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SCI收录与否算作是评判一篇科技论文好坏的及格线，那么2018年，世界上有超过1/5的“好论文”都来自中国。
根据SCI数据库的统计数据，2018年世界科技论文总数为206.97万篇，其中有20.20%来自中国，中国学者发表的SCI论文占比仅次于美国，连续10年排在世界第2位。
2018年，中国高校、科研院所等科研机构共发表SCI论文41.82万篇，相比2017年增长5.7万篇，增长率15.78%，是世界SCI论文总量6.8%增速的2.3倍。
然而，这些来自中国的好文章，却大多发表在了国外的期刊上。
▎流失率：88%
2018年1月，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在其发布的《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2017）》中，统计了世界上14个论文产出大国SCI论文的流入和流出情况。
将各个国家所属的SCI期刊上所刊登的论文数和该国作者产出的全部SCI论文数进行对比可以看出，14个国家中，只有荷兰、英国、美国3个国家SCI期刊上的论文数量超过本国学者发表论文数量，其中，荷兰期刊论文数是学者产出论文数量的3.79倍。
也就是说，除这3个国家属于论文流入国家外，其余11个国家的论文，都在向外流失。而中国也是14个论文产出大国中，流失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仅次于葡萄牙。
在中国，国内SCI期刊刊载论文数仅为中国学者发表论文数量的0.12倍，也即中国至少有88%的SCI文章流向国外期刊。
不仅如此，中国作者在中国SCI期刊所发论文的影响力仅为5.63，远远低于中国作者全部SCI文章的影响力（9.27）。也就是说，我们大量外流的是优秀论文。
那么中国人写的好论文，为什么不投在中国的期刊上？
▎良性循环
发论文，是为了什么？
如果在现在的大学校园里这样提问，得到的大部分回答都应该是：评职称。
这显然不是发表学术论文的本意。然而在大学现行的评价体系之下，这也的确是学者们的无奈之举。
学者们也是人，是人总要生活，要生活就要钱，要钱就要评职称，评职称就要发论文，而且要发SCI论文和影响因子高的论文。
因此，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国内的期刊并不是学者不想投，而是期刊自己不争气，学者们也只能“恨铁不成钢”。
根据JCR数据库2018年的统计数据，2017年SCI收录期刊数最多的国家为美国，有2992种；其次为被收录1886种期刊的英国。中国大约排在第5位，SCI数据库收录的中国科技期刊仅有大约200种。而排在第4位的德国被收录期刊数量，是中国的3倍。
收录的中国科技期刊，不仅在数量上不占优，且质量也普遍偏低。然而国内提升期刊质量的工作，却会常常陷入一个“死循环”。
想要创办一本高质量的好期刊，源头在于拿到好文章。
对于一本学术期刊来说，在正常的良性循环下，期刊拿到了好文章，好文章的引用多，期刊的影响因子被拉高，期刊也就能够吸引到越来越多的好文章，期刊质量也就会随之越来越高。
然而国内现行评价体系下，能投到5分期刊的文章就不可能投到3分的期刊上。3分的期刊只能收到3分、甚至低于3分的文章，由此形成了一个“死局”。
在评定职称的硬性规定面前，单靠本土期刊的情怀牌实在太过无力。中国大学和科研机构留给国内学术期刊的优秀论文自然少之又少。
那么，中国难道就没有影响因子较高的好期刊吗？
中信所统计显示，2018年进入本学科领域总被引频次排名前四分之一（Q1）行列的期刊共有15种，进入影响因子本学科领域排名前四分之一（Q1）的期刊有50种。
按照影响因子进入Q1区期刊数量排名，中国排在世界第5位，而排在中国之前的国家依旧是美国、英国、荷兰、德国。
从质量看，中国的科技期刊虽无“山”，但也有“峰”。然而处于最顶端的这些期刊往往还拥有着另一个近乎致命的问题：“借船出海”。
▎“借船出海”
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排在中国前面的始终是四个国家：美国、英国、荷兰、德国——每个国家的手中都掌握着1个拥有超过100年历史，几乎可以称作是“垄断”了整个行业的出版集团。
利用极佳的声誉和丰厚的资源，这些出版集团的期刊可以获得极大的关注，进而得到高质量的稿源。而国内的期刊却没有这么好的“福气”，想要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他们只能另辟蹊径。
以影响因子高达17.848的CELL RESEARCH（细胞研究）为例，这是一本由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主管的期刊，然而其出版和发行却借助英国的Nature出版集团（NPG），也就是所谓的“借船出海”。
这实属国内期刊的无奈之举。因为仅仅依靠中国本土现有的出版资源，期刊很难有所发展。
将SCI收录的9000余本期刊中，“出版方”（publisher）中带有“China”字段的期刊全部挑出，再与JCR2018年最新影响因子匹配发现，这123本由中国出版的期刊中，最高影响因子为9.043。33种期刊影响因子在1分以下，超过70%的期刊影响因子低于3分，另有几本期刊暂无影响因子。
至少在现阶段，“借船出海”所带来的“利”还远远大于“弊”。
据业内媒体报道，这种模式赢得了国内众多英文期刊的欢迎，目前约有75%的国内英文科技期刊都是采用“借船出海”的策略，通过与国际大型出版集团的合作，从而提升自身的国际影响力。
如，National Science Review 同牛津大学出版集团合作，Cell Research 和 Nano Research 同 Springer Nature 进行合作，而且它们的规模都相当小。如果没有这些“大船”，其影响力将会如何？很难判断。
但这终究不是长远之举。
在这种合作中，跨国出版集团向中国学术期刊索要价格不菲的“船票费”，即合作费用，甚至有不少跨国出版集团以此来作为营收的增长点。
然而，从版权意义上来说，这些期刊是否属于中国，还得打上一个问号。
▎怎么办？
学术论文和版权的外流还仅仅是一种表面上的危害，更深层次的危害在于，没有世界一流的学术期刊集群在手，根本无法掌握国际学术话语权和评价标准。也就是说，我们的大学是否一流，只能由别人说了算。
正因此，提升国内期刊质量的动作，在最近开始频繁地发出声响。
11月28日，科技日报发布文章专题报道国家奖评审标准的改革。其中，除提名材料上的“减法”等调整外，最为“大刀阔斧”的改革当属两条：
1.国家自然科学奖提名书取消填写论文期刊影响因子，鼓励发表在国内期刊的论文作为代表作。
2.坚决遏制“SCI至上”，2020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提名书将取消填报“SCI他引次数”的硬性规定，规定“他引总次数”应明确检索机构使用的数据库。
将有资格提名申报国家奖的学术“大牛”们作为此次改革和政策的突破口，不得不说是一大创举。
一来“大牛”们不缺SCI，只缺奖项。因此如果能够对“国内期刊的论文作为代表作”的学者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那么“大牛”们将文章投向国内期刊的积极性就将大大提高。
其次，学术“大牛”们的文章质量有着极高的保障。创建好期刊的良性循环从源头上开始建立起来，影响力的提升指日可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