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叶丹颖
面对指责她不够美的评论,一曼的演员任素汐说:“可惜外表也不能发生改变……只希望长得更漂亮,能给一曼带来更多。”其实,那不算“够美”的脸蛋恰恰给人非常接地气的亲切感,曼妙的身姿裹在高开叉的旗袍里性感又端庄,而最性感的是她天真烂漫的灵魂。
骚,大概是她一开始给人的印象。大胆不羁、无拘无束,却骚得不做作、不惹人厌,骚得天经地义、浑然天成,即便是“污”,也是如“天然萌”般的“天然污”。像做游戏一样快乐,不管是真的在玩游戏——如跟裴魁山较劲谁先眨眼睫毛谁就是狗,还是陶醉于生活中的每一点美——如边剥蒜边唱动人干净的歌,最后让蒜下起了雪,亦或是兴冲冲地享受与男人制造情欲的满足。
机灵又逗比的一曼总是让人忍俊不禁,而会缝纫、会剪发、会以“姐姐”的口吻启蒙铜匠的性与爱,又让一曼兼具了母性的光辉。如此张力十足的女子,用裴魁山赏心悦目地向她表白时的话说,是:“你真可爱。”一曼的可爱就像山泉旁一只自由自在的小野兽,浑如璞玉、天造地设,她的笑都是流淌着的。
而一声枪响,是喜剧走向悲剧的分水岭。
真枪实弹,打破了过家家式嬉笑怒骂的闹剧,所有人在这一刻意识到——真正的灾难来了。心爱的长发被剪得光秃秃如一地鸡毛,瞬间失魂落魄的张一曼躲进桌子底下,又在桌布的缝隙里目睹了周铁男在子弹的擦肩而过下死里逃生。一个桀骜不驯的硬汉变成了一个跪着、流着口水、承认自己“只是一条狗”的奴才,而一曼也在接连经历了被辱骂、被排挤、被断发、险些被强奸的巨大刺激后从一个潇洒大方的女人变成了一个从此战战兢兢的疯子。
一切真实自然的人性都被重新解构,悲剧在于,属于一个真正的人的魂丢了。
鲁迅说:“悲剧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发疯前的张一曼爱美、自恋——“我以我的美貌担保”、爱人——淳朴的博爱,大大咧咧、也细腻如水,像歌里唱的那样憧憬着远方的“情郎”,是“真善美”的化身,而痴痴傻傻的疯子显然是不会得到尊重的,更无力在混浊的世界保护自己。
曾经多美好得让人不忍破坏,毁灭就多叫人心酸。存在于一曼身上的野趣、健康之美被彻彻底底地扭曲、变异了。正如破镜不能重圆,那些对人性的戕灭是永不可逆的伤害,往日时光不再,唯有留下灼热的刺痛与冰凉的唏嘘,原来人是如此脆弱,比死亡更可怕的是,在不可抗力的作用下,谁都有可能沦为“牲口”。校长被关进驴圈,便是极具讽刺意义的一幕,而正是因为被他交代过“什么也别听,什么也别管”的一曼没敢救他。
谁都是受害者,却谁也都扮演着屠夫。一曼迫不得已对铜匠说出“牲口”的一刻,复仇的种子已种在了铜匠的心里;裴魁山站在窗外听见一曼“睡服”铜匠的全程喘气声时,裴魁山心中的女神已经死亡。
爱与恨、神与兽、美与丑,随着所认定的信仰坍塌而陡然转换。铜匠穷凶极恶地要求开除张一曼、要求剪了她的头发,裴魁山竭其所能地把“臭婊子”、“过街老鼠”、“公共厕所”等一切最侮辱女性的词洪水猛兽般砸向张一曼,一个女人就此承受了所有的恶。
在长篇小说《玫瑰坝》中,谢宝瑜讨论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好人要是中了邪,就比坏人还要可怕。好人以为自己是对的,没有什么可以顾忌,所以特别心狠手辣,即使是杀人也不会眨眼睛。……相反,那些坏人知道自己是在做什么。因此,他们干坏事的时候有个顾忌。”
因此,以为掌握契约精神的裴魁山可以言之凿凿地怒喝:“你凭什么拿你的道德标准来绑架我的利益?!”以为在教育中觉醒的铜匠可以义正言辞地抗争,并在一番关于不受教育就会“被人看不起、被人利用、被人利用完了以后还要指着鼻子骂”的理论宣誓后辅之以矫枉过正的实践——罢黜张一曼。
追溯悲剧的源头,张一曼只想活得自在点,孙校长一心想振兴农村教育,裴魁山想维护自己应得的利益,铜匠从想要钱到想要尊严想要爱,周铁男想要命,不管是伟大的梦想、小市民的需求、还是单纯的生活追求,其实谁的初衷都不该被苛责。而为了避免不可收拾的错误——为了保住学校,集体一步步走向最荒唐的错误。
在这个过程中,恪守底线的挣扎变成节外生枝、而为了成全大局的让步、欺骗、演戏才是“办大事不拘小节”,连一向耿直不阿的孙佳也在父亲下跪涕淋的那一刻不负众望地说出了“孙校长,我未婚夫的死不是你的错”,妥协的一刻孙佳长大了,应证了“小孩才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每一个人都被身不由己的悖论裹挟前行,直至逼临生死存亡的深渊,这是一个《俄狄浦斯王》式的悲剧——“竭力逃避神谕所示的命运,而这逃避本身恰恰在实践着神谕”。
单纯地批判人性的丑陋太过于武断,人性经不起考验,丑陋的人也曾闪烁人性的光辉,堕落的人也曾有铮铮铁骨,悲哀的是困囿于命运的残酷玩笑里人的渺小与无奈。
艾略特的诗里写:“这世界倒塌了/不是轰然一响/而是唏嘘一声。”如果影片最后一曼自杀的那声枪响是“轰然一响”,则在短暂的休止符后大地上空悠然回响起的清澈歌声便是那“唏嘘一声”。一曼自始至终都是没有“入世”的赤子,她在自己的小世界里玩,不问将来、不问归路,质本洁来还洁去,死恐怕是唯一有尊严的归宿。
最美好的人去了,世界还剩下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