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 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意思是说:孟子拜见梁惠王。梁惠王说：“老先生，你不远千里而来，想必有什么办法使我的国家得利吧？”孟子回答说：“大王何必说利呢？只要讲仁义就行了。君王说：‘怎样可以使我的国得利？’大夫就说：‘怎样可以使我的家有利？’士和老百姓也都说：‘怎样可以使我本人得利？’像这样全国上上下下互相争取私利，那国家就危险了啊！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里，杀害它国君的人，一定是拥有千辆兵车的大夫；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里，杀害它国君的人，一定是拥有百辆兵车的大夫。在一万辆兵车的大国中，大夫就拥有一千辆；在一千辆兵车的国家中，大夫就拥有一百辆，这些大夫拥有的家业不能说不多了。但是，假如大家把义丢在后头，而把私利摆在前头，那大夫若不夺得国君的地位是永远不会满足的。反过来说，从来没有心怀仁爱却遗弃父母的人，也从来没有讲求道义却怠慢君王的人。所以，大王只说仁义就行了，何必说利呢？”
孟子见梁惠王是在公元前320年，其时，原来强大的魏国（因迁都开封，又称大粱，所以又称梁惠王）已经衰弱，其时“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孟子·梁惠王上》）因此梁惠王见到孟子就迫不及待地问：“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的回答却一针见血，据事论理，指出了“利”字当头的危害。孟子说：如果从国君到大夫再到士及庶人，全国上下，人人以利为首要目标，其结果势必造成利益冲突，互相残杀，上下离心离德，国家必陷于危亡的境地。
孔子曾说“放于利而行，多怨”。司马迁也曾感慨地说：“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所谓“常防其原”，就是说要经常防备“利”这个祸乱的根源。
孟子在劝梁惠王时，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先义后利”的观点，真可谓高瞻远瞩。孟子并没有否定“利”的价值，而是着重指出义与利在价值观上的不同，强调在义与利之间应以义为先，而不能把利摆在前头。他说：“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这一观点，代表着儒家的伦理道德价值观。以仁义之道作为政治纲领，则人人亲其亲而敬其长，如此不遗其亲，不后其君，自然上下和睦，民生安乐，这才是振兴国家的治本之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