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1916年出生于于都县葛坳乡上脑村一个叫李安洞的极偏僻的小山村，因幼年丧父，家里极其贫困。父亲在10岁时被卖到我们目前的所在地——赖村镇新民村给人做养子。父亲的养父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亦即我的姑姑。
父亲的养父，因家有几块田地与山林，遂被打成地主。父亲说，那年月，一会儿红一会儿白的，红军来时，父亲的养父因地主的身份，为免被批斗，就得出外躲避。在这种动荡的时局下，父亲到了所谓的地主家庭，其实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当我的地主爷爷长期在外躲避时，年纪还不大、生计无着的父亲还曾给本村的人家做长工干放牛、砍柴等活挣口饭吃。
爷爷的唯一亲生女儿——我的姑姑，稍长后便跑出外面自谋出路了，后自主嫁给了九江市电瓷厂(抗日战争时期曾迁厂至宁都、永丰县等地)的一名做会计的职员。为免受家庭成份的牵累，姑姑曾三、四十年未与娘家联系。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初地主被全面“摘帽”后的某一天，父亲突然石破天惊般的收到了她的一封来信，信封上还写的是“半迳村”，其实这村名早已在解放后改成“新民村”了，所幸时至今日，半迳村这名也还是众所周知的，方不至因地址有误而无法投递。而收信人则除我父亲的名字以外，还同时署了另两人之名。为何？因时隔久远，不知生死存亡，多写几个收信人保险一些。孰料另两人皆已作故，偏我父亲尚存。而姑姑的生父——我未曾谋面的爷爷，在解放后不久便去世了，她的继母，——曾疼爱过我、抱过我，曾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奶奶，也已仙逝好几年了。
随即，父亲请了本生产队的会计给姑姑回信，应来信所询尽告家里及家乡几十年来的诸多沧桑变化。还有就是请她回来看看，——也以为这是她与老家取得联系后的必然之举。没想到她却回信说她身体不好，又会晕车，经不起旅途颠簸，还说，据父亲的回信已知原先熟悉之故人，除兄长外，大多都已不在了，回来尽是陌生人，也没啥意思了。然后却又是出乎意料的反请我父亲去她那儿，说若兄长身体允许的话，诚请兄长到九江来兄妹相会，兄长也可顺便出来看看外面的世界。还有，当得知我正在上学时，便又特意叮嘱，说以后让我回信即可，一来无需麻烦他人，二则可以让我得到锻炼。并且她在信中还问了说看看家乡有无在九江或九江附近工作之人，可以帮助取得联系，请他到家来做客，然后趁他回乡探亲返回单位时，兄长可随其到九江，并直接领至妹妹家中，这样可就客、主两便了，——兄长不必担心不识路途等，妹妹也可省却派人到南昌去接站之劳。
恰好村里有一位当兵后转业到彭泽一兵工厂工作的，那时他的妻小都还在老家(稍后便全都转商品粮举家迁往单位去了)，因此他每年都会回家探亲，且往返都须经九江换乘车船。于是父亲给了他姑姑家的地址，他回来探亲时先去了姑姑家认门，且说姑姑家所在的滨江路169号，离码头还不远，走段路就到了，连三轮车都不用坐。于是，我父亲便得以在七十多岁高龄了第一次离乡远行——跟随同乡去了在九江市的姑姑家一趟。回来时，姑姑送了一台收音机，一块怀表，一些布匹，还有几盒人参、鹿茸、天麻等保健品及两条香烟等物。那年月，可算是厚赠了。
等我捱到初中毕业终因家贫辍学时，姑姑又几次来信叫我去她那儿一趟，因为不想无故又让姑姑破费及添麻烦，我多次借故不去。直到姑姑后来说让我去看看能否在九江给我找份事干，不行的话，跟在无线电厂做技术员的大表哥学一门无线电维修技术也好时，我才终于答应去。因从夏初直请到冬末了我才答应，本欲待过年后再去，姑姑却说叫我去九江过春节更好。于是，我便真去姑姑家过了一个春节。到后，姑姑给了我两套内衣(此前我们都是将破旧的外衣当内衣穿，从未有过什么专门的内衣)、一件及膝长的类似于列宁款的双排扣蓝色半长棉大衣、一双翻毛牛皮鞋。也许是因为我以在班里作文第一的水平跟姑姑书信来往中，让姑姑一家对我产生了某些错觉，及至见到本尊，木讷、生硬、羞怯到几乎不敢与人交流的样子，大异于先前看信时脑海中所勾画的形象……。于是，给我找份事干或学无线电修理的许诺终成泡影。当姑姑在大年初四下午略带谦疚的告诉我说，他们没想到我竟然还如此胆小，说这个样子根本无法留下来跟别人打交道，你去主动跟你大表哥说请他教你无线电修理，大胆活泼一点好么等语时，我沉默不答。次日上午我便悄悄的乘公交车到火车站买好了初六一早到南昌的火车票，却在晚饭后才突然跟姑姑说，我已买好了明天一大早的火车票，恐怕误点，要去火车站候车大厅过夜候车去。直令姑姑及其家人都无比惊诧，并说明天会去帮我把票退了，等过两天带我上庐山去玩一趟后再回去。还说到时表哥会给我买好车票并送到南昌的，还要买些东西给我带回去。我态度坚决的不肯变更归期，庐山游玩及送行等也一并谢绝，并说你们大家除夕给我的压岁钱加一起都有一百多元，已足够了。然后拎起包就坚决地往外走。姑姑只好慌忙答应说，那也不要去火车站睡椅子，你安心回房睡觉去，到时让你表哥送你去车站，会给你算好时间，保证不误点就是。大约凌晨四五点时，大表哥果然叫起我，推着自行车送我去火车站。他们昨晚还临时拣了一大包旧衣服让我带回去说让家人谁能穿得了就给谁穿。然后表哥又让我到书架上把喜欢的书都带回去看，这个我倒没推辞，迅速的去挑了几本诸如诗词、小说、格言、应用文写作等塞进了包里。这些书倒好像大为弥补了一下我此行的失落心情。走时除送我的内衣外，当初给我的大衣与皮鞋我都悄悄留下了。出门时表哥发现后叫我回去穿上，不然会冻着。我便回去将大衣穿上，不然天还没亮呢，真的很冷。皮鞋则说真不要了，有些打脚，还是穿自己的解放鞋舒服，直令表哥哑然无语。
回到家里，父亲倒没像其他人一样为我此行的无功而返感到失望。他说我们没有什么东西给人家，本就不适合给人添大麻烦与破费太多，——人家也都只是工薪阶层，生活本也不是有多富裕。
到1991年我哥结婚时，姑姑又寄了600元贺礼。
我们家给过姑姑的，仅两个铁线火笼和两副家乡的腊猪肝。这都是因父亲那趟九江行时听姑姑说起过的，揣度她有所喜欢与怀念，因而备了、托在澎泽工作的那位老乡捎去的。姑姑回信说，兄长真是“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
后来，感觉有好长时间都没收到姑姑的信了，当我在外打工回家过春节时，父亲就又会念叨起姑姑来，问我有没有写信，我说没有。他便会叫我写。我不好拂父亲之意，于是便遵命写信问候姑姑身体及一切是否安好。然而却再未接到姑姑的回信。父亲猜测多般是姑姑已经去世了。到1998年，长江遭遇特大洪水，九江是重灾区。因此，父亲格外挂怀，又叫我写了信去。然而，一连去了两封信都还是没有回音。
2009年，父亲临终前还曾叮嘱我有机会一定要多买些东西去姑姑家看望一下，对当年屡受其厚赠表示感恩。那时我恰好在福建泉州开长途货车跑河南线，须途经九江。于是，在父亲去世后的第一趟车，回程时，我便将车停在了长江北岸的湖北小池镇吃饭的饭店门口，打出租车过九江大桥到九江市滨江路的169号门牌处，只见那儿已尽是高楼林立，全无当年之旧貌，姑姑家已完全无从找寻了。
父亲因为小时卖给人做养子，因而得了个地主的家庭成分。在那持殊的年代，受尽牵连与歧视。在生产队干着高强度的活，挣的却是比人低的工分。自己开的荒地，只要稍微好点的，便要被“根正苗红”的队长以那易旱易涝又贫瘠的差地给调换掉。哥哥小学毕业后，也被本村中小学校长以阶级成分不好为由而拒绝接收上初中。
早先，父亲曾为自己的阶级成分申辩过。说自己本是赤贫出身，打小卖到此地，没享过一天地主之福，一直受苦受累，更别说剥削过谁。自己出生地那边的亲二哥肖思川还是红军烈士，自己不应该这样被“扣帽子″、被歧视。大队及小队干部们则回说，那你得脱离你养父母家，与之断绝关系、划清界线居家另过才成。这分明就是不近人情、伤伦理、歪嘴和尚念歪经之做法，被父亲断然拒绝。他说养父母无论如何也算于己有恩，自己怎能弃之不顾、不尽养老送终之责！
后来，哥哥曾抱怨父亲，说他不知道学姑姑那样，人家是亲生的都懂得明哲保身、未受半点牵连。父亲非但仍无半分怨悔，还十分坦然地为姑姑开脱，说她是女人，嫁了人当然没必要让夫家无端受牵连。而自己是男人，卖来时还定了字据的，无法逃避也不能逃避，不能违背天地良心做事。
我年轻时并不觉得如何，但随着涉世的渐深，尤其是见到许多趋利忘义、擅于见风使舵的人事时，则猛然觉得平凡如草芥般的父亲却是那样的令我钦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