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的课上，老师聊到以前出过的一道期末大题：
如果让你穿越回去，你会选择哪个朝代？
半杯温豆浆下肚，正处于极度困倦状态的我，突然睁开了自己迷迷糊糊的小眼睛——
〇 也许这就是天意
宋朝的开国历程可以说是是同时期并存的几个政权中最简单的：
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天选之子赵匡胤被任命为殿前都点检（中央禁军的老大），
就在他恰好升迁后，
周世宗柴荣恰好崩了，
契丹入侵的情报恰好传来，
禁军最高统帅于是恰好奉命北上。
在一切都很恰好的剧本下，浑身散发着男主气质的赵匡胤，刚出开封城，就被哗变的将士们黄袍加身。
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宋朝，定都开封。
还能说啥呢，大概是看腻了战乱的老天爷喊了声：
你们不要再打啦！
壹 诗酒且趁年华好
区别于唐代的门阀风格、明代的帮派风格和清代的部落风格，宋代，即使是寒门也能靠科举制度一跃成为精英，家世和出身的影响力日益衰微。
在这个时代，士大夫阶层可以坦荡地诗酒风流——合理合法获得的富贵，不妨合理合法地享用。
北宋名臣宋庠、宋祁两兄弟，出身贫寒，性格各异，都通过“举进士”而跃上龙门。
“事业所就，既殊情性，亦奢俭各异。”
踏上仕途后，兄长宋庠稳重简朴，“红杏尚书”宋祁则奢侈享乐。
《钱氏私志》曾写道：
宋相郊居政府，上元夜在书院内读《周易》，闻其弟学士祁点华灯，拥歌妓，醉饮达旦。
翌日，谕所亲令诮让云：“相公寄语学士，闻昨夜烧灯夜宴，穷极奢侈，不知记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州学内吃齑煮饭时否？”
学士笑曰：“却须寄语相公，不知某年同在某处吃齑煮饭是为甚底？”
正如宋祁《玉楼春》一词中所写：“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上元之夜，他面对兄长的劝诫，作出了自己理直气壮地反呛：“我们当年那么艰辛，不就是为了之后的荣华富贵吗？”
人生观的优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评判，但在二宋生活的时代，正是这样一种“及时行乐”的态度引领着潮流。
这种享乐意识有时近乎病态 , 但它是对传统禁欲思想的否定 , 是对残酷教条的抗争，是一种自我意识的觉醒。
如果在两兄弟当中选取一人来管窥当时的社会，宋祁应当比其兄更有资格。
贰 细数浮生千万绪
01.大声讲话也没关系
对于宋代人来说，“话语受限”是一个前卫的概念。
就议论朝政方面，不管是底层市民，抑或是士子官人，都有很大的自由度，尤其是知识分子——即使其言辞再激烈不堪，也鲜少有因言被处以极刑的（恶劣的政治迫害除外）。
宋祁《录田父语》记载：
先生乃揖田父，进而劳之曰：“丈人甚苦暴露，勤且至矣。虽然，有秋之时，少而百囷，大则万箱。或者其天幸然？其帝力然？”
田父俯而笑，仰而应，曰：“何言之鄙也！子未知农事矣。……今日之获，自我得之，胡幸而天也？……今日乐之，自我享之，胡力而帝也？吾春秋高，阅天下事多矣，未始见不昏作而邀天幸，不强勉以希帝力也。”遂去不顾。
先生引车而归，从者曰：“夫子何让也？我直彼曲，请得还辩之。”先生曰：“不可。浅丈夫悻悻然，盗天功以私己力，乃自记之矣。奚独父之诛焉？”
一个天子脚下的普通农民，在朝廷高官宋祁面前，居然毫不客气地批判“天命”“王道”之说。
而宋祁，表面上指责老农贪功，实际上是在内涵剥削者——他们才是“盗天功以私己力”的硕鼠。
这样深刻且无畏的言论要是放到清代，简直是骇人听闻。
毕竟：
02.新闻人的快乐老家
《马恩全集》指出：“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
宋代，随着印刷术的大发展和政府“右文”政策的施行，民间出版成为一个新兴行业，只要有财力，任何人都可以自己出版书籍，甚至在北宋前期，政府基本不对文集进行审查。
《苏轼文集》中这样写道：
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
不仅仅是书籍，报纸业在当时也得到了迅猛发展。
宋代报纸名称繁多，如朝报：“日出事宜也……其有所谓内探、省探、衙探之类，皆衷私小报，率有漏泄之禁，故隐而号之曰新闻。”
这是中国新闻史上首次将新闻与报纸联系在一起。
直到天圣五年（1027年），政府才对于“陈北虏事宜过多”的敏感文字有所干预。
南宋时期，官府与小报展开了长期斗争，小报却依然凭借着旺盛的生命力在打击中顽强发展，并一直流行到清末。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这应该是历代帝王都该明白的事。
叁 无可奈何花落去
一篇荐文，本不应该提及消亡。
宋朝立国三百余年，二度倾覆，皆缘外患，是唯独没有亡于内乱的王朝。
宋朝的倾覆和风雅精神的泯灭一样，像是一朵极美的花在一夜风吹雨打后突然地凋零，你不得不承认这是符合常理的，却又忍不住地为它感伤。
陈寅恪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这话要是放到知乎上，一定会被认作是“宋吹”的诡辩之词，随后被揭露宋朝黑暗的万字长文所淹没。
但是，我就是这样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