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是继战国之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时期，这个时期又产生了许多新的思想流派：继承东汉经学的谶纬经学、古文经学，老庄道家与儒家的杂合体玄学，道教的五斗米道、天师道、上清派、茅山派，佛家的天台宗、三论宗、禅宗等。不过总体而言，除了佛家是新引进的迸发出生命力外，其他几家因为缺少文化积淀而还是没有走出先秦定下的格局。
玄学的出现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东汉时期因为采用的是征辟制选人方式，使得当时流行对人物进行品评，进而品评之风发展到品评时政、天文、地理、古今、哲学等等，形成了清议之风。汉末社会动荡，汉朝国学经学所提倡的名教屡被打破，使得以君臣父子夫妻为纲的儒家名教遭受重大危机，加上清议的名士常得不到善终，士人为明哲保身且又表达不满，将无所不谈的清议之风转变为只谈论深邃哲学的清谈辩论。清谈者崇尚《老子》《庄子》《周易》，以之为“三玄”，玄学由此得名。从形式、历史作用以及影响看，玄学的出现都有些都类似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的性解放运动。玄学的主要论点集中在对“有无”（本体论，宇宙源于有还是无，与佛家空有两派类似），“言义”（认识论，语言是否可以准确表达意思），“自然与名教”（社会观，崇尚人性解放还是崇尚礼法约束）三个概念的不同认识上。
玄学最早由曹魏的何晏及王弼开始，提出“天地万物以无为本”，“名教本于自然”等观点。玄学不拘泥于两汉经学对儒家经典教条的注解，而是突破思维框框大胆的引用尚存于世的道家思想来注解儒家经典，融合了道家和儒家的思想，开一代之先河。玄学可以说是两汉经学的一个变体，也可以说是先秦道家老庄学派的最新发展，是史上第一次道家儒家融合的尝试，极大的推动了哲学和文化的发展。
司马懿政变后，何晏被杀，王弼被废而抑郁早亡，但司马氏家族却又提倡儒家名教，引起当时诸多名士的不满。这其中以竹林七贤为代表，他们提倡“越名教而任自然”，对虚伪的名教礼法多有抨击。他们隐居山林，成日以酒为伴，高歌狂舞，做出许多令道德家瞠目结舌的荒唐事情来。
竹林七贤
这种崇尚虚无又不拘礼法的思想和作风走入极端，影响了很多人，虽然是对虚伪道统的消极反抗，但过于极端并不利于社会的前进，进入东晋之后玄学之风开始转向。裴頠作《崇有论》提出世界源于有，并试图调和有无矛盾。最后由郭象提出的“独化论”，终结了有无之争。“独化论”认为内心的自由放纵和行为的规矩合礼并行不悖相互依托，所谓“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只有在入世中出世才可达到至圣境界，其理论融合了名教和自然，成为玄学的顶峰。
玄学从理论上与刚进入中国的佛家有相类之处，常被当时的佛家借用，东晋之后佛家渐渐立稳脚跟，于是体系完备的佛家渐渐取代了玄学的地位而开始流行，玄学也逐渐融化在强大的佛学思潮中。
在清议清谈之风的影响下，魏晋南北朝的文化渐渐摆脱传统儒学的束缚，开启了一场革命，以文学的觉醒独立为标志。文学由之前的依附于经学史学之中在汉末开始走向独立，以建安七子为代表，出现了许多伟大的文学作品。同时文学理论也开始走向自觉成熟，曹丕作了第一篇文学批评论文《典论》，提出了“文学不朽”。之后陆机作《文赋》继续发展文学批评理论，最终文学观念和创作理论在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中达到顶峰。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谢灵运
以此为带动，大动乱时期的文学有了新的气象，田园诗、山水诗、骈体文、志怪小说等前代闻所未闻的体裁大放异彩。由建安开始，经正始、太康、元嘉、到永明、齐梁，文学创作高潮前后相继，成为文学史上的高峰。这些文学创作不仅自身水平甚高，而且也成了盛唐文学顶点的先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