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的故事：我和我的母亲
8岁那年。
我第一次见到父亲的第一任老婆。
微胖，不怒自威的样子，说话嗓门特大。
我管她叫大妈。
据说和父亲离婚十几年了，一直在外地，现在回来接管她的小孩（她和父亲育有两儿两女）。
这也意味着，农村所谓的“分家”要开始了。
刚开始大家相安无事。
有天放学回家母亲对我说：
妈妈给你生个弟弟吧，将来你有个伴，两兄弟也不怕被人欺负。
次年，母亲难产，永远的离开了我。
生的是个弟弟，几个月后因病夭折。
我的好日子也到头了。
家中陷入了长达数年的财产分割撕逼大战。
如果拍成电视剧，集数与精彩度不亚于《甄嬛传》。
我们镇上冯氏是大姓，爷爷以前是地主。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被批斗，精神出了点小问题。
他时不时会让我去政府门前叫嚣：还我土地。
每次我都骗他说，镇长没上班，处理不了。
然后他就开始喝酒骂人，一骂就是一天一夜。
母亲是小老婆，在家族里很不受待见。
七大姑八大姨背地里都叫她狐狸精。
她确实就是个妖精，很厉害的那种。
她很特别，睿智得让人害怕，是我们镇上公认的奇女子。
如果非要找一个人物形象来比喻的话，大抵就是《倚天屠龙记》里张无忌的母亲殷素素吧。
母亲做生意很厉害，那时家里条件还不错。
从小我兜里就塞满了零用钱，用的东西相比哥哥姐姐也是最好的。
对金钱也没什么概念，养成了花钱大手大脚的毛病，长大也没改过来。
这类人的特点是：没有富二代的命，浑身富二代的病。
母亲对我很严厉，严厉得不像是她亲生的。
她是“棍棒底下出人才”的忠实拥趸。
每次考试只要低于90分就要被打。
不是第一名也要被打。
写字潦草，被打。
不吃早点，被打。
总之，她有一万种理由来打我。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吃她做的汤圆，她给我取了个很难听的外号，叫汤司令。
我很排斥。
她告诉我：司令是很大的官。
我问：那司令可以命令你不准打我吗？
她说：可以。
我太天真了，就算我是国家主席，她也会打我。
母亲做的菜很好吃，酸果辣子，鸡夯豆腐。
当然她最拿手的一道菜叫“细棍炒肉”。
有一次，她在院子里教我烧煤炭。
我手上刚好拿着一根铁丝，可能是长期屈服在她的棍棒之下，产生了一丝怨气，鬼使神差地我就把烧得通红的铁丝往她手背上杵。
她满街的追着我打，打断三根棍子。
每次打完我，母亲都会煮汤圆给我吃。
然后用一种圣人的语气对我说：我现在打你是为了你以后去到外面不被别人打。
我当时听不懂，也不相信。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班级之间开始评选班花了。
于是我就萌生了“采花”的念头。
有一次，我和班花小王约好了吃完晚饭去录像厅看录像。
母亲不知从哪得到了风声。
吃完饭，刚走出家门，眼看就要和小王牵上手了。
突然，身后传来了母亲不带一丝感情色彩的呼唤：汤司令，回来！
我只得在小王充满怨念的眼神中灰溜溜的跑回家。
接着就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次惩罚，跪着顶水。
母亲端了一盆水放在我头上，跪着跪着，我发现不对劲。
盆底是裂的，会漏水。
我也不敢问为什么盆是漏的。
漏一滴我用膝盖去擦一滴，波棱盖都磨破皮了。
母亲走过来说：不用擦了，什么时候这盆水滴完，你什么时候起来。
最终父亲实在看不下去了，不知道用什么筹码把我救了起来。
从此，我因爱生恨，时常跟班花过不去。
唯独有一次，我犯错了母亲没有打我。
那段时间爷爷天天喝酒骂人，没日没夜。
母亲怀孕了，为图清净带着我搬到了离家50米远的地方租房子住。
我跟着她学会了做饭。
有一天，几个小伙伴来家里找我玩。
我为了显摆，非要做饭给他们吃。
炒了一盘四季豆，盐放多了，我一口没吃。
吃完饭，一起上山摘黄泡果。
走到山脚，发现不对劲，怎么只剩我一个人了？
一回头，四个小伙伴全部倒在地上。
其中一人把手伸向我，有气无力地叫：我们要死了......
我以为他们演戏呢。走近一看，一个个脸色发青，口吐白沫。
吓得我一哆嗦，赶紧跑去找大人送医院。
几个小崽子命不该绝，救了过来。
母亲带着我挨家挨户赔礼道歉，回到家里，我以为又要挨打。
母亲只是严肃地说了一句：儿子，热情好客是好事，但是四季豆要煮熟了才能吃。
记忆中，母亲从来没有和父亲吵过架。
哭过三次。三次都是娘俩一起哭。
第一次是和母亲一起看电视，电影频道播了一部《妈妈再爱我一次》，真的不要太好哭。
第二次是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举国哀悼。
我当时还没有革命觉悟，对于伟人的逝世感触不是那么深。但我看母亲哭得很伤心，就陪她一起哭。
第三次是母亲带我去城里外婆家玩，我趁她们睡午觉的时候跑了出去，想看一下城里的班花长啥样。
她以为我被人贩子拐跑了，满大街找我。
后来在一家小卖部相逢，她一边打我一边哭。
当时我手里还拿着吃了一半的冰砖，被她打掉在地上，于是我也开始哭。
1998年3月26日，母亲永远的离开了。
母亲走后，再也没有人打我了。
果不其然，长大后我经常被社会打耳光。
母亲叫龚建琼，天秤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