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回，灵帝幼年即位，外有陈蕃、窦武辅佐，内有窦太后教养，本来可以开创一番事业。坏就坏在，后宫宦官一朝把持朝政，食髓知味，并不愿意把权利交还给前朝；他们长袖善舞、八面玲珑，利用贴身伺候的机会讨好窦太后和皇帝，骗取他们的信任，狐假虎威，干尽坏事；窦太后与皇帝被花言巧语迷惑，其立场逐渐与陈蕃、窦武背道而驰，这就为第二次党锢之祸的悲剧埋下了隐患。
为了理解党锢影响之恶劣，甚至可以称为“东汉亡之始”，首先交代党锢发生的时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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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时期，全球气候转冷，直接影响了农牧业生产，诱发了盘桓于西北（今青海、甘肃一带）的西羌部落的东进侵扰。
虽然西羌部落和汉王朝是近邻，相处却一直不算和谐。羌人披发左衽，语言习俗与汉人大相径庭；加上文明程度落后，收继婚、兄死弟娶其嫂的风俗与汉人尊崇礼法的观念格格不入，最后相看两厌，边境上的小打小闹终于发展成动辄死伤数万人，掳掠金银牲畜无数的大战。
西羌问题如同一根毒刺扎在东汉王朝的心口上，消耗着它的元气，偏偏不能轻易拔除，否则恐怕两败俱伤。这样的情况一致持续到桓帝时期。此时出现一个奇人，护羌校尉段熲——他与羌人作战先后达一百八十次，斩杀近四万人，最终平定西羌，并乘胜击灭东羌。因为立下平定外患的汗马功劳，灵帝登基的第二年，段熲被封为新丰县侯。然而对几乎族灭的羌人来说，段熲的名字无异于煞神阎罗，所到之处流血漂橹、哀鸿遍野、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一将功成万骨枯，战争对民生和经济的破坏还要慢慢休养恢复。自东汉初以来，国家已为羌乱耗费千亿钱；仅段熲灭羌之战就用费四十四亿。何况东汉施行土地私有化制度，土地兼并成风，王公贵族、庄园豪强蚕食鲸吞——“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贫农阶层首当其冲，承担战争税负，服兵役血溅沙场，假如遇上天灾人祸，就不得不卖儿鬻女，或者出卖仅剩的几亩薄田，成为庄园豪强的家奴。
总结而言，朝廷不重视底层民生，对农民召之即来、用之即弃的行为；并其对豪强兼并土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为“黄巾起义”埋下了祸端。
话分两头，汉灵帝见段熲解决了困扰东汉多年的外患，心情舒畅，以为天下再没有威胁汉祚的忧患，从此耽于享乐，做出种种荒诞不经之举。
他曾在后宫仿造街市、市集，日日流连其中，让宫女嫔妃和杂耍艺人充当小贩，买卖的“商品”都是奇珍异宝。宦官们也换着花样讨皇帝欢心，一会儿把驴子弄进宫内，供灵帝享驭车之乐；一会儿又给狗穿上朝服上朝，暗喻“狗官”折辱满朝文武。即使在黄巾之乱开始后，他仍大兴土木，荒淫度日，曾于西园建造“裸游馆”，命宫女不着寸缕游于其中。
可笑的是，汉灵帝不理朝政，偏爱附庸风雅。出自他手的辞赋有《皇羲篇》、《追德赋》、《令仪颂》、《招商歌》等，他还一手建立鸿都门学，门生一度上千人，风头不亚于太学，只不过在鸿都门学中教授的不是儒家经典，而是诗词歌赋一类的东西。
有这样一位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皇帝，大权自然旁落他人。后宫宦官为了哄皇帝开心极尽谄媚，与横眉冷对、直言不讳的士大夫站在两个极端。眼看着皇帝的行为日渐荒唐，十常侍更是为虎作伥，“买官鬻爵”竟成了合法的选官制度，甚至有买卖标准价目表，士大夫决定出手了。
建宁元年五月，日食，不祥。陈蕃、窦武借机上书，以宦官干政祸乱朝纲为由，请窦太后诛除曹节、王甫等人，不纳。不过，窦太后因此处置了一部分宦官，士大夫与宦官表面的和平就此破裂。一方为了国家，一方为了荣宠，一场你死我亡的斗争拉开序幕，洛阳黑得透不过气的暗夜里，一场腥风血雨就要到来。
文|沉默春秋Moni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