾思奇受毛泽东的委托主编了《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这本书为参加整风的干部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为整风运动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已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哲学思想方法论体系。
艾思奇是我特别崇敬的哲学前辈，前年我从网上高价淘了《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每每翻阅都有一种厚重感和穿越感，仿佛在和他进行隔空的对话。这就是书籍的魅力，纵使多年，作者的思想和温度还能从指尖触摸，在灵魂深处抵达。
三、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
整顿党风，主要纠正的是，排内和排外的问题。
宗派主义主要表现：局部和全体的关系，个人和党的关系，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关系，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的关系，军队和军队地方和地方，这一工作部门和内一工作部门之间的关系，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这些都是党内的相互关系。
1941年7月1日，王家祥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
1942年5月21日解放日报，发表了王凯《批评者与被批评者应取的态度》，这篇文章对批评和自我批评应采取的态度进行了详细的论述：第一，先把对方的缺点和错误看成如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一样。第二，批评者不应存着你是有缺点和错误，而我自己则完全没有了心理。第三，批评者不应该用盛气凌人的态度与教训人的口吻，而应该有诚恳坦白地帮助同志的精神。第四，批评者应注意调查，否则就是信口雌黄。第五，批评须是有原则的，如果一个人的缺点和错误对于党的路线政策有违背，对于群众有坏影响都应该提出批评。第六，对个性强的和错误多的同志要更多的耐心准备，长期的说服这样的工作。第七，批评不能乱造名词，乱戴帽子，对一个人的错误不下断语是要谨慎的。第八，以批评别人的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小人行径，这种人应该被批评。
以上批评和自我批评要秉持的态度，时至今日，仍然有着重要意义。
1938年9月，陈云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作了《论干部政策的报告》。他提出干部政策只想用12个字，分成4个问题来解释：第一了解人，第二气量大，第三用得好，第四爱护人。
承认山头，照顾山头。这是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之后，进行全盘综合考量的结果。毛泽东强调宗派主义的产生，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一部分同志忘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在延安整风运动，解放日报先后发表了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并重新发表陈云1939年写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
前不久，我们给机关干部购买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单行本，人手一册。这对提高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大有裨益，其中一个重要的意义在于，让大家知道党性是什么，共产党员的标准是什么，应该如何去做。
四、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整顿文风，主要是要纠治“假大空”的问题，懒婆娘的裹脚布就是党八股的生动写照。
我认为，好的文风应该是毛泽东倡导的“三性”：鲜明性、准确性、生动性。
毛泽东列举了党八股的八条罪状，大部分点的是形式主义，也有官僚主义。
第一条说的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毛泽东非常推崇那些文字简洁明了，内容充实的文章。1941年8月，在边区政府工作的高克林，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了一篇关于鄜县运输队运盐至定边的情况的三千字左右调查报告。
这篇报告，毛主席写了按语：高克林同志的这篇报告是在一个晚上开了一个三个人的调查会后写出的，他的调查会开得很好，他的报告也写得很好，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
9月14日15日延安《解放日报》，以《鲁忠才长征记》为题目发表了这篇调查报告，并将毛泽东的按语附在文前。
第二条罪状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
第三条罪状是，无地放矢，不看对象。“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写文章做演说，倒可以不看读者不看听众吗？我们和无论什么人做朋友，如果不懂得彼此的心，不知道彼此心里想些什么东西，能够做成知心朋友吗？”
第四条罪状是，语言无味，像个瘪三。语言这东西啊，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第二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第三，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
第五条罪状是，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一篇文章充满了这些符号，不提出问题不分析问题不解决问题，不表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说来说去，还是一个中药铺，没有什么真切的内容。这种现象主要是不按事物的内部联系来分类，单单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使用一大堆互相没有内部联系的概念，排列成一篇文章，一篇演说或者一个报告。
第六条罪状是，不负责任，到处害人。第七条罪状是，流毒全党，妨害革命。第八条罪状是，传播出去，祸国殃民。
文艺载道，言由心生。毛泽东指出：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不仅在延安，时期直至今日，文风党八股依然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过程中一直强调要解决的问题。
1951年2月，中宣部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纠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等文字缺点的指示》，请毛泽东审定。毛泽东分别规定了纠正办法。
1955年12月，毛泽东在为《合作社的政治工作》一文，写按语时，毛泽东肯定这篇文章没有党八股气。
为了解决党八股的问题，毛泽东推荐了4篇文章：
第一篇，是从《苏联共产党历史简要读本》上摘下来的，讲的是列宁怎样做宣传。
第二篇，是从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的报告中摘下来的。季米特洛夫说了些什么呢？
他说：“应当学会不用书本上的公式，而用为群众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们的语言来和群众讲话，这些战士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思想，都反映出千百万群众的思想和情绪。”
毛泽东讲，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切实领会下面这条起码的规则，把它当做定律，当做布尔什维克的定律：
当你写东西或讲话的时候，始终要想到使每个普通工人都懂得，都相信你的号召，都决心跟着你走。要想到你究竟为什么人写东西，向什么人讲话。
第三篇，是从鲁迅全集里选出来的，是鲁迅复北斗杂志社讨论怎样写文章的一封信。其中列举了八条写文章的规则：第一条，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第二条，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第四条，写完后至少看两遍，极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第六条，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
学习经典、重温经典，每每给人带来新的感悟和思考。从历史中得到启迪，从经典中汲取智慧，从学习中走向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