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把人作为天下最贵者，强调“惟天地万物之母，惟人为万物之灵”。孔子也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中国的人文精神不与自然相对立，不会导致一种人类中心主义以及对自然的宰制、占有或无视动物、植物的存在；相反，它讲求的是与自然的协调，即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共处。

社会政治方面，以治人为主，以治物为辅。中国古代的“治人”大体相当于今天的国家政治和社会管理，被儒家认为是君子所做的事。“治物”大体相当于今天的工农生产和商业、科技等方面的管理，被儒家认为是普通人的事。

有弟子问何谓儒家的理想人格——“君子”，孔子回答: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君子的“修己”是要“安人”和“安百姓”，“修己”只是起点，“安人”、“安百姓”才是终极目的。儒家所追求的最理想的道德境界“仁”，其充分的体现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由此可见，儒家所关心的并不仅仅是一己的安乐，而是其亲友、以至天下百姓的安乐。孔子周游列国，虽四处碰壁，却仍矢志不移，并不在乎一己荣辱，而是为实现其“安人”、“安百姓”的社会理想汲汲以求。孟子游说诸侯实行王政仁道，为的也是天下万民的安乐。孟子宣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表达了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儒家的积极入世思想，是从修身开始，中经齐家，终于治国、平天下，这种思想以个人道德实践为基础，以实行德治为核心，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这种以修身、齐家为基础的思想，促进了个人道德品质的完善，也促进了家庭伦理关系的协调，形成了中国所特有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敬老爱幼、团结和睦的家庭伦理关系。

在社会伦理道德方面，中国人强调以道德为主，以智能为辅。孔子认为，德是做人的关键与核心，智应该从属于德。秦汉以后，儒学取得中国文化的主流地位，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无论魏晋玄学的兴起，还是道教的成立，乃至后来佛教的输入，都没有动摇这一点，以至于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色。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中国文化被认为是伦理本位的文化。

儒家孔子的思想，就是以人为本，对鬼神迷信不轻易表态，保留了对“天”、“天命”的信仰和敬畏。孟子说又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而无“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等心之人，都可以说为“非人”。道德意识既是人皆有之，而且是“与生俱来”的，因此，他就提出了性善的主张。在此基础上，他更提出了“民本”思想，倡导“民贵君轻”说。

儒家伦理的中心就是孝。儒家十分强调祭祀之礼，以为祭礼为礼之大者，祭礼之所以重，除了孝思，还表达后代念旧之情。祭祀之事原本不是以鬼神信仰为核心，而是在于表达思慕之情，忠信爱敬之意，所以荀子说祭祀是人道，人道就是祭祀的文化意义之所在，是祭祀的本质之所在。

在天命与人事关系中，强调知天命，尽人事。《论语·颜渊》篇中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这些东西是非人力所能及的。尽管如此，孔子却不废弃人事的努力，遵循天命，但又不是听天由命，相反，是强调积极有为。

儒家思想在现代没有过时，而是有了转型。古人的思想精华具有一种超越时间、空间的永恒价值。

如经济的发展、科技的发达在给当今人类带来许多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当今大学生由于多是独生子女，从小被娇惯，常常表现以自我为中心、个性强、个人主义。通过让孩子们修养与历练，培养学生们的仁爱思想，在“快乐着他人，最终才能快乐着自己”的理念中完善自我。

“五伦”是自尧舜以降中国传统伦理的核心，但是秦汉，尤其是近代以来并没有得到正确的理解，而多是误解和扭曲。由于“五伦”进一步发展成的“三纲”更被人们作为封建的枷锁而批判、毁弃。在经历了现代自由平等精神的洗礼之后，儒家伦理中的健康内容作为现代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仍然可以指导人们的生活。社会生活中，管理与被管理，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级关系仍然存在。五伦仍是现代社会最基本、最重要的人际关系，处理这些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既不是什么不讲人情和人际差别的同志式的关系，也不是什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不能不看到这一点:无论那些想通过革新传统文化来解决几千年传统社会弊病的人如何来批判和打倒儒家伦理，但是至今维系着我们这个社会以使其不致解体的伦理观念，仍然是儒家伦理。

改革开放以来，在商品经济的浪潮中，利益的冲突，物质的诱惑，使得人们普遍缺失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恻隐之心、重义轻利的品德。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确定了忠、孝、诚、信、礼、义、廉、耻，作为建构学校德育新体系的八个核心德目，并进行了现代转化:忠——尽己报国的责任、孝——生生不息的爱心、诚——求真务实的品质、信——立身兴业的基点、礼——人际文明的规范、义——人间正道的向导、廉——清白正气的根基、耻——人之为人的底线。可以说，这“八德”体现着中华民族传统的核心价值观，而今对未成年人进行这“八德”教育，能为他们成人成才打下扎实的基础。

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社会理想反映了儒家的正义感、责任感和以天下为公的博大胸怀及高尚人格。在今天看来，儒家的大同思想不可避免的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但是，浸润在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大同”思想中的全人类之间那种不分贫富贵贱，充满真正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崇高理念和精神，则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必然归宿，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也应当是当今全球化核心内涵中最可宝贵的东西，并值得我们继承和弘扬。因此，从总体上看，儒家的大同思想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对美好社会制度的向往和追求。它不仅仅具有超前性，而且具有高尚性，给人以真、善、美的感受，成为我们民族世代相继的理想目标，即使到了“全球化”的今天，也仍然具有它不可忽略的现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