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要说也是并不久远的事情。有一段时间，我还住在胡同里。那时候北京的胡同，面貌虽然是翻新得红砖青瓦的，干净利落，但是偶尔还是会断电。所以，家家也还都备着几根蜡烛。要是夏天大家一齐开空调跳了电闸，或者万一是哪个搬家的大车把歪里歪斜的电线给刮掉了的话，点上跟蜡烛，家里好歹也是个光亮。
就有这么一次，是一个快到仲夏的夜晚。那时候还不会做饭的我，下了班就摊在沙发上，吹着空调，听着厨房叮叮当当的声音发呆。就是这个时候，屋里的白灯，厨房的黄灯一下子全都灭了，把窗户震得咣咣响的空调，也没了动静。小小的房子变得有昏暗又宁静。跑出去看是怎么回事儿，才知道半条胡同全都没电了。我赶紧回来把门窗关紧，然后翻箱倒柜地找蜡烛。厨房还是叮叮当当的。
“哎，那蜡烛放哪儿了？”我没敢开门，隔着窗子往厨房喊。
“写字台下面那柜子，一铁盒儿里。”什么东西在哪儿，他比我清楚。
我打开柜子门，东西乱七八糟地都落在一起，又昏暗，拿手机凑合照着亮儿，翻来翻去也没找到。就喊着说没有。厨房叮叮当当的声音就不见了，然后是他走进屋子，瞅了我一眼，提了提围裙蹲下来自己找，不到两分钟就拿出来两根儿。
“再十来分钟儿开饭。”
“要不咱出去吃吧，厨房里也看不见…… 还凉快儿。”我解了他的围裙。
“那我去关火。”
我换了背心儿和裤衩儿，给门挂上了锁，上厨房就着水管儿洗了把脸，跟他一块儿再出来。这会儿，天上挂着月牙儿，倒也不算太暗。我们沿着窄窄地胡同儿慢慢地往前溜达着，老头儿们还坐在马札儿上还摇着扇子，熊孩子们还是满街疯跑着，但是一家一家的窗口逐渐地亮起黄色的烛光，晃晃悠悠，忽明忽暗的光。
当我们再从灯火通明的大街上转进这条小胡同的时候，天已经黑得让人看不了多远了。孩子们倒是不当街跑了，估计现在都在一家家的烛光之下趴桌子上写作业呢吧。还是有个别的老头儿，在黑暗里坐着听评书，拿蒲扇不住地拍蚊子。我们一路无话，就是相互靠着走着，胡同里没有光，只有说书的单田芳。
进到屋子里来，发现冷气还没有散尽。借手机的光找到了刚才的两根蜡烛，且发现火柴其实在厨房里。我看了眼他，他无奈地把门开了一条缝儿，闪出身去拿火柴。我拿着两根蜡烛等着他，才发现，其中一根儿根本已经没了捻儿。等他回来，我说：“你知道严监生的故事么？咱这就省了根儿灯草……”
他点上一根，然后看了看另外一根，然后说：“一共就一根，点不着的不能算。”
我想想也确实有道理，虽然蜡烛有两根儿，但是灯草只有一根儿。不过，这样的话，拿一个酒瓶儿就行了。于是我从墙角拿了个啤酒瓶，把蜡烛插在口儿上，放在写字台上面。现在唯一的一根灯草在哪儿闪闪烁烁，战战兢兢地亮着，烤化了白色的蜡烛，那蜡顺着蜡烛慢慢地往酒瓶子口儿滑落，灯草的尾部还集着一洼昏黄的蜡油儿。
我盯着着蜡油，又发了呆。看着他打开了单词本，开始背单词，明明这么大人了，还跟别的家的熊孩子们一样，现在也在昏暗的蜡烛下面学习。再看看这屋，平常有电的时候也不觉得什么，现在一暗下来，黑的地方更多，也就觉得更小。这气氛有点《人到中年》的那种感觉。这么一想，唯一的一根灯草还是得给他。我还是跑到笼罩在黑暗里的床上，躺着，少动，少喘气儿，能稍微凉快点儿，不给他倒乱就成了。
电直到第二天才来。那一晚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早晨起来的时候，他睡在我边上。什么时候上来的，我不知道。书是倒扣在书桌上的，下面压着笔和张开的本子。蜡烛还有剩下，酒瓶上已经满是蜡油干涸的垂泪，唯一的一根灯草黑黑的，摸起来有些扎手，却已经冷了下来。我怕打扰了他睡觉，换好了体面地衣服之后才出去，轻轻带上门，到厨房里随便的洗漱了一下，就去赶公交上班了。
出院子之前，回头看了眼。屋子里不再有烛光，紧闭的窗子也是打开的。
一定是他熄灭的那灯草，打开的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