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走的时候，是疫情三年最严重的那年。
我和一帮编剧在京郊平谷的一栋别墅闭关创作。
那时3月倒春寒，正如昨日那场大雪般，也下起了新年的第一场雪，也是旧年的最后一场。
天高皇帝远，平谷村口的大喇叭偶尔会懒散的喊上几句：做核酸，村口集合做核酸。
那声音没有威慑力，都吓不走停在喇叭上的山雀。
疫情闭关，大雪封山，一切美得很顺撇。
因为冷我们团购了几件军大衣，统一服装后，像昆丁的《八恶人》。
更像村口的树先生。
那天晚上，我开完会回屋，忽然接到我妈的电话，说外公不行了，我赶紧挂了电话，打了视频过去。他老人家瞳孔都有点散了，但听到我的声音有反应。
我其实没那么喜欢我外公，尤其长大以后。他说过“孙是孙，外孙是外孙”，封建得很，我是外孙。他极其古板守旧，憎恶一切新事物，连热水器打不着的时候他都要破口大骂，说这是什么鬼东西，为什么不直接烧水，洗澡要搞这种名堂。
但他其实对我很好，明明是外孙，但我小时候养了我2年。给我削木剑，是我小时候在我小伙伴面前扬眉吐气的那把，也是我玩水弄湿裤子以后追着我打的那把。
他很节省，我姐婚礼上拾荒的老头是他，家人们都觉得丢面，他把废品卖了挣了几百。
那些钱，成了好多年他不挣钱以后给曾外孙们的压岁钱。
守旧如他，仍然是家里最支持我在北京闯荡的。他幼年读过很多书，父亲是地主被打倒了，哥哥在对面跳湖。几十年后，他驼着背扛着几十斤的柴火路过河边，不停留，不侧目。他对世界恨比爱多，一边抱怨，一边活着。
我很害怕和他聊天，不但怕他抱怨，更怕他搬弄古语，他觉得家族里我文化程度最高，其实，我听不懂。
慈祥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直到他走的前一刻，他都在抱怨，呻吟，只是和我视频的时候我听不到那些了。
因为疫情原因，回长沙要居家隔离7天，我赶不上葬礼。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台阶。
在家人的劝说下，我没有回去。
那天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这事儿，继续和编剧们闭关开会。
说了有什么用呢，悲喜并不相通，换几句“I am sorry”而已。
关键，我好像也没有那么伤心。
一向早睡的妈妈深夜给我发了一条微信，说她没有爸爸了。我不知道怎么回。
第二天，帕丁斯的《新蝙蝠侠》上映，开会开到一半，我跟大伙说，今天我们休息半天吧，我请大家去看电影。
一群树先生们挤进车里，开了几公里找了一家电影院。
DC的暗黑风让影院很黑，音响轰鸣。
足够掩盖我的泣不成声。
那年春节我回了老家，破天荒的在没有暖气空调热水器的农村外公老家，住了一周。
南方的天很冷，冻得我不敢打开那天我和他分别的录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