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流沙河；配图：完 璧、锦江年鉴】
流沙河（1931年11月11日～2019年11月23日），中国现代诗人、作家、学者、书法家。1931年出生于四川金堂，本名余勋坦。主要作品有《流沙河诗集》《故园别》《游踪》《台湾诗人十二家》《隔海谈诗》《台湾中年诗人十二家》《流沙河诗话》《锯齿啮痕录》《庄子现代版》《流沙河随笔》《Y先生语录》《流沙河短文》《流沙河近作》等。诗作《就是那一只蟋蟀》《理想》被中学语文课本收录。
梓潼桥正街北口，街左边第一家是聚贤茶社，楼上楼下，日日满座，喧阗盈耳。
老成都茶馆上千家，每天有数万人泡在茶馆里，抗战入川的下江人见了，无不惊奇。请引张恨水流寓成都时所写《蓉行杂感•茶馆》，全文如下。
北平任何一个十字街口，必有一家油盐杂货铺(兼菜摊)，一家粮食店，一家煤店。而成都不是这样，是一家很大的茶馆，代替了一切。我们可知蓉城人士之上茶馆，其需要有胜于油盐小菜与米和煤者。
茶馆是可与古董齐看的铺，不怎么样高的屋檐，不怎么白的夹壁，不怎么粗的柱子，若是晚间，更加上不怎么亮的灯火(电灯与油灯同)，矮矮的黑木桌子(不是漆的)，大大的黄旧竹椅，一切布置的情调是那样的古老。在坐惯了摩登咖啡馆的人，或者会望望然后去之。可是，我们就自绝早到晚间都看到这里椅子上坐着有人，各人面前放一碗茶，陶然自得，毫无倦意。有时，茶馆里坐得席无余地，好像一个很大的盛会。其实，各人也不过对着那一碗茶而已。
有少数茶馆里，也添有说书或弹唱之类的杂技，但那是因有茶馆而生的，并不是因演杂技而产生茶馆。由于并不奏技，茶座上依然满坐着茶客可以证明。在这里，我对于成都市上之时间充裕，我极端的敬佩与欣慕。苏州茶馆也多，似乎仍有小巫大巫之别。而况苏州人还要加上一个吃点心，与五香豆糖果之类，其情况就不同了。一寸光阴一寸金，有时也许会作个例外。
上文用外省人眼光看成都茶馆，发现了成都人熟视无睹的细节。又运用“比较学”的方法，帮我们拈出成都茶馆的特色。结尾暗讽，不忘教益，真一副好笔墨。成都人喝茶，盖自古而然。东汉王褒《僮约》已有“武阳买茶”之说。武阳，今彭山，产南路茶。晋人张载登成都西城的白菟楼(菟即於菟，虎也)，诗有“芳茶冠六清”句，可证唐代以前蜀人已经喝茶成风。中国其他省份都是唐代以后才学着喝茶的。
清末成都茶馆之著名者有文庙街的瓯香馆、粪草湖街的临江亭、山西馆街的广春阁、中东大街的天禄阁、下东大街的文泉阁、北打金街的香泉居、鼓楼北一街的芙蓉亭。抗战起，成都茶馆更显繁荣。城守东大街的华华茶厅座容千人，创高纪录。新南门外的江上村、总府街的新仙林和正娱花园、皇城坝的吟啸、长顺街的梁园、顺城街的晓园、春熙路的漱泉和益智以及三益公，皆茶馆之翘楚，令人留连其间，至今慕忆不已。1949年底，解放军围成都，派战士入老西门侦察动静，见大茶馆桌桌坐满，热闹拥挤，便回去报告说：“几百人开大会，转入小组讨论。”当时南下大军，来自晋绥边区，哪里见过茶馆。
坐茶馆的不全是休闲客，也有到那里去会见亲戚朋友的，两家相亲的，看书看报的，或是商谈事务的，调解纠纷的。抗战时何满子在成都编报纸副刊，“索稿交稿，都在茶座解决，可免邮件往返，十分方便”。还有一些带行业性质的茶馆，例如棉纱、布匹、药材、油粮各业，皆有自己的茶馆，作为交易的场所，休闲客是不会到那里去的。
最可叹的是少城公园鹤鸣茶馆（编者注：当年我爷爷、婆婆天天都要从东华门走到人民公园这家茶馆呢）和绿荫阁茶馆，每年阴历六月暑假，以及腊月寒假，公、私立的各校中学教师纷纷来此茶聚。有等候续聘的，有请托说情的，有争取跳槽的，有还想兼课的。名声响亮的教师不必来，校长早把聘书和礼品送到他们府上去了。那些能力差，又无背景的教师，就在茶馆里等县上的中学校长来聘请。这就是所谓的“六腊战争”。
成都平民住房窄，无客厅，下班回家坐不住，到茶馆来休息或会客，实在方便。许多居民家中不烧开水，提着保温瓶到茶馆来买。就拿梓潼桥正街北口这一家聚贤茶社来说，客人多系商贾匠作，聚此磋商事务，赋闲无业的也很少。我年轻时在布后街二号省文联工作，夜到这家茶馆来提开水，回室去泡浓茶好熬夜，乃知茶馆不可或缺。
（下篇：《川戏唱红华兴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