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孙权、刘备的三角斗争

一、赤壁战后曹操的战略选择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赤壁曹操战败后，孙、刘联军进逼江陵，与曹操守将曹仁相持大战。刘备利用周瑜和曹仁相持的机会，平定荆州南部武陵（治所临沅，今湖南常德）、零陵（治所泉陵，今湖南永州）、桂阳（治所郴县，今湖南郴州）、长沙（治所临湘，今湖南临湘）四郡。而曹操权衡利弊，决定主动放弃江陵（今湖北荆州），命曹仁退守襄阳。后刘备又从孙权手上借得南郡（治所江陵），于是在荆州形成小三分局面。曹操据有襄阳、南阳；刘备据有南郡（部分），武陵、零陵、长沙、桂阳；孙权据有江夏、南郡（部分）。这只是大致形势，当时的荆州，三家势力错综复杂，占据的土地犬牙交错，要详细说明情况，非得再有一篇文章的篇幅才行，鉴于本文只是给普通读者看的，这里不做详细论述。

曹操占据的襄阳最是要害，襄阳向来是中国战争史上南北相争的要点，战略地位非同凡响。襄阳地处南阳盆地南部，古人称：“夫襄阳者，天下之腰膂也。中原有之，可以并东南。东南得之，亦可以图西北者也。”[①]其地形，群山环绕，一水纵贯。面向汉水、背靠岘山，东有桐柏、大洪，西有武当、荆山。汉水从襄阳城东南下，经石门至于江汉平原，沿河谷出石门，是襄阳对江陵用兵的主要通道。东北向可经陆路入武关抵关中，也可从水路溯游而上至汉中；昔年秦国攻楚，就是走的这条路线。北向出鲁阳（今河南鲁山）可进尹、洛，直逼洛阳；这是楚国威胁周人，问鼎之轻重走的路线。西北向出义阳三关可威胁豫州；楚国争霸中原，这条是主要进军路线。东南下经章陵（今湖北枣阳南）、抵随县，直趋沔口；后来吴人进攻襄阳，这是一条经常的进兵路线。可见襄阳之地四通八达，制约东西南北。曹操着眼于经营襄阳，保证了对荆州南方的形胜之势。

最初的时候，曹、孙、刘三家的关键点在江陵。当时曹仁和周瑜在江陵一线血战，双方杀伤甚众，曹操率先出招，命曹仁主动放弃江陵，撤守襄阳。这是曹操生平几个精彩决策之一，虽然江陵像根钉子一样嵌入长江江防之中，能够对孙权和刘备形成极大威胁，但曹操赤壁新败，孙、刘联军势头正旺，在这个时候硬抗其锋芒未必是明智之举。曹操在赤壁战后曾说“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这指的是当年他打败袁谭，占据黎阳，想趁势扫荡河北，郭嘉认为，“急之则相持，缓而后争心生。”[②]曹操这时想起郭嘉正是想起郭嘉当年对河北局势的分析，用于孙权、刘备身上也正合适。所以曹操主动放弃江陵，扔出这块骨头试图分化孙、刘联盟，而之后事态的发展证明这一手极其高明。

曹操放弃江陵后，因为襄阳被曹操所掌握，江陵至夏口（今湖北汉口）一线就成了抵抗曹操的一线阵地，而江陵因为荆襄大道的缘故，首当其冲。周瑜进占江陵后，孙权在江淮（合肥方向），荆襄（江陵方向）独力抵挡曹操，刘备居二线，几乎不承受来自曹操的压力。而赤壁之战后，三家对荆州的瓜分，孙权最是吃亏，孙权在打败赤壁打败曹操和江陵血战曹仁中出了大力，获得的后果只是解除了覆灭的危险和占领了南郡（即江陵）；曹操虽然赤壁战败，又主动放弃江陵，却牢牢占据襄阳，呈高屋建瓴之势；刘备出力最少，却收益最大，本来是丧家之犬，摇身一变成了小土豪，周瑜还把南郡在长江以南的一块地分给了他，刘备把大本营设在油江口（今湖北公安西北），改名为公安。[③]

二、刘备借荆州，孙权面临的战略抉择

此时刘备又生出变化，他要去见孙权，准备借南郡，也就在当时周瑜驻扎的那一块地盘。如果只看表面，刘备此举实在是贪心不足。但，刘备去见孙权谈这事，孙权却同意了。那恐怕就不能简单归结于鲁肃力主借给刘备了。

如前所述，孙权当时从荆襄至江淮完全承担了对曹操的防务，这对当时的孙权来说压力是极大的，要承受的经济负担也极重。荆州虽然位于上游，地势十分重要，但凡事都有轻重缓急。当是时，给孙权压力最大的绝不是荆襄，而是淮南。曹操虽然在赤壁战败，实力仍远远强于孙、刘。在这种情况下，孙权战略第一取向是争取战略安全。江淮一线，是荆襄之外，曹操和孙权另一个对抗的地区。徐州的南部，广陵郡和下邳郡的南端有中渎水，地势低洼，水网密布，不利于大部队作战，孙、曹对这一块都不是非常重视。而淮南地处江左，是江东的外围屏障，如果淮南不保，曹操就会和孙权隔江对峙，直接威胁三吴。在这种情况下，争取江东战略安全的首要目标就是稳固江北要点进而夺取淮南，故古人言：“吴之与陈，虽皆守江，吴围合肥，陈攻寿春，所争常在淮甸。”[④]就算不能全据淮南，至少要在江北据有防御要点和交通要冲，不让曹操能直接渡江，否则几千里江防，以孙吴之兵力岂能处处设防。古人亦云：“有淮则有江，无淮则长江以北港汊芦苇之处，敌人皆可潜师以济，江面数千里，何从而防哉。”[⑤]

所以周瑜虽然提出他的战略规划：“今曹操新折衄，方忧在腹心，未能与将军连兵相事也。乞与奋威俱进取蜀，得蜀而并张鲁，因留奋威固守其地，好与马超结援。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蹙操，北方可图也。”[⑥]但孙权表面赞许，实际并未接受，会周瑜病死（建安十五年），此议也就不了了之。观周瑜的规划，可以说是不顾实际情况，曹操在淮南重点经营合肥，建安十四年，曹操就在谯地制造战船、训练水军，进军驻屯合肥，并加强淮南郡县机构建设，对孙权施加压力，而肥水——巢湖——濡须水这一途，是曹操攻打孙权首选的通路，曹操大军从邺城南下，都走此路。王象之言：“故魏窥江南，则循涡入淮，自淮入肥，繇肥而趣巢湖，与吴人相持于东关。吴人挠魏，亦必繇此。”[⑦]如前所述，江东根本之地敌情威胁严重，岂能致腹心之地不顾，而以大军西出争利。计算孙权兵力，其时不过数万，除去原有的江淮防线，新增的荆襄防线加上内部应对山越的部队及各地守军，机动兵力只有孙权账下中军（其实还要承担江淮防线的重任），要远征巴蜀，非得削弱各地防御力量才能组织起足够军力，强敌当前，这如何可行。

从刘备那边看，刘备敢于向孙权提出借南郡，主要说服力就在于刘备移屯江陵后将主要承担荆襄方向的防务，可以让孙权集中精力稳固内部、讨伐山越、应付曹操在淮南的压力，虽然从长远看，刘备居于上游总是有威胁的，但在当前来说，这完全是个可行的方案。内部和淮南问题都没解决，如何去考虑那么长久，总有轻重缓急吧。况且两家尚处蜜月期，刘备虽居上游，对孙权产生威胁的可能还是较低的。当然，刘备方面谋求取得江陵，主要考量还是在于实施诸葛亮的“隆中对”所提出的战略规划，江陵是刘备方面西取益州，北图襄樊的重要基地，没有江陵，“隆中对”无从着手。

因此能够想通这些自然不难理解孙权为什么最终接受鲁肃的建议，借地给刘备了。

三、曹操在淮南方向向孙权施加压力

前面提到曹操故意放弃江陵就是扔根骨头让孙、刘去争抢，制造矛盾，分化联盟。所以“操闻权以土地资备，方作书，投笔于地。”[⑧]可见此事件对曹操的震惊，这意味着曹操对孙、刘的分化政策暂时失败。但是，曹操作为一个高明的政治家、军事家并没有被暂时的不利所迷惑，孙权和刘备都是当世英杰，哪是当年袁绍的诸子能够比拟的，和他们的斗争是一个长期的斗智斗勇的过程。

赤壁之战后，曹操和孙权在淮南多次交战。总体上讲，孙权居于劣势。建安十三年十二月，孙权亲自攻打合肥，不克。次年，曹操命将军张喜救援，孙权退走。十六年七月至十七年正月，曹操击败马超、韩遂等，进一步稳固后方，再次把注意力对准了南方。十七年十月，曹操再次东征孙权。同年，孙权做濡须口坞城设防。十八年正月，曹操进抵濡须口，攻破孙权江西营，俘虏都督公孙阳。十九年五月，孙权攻下皖城，拔除了曹操在江北的一个据点。七月，曹操再次东出，至合肥而还。（同年，刘备定蜀。）二十年八月，孙权趁曹操西征张鲁之机，进围合肥，被张辽击破，孙权狼狈逃回。二十一年十月，曹操再次集结大军南下，于次年正月抵居巢，与孙权交战。孙权虽然获得一些出击战斗的小胜，但总体形势对孙权不利。于是孙权遣使请降，曹操接受后引军北返。

建安十四年，十八年，十九年，二十二年，曹操四次东出，其中十八年、二十二年两次攻打濡须口发生大规模作战，这就是诸葛亮所说的曹操“四越巢湖”。[⑨]

而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时期内，曹操在关中、汉中以及淮南方向都连续用兵，却在荆襄方向保持防御，始终没从这个方向南下。固然有东、西攻而中路守的因素，根本原因恐怕还是“急之则相持，缓而后争心生。”

四、刘备的战略动向

返过头来看荆襄方向，刘备取得江陵后，开始谋划西取益州。而孙权因为周瑜图谋益州的规划，也在考虑这个事。周瑜死后，孙权曾一度向刘备提出，两家一起进攻益州，想试探刘备的想法。这是题中之义，孙权想图谋益州必须跨越刘备，不摸清刘备的想法，计划根本无法实施。然而刘备早就把益州视为囊中之物，岂容孙权染指。[⑩]

在忽悠孙权的同时，刘备一直在等待机会。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刘璋听说曹操将要派遣钟繇等人征讨张鲁，害怕曹军攻下汉中后趁势入蜀，于是听从张松的建议邀请刘备入川，想凭借刘备的力量讨伐张鲁、抵抗曹操。刘备正求之不得，率近三万众进入益州，后与刘璋翻脸，于十九年平定益州。

刘备入蜀攻破刘璋，孙权甚为愤怒，大骂：“猾虏，乃敢挟诈如此”[11]。于是，建安二十年，孙权派遣诸葛瑾入蜀，想要讨还荆州长沙、零陵、桂阳诸郡。刘备当年虽然只是向孙权借了南郡江北部分，但江南部分是周瑜给刘备的，以酬谢赤壁之战的功劳，而南四郡孙权方面认为刘备是在自己默认下攻取的，也算是借的。所以派诸葛瑾讨还长沙等三郡。诸葛瑾这个人还是比较温文尔雅的，孙权派他去谈，表明自己不想和刘备弄僵关系。但刘备试图再次耍滑头，对诸葛瑾说：“须得凉州，当以荆州相与。”[12]在这个事的处置上，刘备极有问题，只顾自己，不顾盟友，必然激怒孙权。

五、孙刘联盟的矛盾与妥协

果然，孙权大怒，派吕蒙督鲜于丹、徐忠、孙规等兵二万取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又命鲁肃率万人屯巴丘（今湖南岳阳）以防御关羽。自己进军陆口（今湖北嘉鱼西南），为诸军节度。而刘备自引五万人到公安，使关羽将三万兵至益阳。未战，正好曹操定汉中，刘备惧怕两线作战，后方失守，遣使求和。于是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孙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刘备。本来可以谈判解决的事，作为联盟双方居然兵戎相见，孙刘联盟裂痕日益增大，而曹操当年主动放弃江陵的“二虎相争之计”开始体现效果。

孙刘联盟是在曹操压力下被迫形成的，当曹操的压力减轻，互相之间的矛盾自然慢慢浮现。而且曹操还在暗中推波助澜，不对荆襄方向施加压力，而专属意于淮南，单独给孙权施加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孙权自然会对当年借江陵给刘备的决策产生疑义，借给刘备是为了让两家一起承担抵抗曹操的重担，实际上刘备得到了江陵，重担还是孙权承担，心理自然会慢慢发生变化。况且刘备这边在夺取益州，实力进一步提升后，首先暴露出短视而贪图小利，不顾抗曹大局的弱点，对待孙权的方式狡诈而又粗暴，进一步挑起了孙权的怒火，成了曹操计谋的催化剂。

虽然孙刘两家产生了很多龌龊，但都还没有头脑发昏，还是认识到曹操是当前大敌，最终还是达成了一致。孙权分得荆州两郡，暂时也算满意，反过头来继续进图淮南。如前所述，先是攻合肥被张辽击败，差点身陨于逍遥津。其后曹操再出濡须口，孙权力不能支，被迫请降。这是曹操看到了孙刘联盟出现裂痕，又在淮南方向给孙权加了把力，用事实告诉孙权，你别想在淮南逾越一步。在淮南向孙权施加压力，是曹操分化孙刘联盟中的重要步骤，只有在淮南方向打击孙权，使其在淮南处于劣势，才能把这种打击的外力转化为分化孙刘的内力，孙权会因为北向发展受阻，转而因为联盟内部的矛盾把力量用于盟友；如果在淮南压制不住孙权，孙刘两家会因为曹操衰弱，试图从曹操处获得共同利益而更加齐心。

建安二十二年，曹操引军从濡须口北返，其后，孙权方面坚决主张联刘抗曹的鲁肃病死。鲁肃之死意味着孙刘联盟面临这成立以来最大的考验。

六、孙刘联盟破裂

当初，刘备入蜀时，留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等镇守荆州，后因军情变化诸葛亮等都入蜀支援作战，而关羽留镇荆州。关羽为人强梁，“善待卒伍而骄於士大夫”，对待孙权方面更是傲慢无比，还曾辱骂孙权求婚使者。[13]鲁肃在世时尚能以大局为重，稳住关羽。鲁肃死后，孙权方面群臣对关羽多无好感。吕蒙就是其中之一，鲁肃死后，吕蒙代其职，对孙权建议说：“令征虏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蒋钦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应敌所在，蒙为国家前据襄阳，如此，何忧於操，何赖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诈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东向者，以至尊圣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强壮时图之，一旦僵仆，欲复陈力，其可得邪？”[14]孙权深以为然。

观吕蒙的建议，其实和之前周瑜的一样，都是没有考虑全局。当时关羽对孙权方面态度不好，引起孙权忧虑固然是一个原因。夺取刘备掌握的荆州部分，能够稍微改善一下孙吴的战略态势，但根本上并没有改变。曹操依然在东边占据淮南威胁江东核心地区，在荆州占据襄阳形胜于南。而且驱除关羽后，不能改变刘备居于上游的局面，还意味着要跟刘备结下深仇大恨，这就不是原先有些龌龊可以比拟的了。战略态势一下子会从在淮南方向抗击曹操，变成曹操和刘备对孙权形成战略包围。驱除关羽后，孙权方面的战略安全是建立在西取白帝和北夺襄阳上的，这还是表明要与曹操、刘备同时为敌。表面上是夺取了土地，实际上是把自己置于两线作战的恶劣境地。实在不是智者所言。

这时的孙权和之前的刘备一样，犯了短视而贪图小利的错误，既然打不过曹操，在淮南寸功未建，那就把目光转向盟友吧。

建安二十四年七月，关羽北上进攻襄阳，利用天时击破于禁、庞德七军，围曹仁于樊城，威震华夏。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孙权方面早已定下决心要击灭关羽。趁此良机，孙权一边向曹操致投名状，要讨伐关羽以自效，一边派遣吕蒙“白衣渡江”袭取关羽大本营江陵。曹操终于等到孙刘联盟反目的机会，为了让孙、刘两家彼此削弱而使自己收益最大化，曹操遣使把孙权信笺送至曹仁处，命曹仁以弩射给关羽。曹操要是不把消息透露给关羽，关羽就会被吕蒙偷袭，孙权方面不会受到多少损失；而透露消息给关羽就可以让两家去自相残杀，即使孙权方面获胜，自己也会受到极大的削弱，曹操就可承其两家之弊而后图之，此乃卞庄刺虎之计。然而关羽以为樊城很快就能攻下，犹豫不能决断。于是曹操命增援襄樊的第二梯队徐晃进击，击破关羽阻击，关羽于是决心南返，然而其时已晚，大本营江陵已经被吕蒙攻克。吕蒙还以攻心之计瓦解关羽部士卒斗志，大获成功，关羽被迫西保麦城（今湖北当阳东南），立假人于城上企图瞒天过海掩护自己逃回益州，但孙权方面早已截断其归路，在临沮（今湖北安远西北）禽斩关羽父子。

孙权斩杀关羽后，也想嫁祸于人，送关羽首级给曹操，企图转移刘备视线，但曹操何等老到，这种伎俩对他来说实在太小儿科，遂以诸侯之礼隆重安葬关羽，极尽哀荣。

七、曹孟德子若豚犬

至此曹操分化孙刘联盟的战略决策大获成功，孙权取荆州、杀关羽，已与刘备结下了血海深仇，孙刘联盟彻底破裂，只待刘备怒而兴兵，曹操就可与刘备夹击孙权，先解决其中一个。然而天不假年于曹操，关羽被杀后不久，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曹操病死，其子曹丕即位，不久代汉自立，定国号“魏”，改元黄初。

刘备也于曹丕代汉后，于次年自立为皇帝，以继承汉祚，改元章武，史称“蜀汉”。孙权夺取荆州后，一直把防备刘备报仇作为头等大事，同年四月，孙权迁都到武昌，亲自坐镇荆襄防线，稳定荆州局势，防备魏、蜀。而刘备登上皇位后不久就决定对东吴用兵，以报荆州被夺，关羽被杀之仇。章武元年七月，刘备不顾群臣反对，大举兴兵攻伐东吴，击破吴将李异防守的巫县（今四川巫山西北）和陆逊防守的秭归。闻得刘备来攻，东吴举国惊骇，孙权紧急向刘备求和，诸葛瑾也写信向刘备陈说利害，但刘备盛怒之下，直接予以拒绝。东吴举国惊骇倒未必是怕刘备进攻，而是终于明白夺取荆州与刘备翻脸后自己的战略态势并没有改善，反而变得恶劣。刘备东进，东吴并非没有能力抵敌，就怕魏国趁机南下，那就是东吴的危急存亡之际了。这其实正是十二年前曹操主动放弃江陵获得的收益，蜀吴交战，存灭只在魏国的转念之间。这就是孙权、吕蒙短视贪利带来的恶果。

在刘备还没有出兵前，魏主曹丕就咨询群臣，刘备会不会为关羽报仇？刘晔认为：“蜀虽狭弱，而备之谋欲以威武自强，势必用众以示其有馀。且关羽与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羽死不能为兴军报敌，於终始之分不足。”[15]八月，孙权向刘备求和失败后，派遣使者向魏国卑辞称臣，试图稳住魏国，避免两线作战，防止亡国之祸。这种情况下，对魏国极为有利，但要想因势利导，必须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

于是，曹丕再次咨询群臣意见。一种意见以刘晔为代表，认为应该联蜀攻吴，对吴、蜀来说，依山阻水，有急相救，是小国之利；现在吴、蜀自相攻伐，是自取灭亡。应该乘此有利时机大举出兵，与蜀国夹击吴国，攻击其腹心地区，不出一个月吴国必亡，而吴亡蜀必不能独存。可是说是精准的看到了当前局势之关键所在。第二种是曹丕自己的观点，主张联吴攻蜀，认为东吴称臣求降，却去讨伐人家会使天下想要归顺的人产生疑心。不如接受东吴投降，一起攻打蜀国。曹丕想先打蜀国，也不是不可以，但不如打吴国有利，攻打蜀国最可能出现的结果是刘备与东吴暂时议和，回头全力对付魏军。而且魏军攻蜀，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出汉中一途，难以和东吴形成有效协同，想要攻灭蜀国难度很大，并不有利于魏。而与蜀国夹击东吴，刘备正在盛怒之中，改变战略决策反过来和东吴共同抗击魏国的可能性很低，大概率出现刘备乐意见到东吴就此覆灭的情况，魏国会得到一统天下的机会。第三种意见来自于王朗，主张不军事介入，认为天子大军应该像华山、泰山那样，安坐以示天威，等待有利时机再说。实际上就是委婉的表示反对用兵。这种意见可以说是书生庸见，属于典型的“内不能办，外为大言耳”。结果曹丕居然采纳了王朗的建议，继续采用挑动吴、蜀相争，坐待两弊的方针。

在曹操时期，孙刘联盟抗曹，采用挑动吴、蜀相争，坐待两弊的方针无疑是正确的，而且导致孙刘反目，取得了极好的效果，可以说是结出了果实。而现在刘备大举攻吴，正是魏国摘桃子的时候到了，这是曹操留给曹丕最重要的遗产之一。在最有利的时机到来时却选择继续等待，只会眼看机会从自己手边溜走。

稳住魏国后，孙权得以全力对付刘备。蜀章武二年闰六月，吴将陆逊大破刘备于猇亭（今湖北枝城北），刘备退保白帝城。打败刘备后，孙权对魏国当即改变态度，日趋强硬。曹丕大怒，这时才想起了武力压服，于当年十一月分兵三路攻击洞口、濡须口和江陵。然而吴国赢得猇亭之战后士气正旺，以水战和临江坚城战斗的方法击败魏军攻势。曹丕不在猇亭之战的有利时机出兵，却等到了东吴没有后顾之忧的时候怒而兴师，难以取胜也是在意料之中。

八、综述

三国时期曹操、孙权、刘备以荆州为中心展开的斗智斗勇是我国军事战略史上的杰出篇章。曹操面对赤壁战后孙刘结盟，自己无法取胜的局面，主动退让，放弃前出阵地——江陵，避免自己处于利益相争的漩涡中心，采取守襄阳防御荆州一线，出兵淮南压迫孙权的方针，试图分化对手，坐待其弊。使得孙权在战不能胜曹操受阻于淮南，而荆州方面又因为曹操采取守势压力减轻，与刘备利益纠纷终陷入不可调和的状况。导致孙刘两家拘泥于夺取土地的短期利益，而忽视了曹操在北虎视眈眈的长期危险，最终矛盾总爆发，孙刘联盟宣告破裂；乃至于为了争夺荆州，孙刘两家兵戎相见、大打出手。给了曹操的继承人曹丕一个各个击破的绝佳机会，可惜曹丕远不及乃父，一介庸才不能准确把握机会，最终还是三足鼎立。

曹、孙、刘的三角斗争，对于现在美、中、俄的关系很有借鉴意义。国与国的三角斗争，两弱联合抵抗一强是通常的做法。对较强的一国来说，分化两弱的联盟是要首先考量的，只有分化对手才能各个击破。故郭嘉那句“急之则相持，缓而后争心生。”至今依然是强国针对弱国联盟的基本原则。而对于弱国来说，联合另一个弱国对抗强国，并保持压制另一个弱国是首要的考量。既要做到保持联盟的共同诉求，也不能因为要抵抗强敌而扶持盟国过甚，要避免盟国的力量超过自己而导致不必要的风险。要把握这个度，远比强国分化弱国联盟难度要大。

[①]《读史方舆纪要湖广方舆纪要序》

[②]《三国志魏书郭嘉传》

[③]《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引《江表传》：“周瑜为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给备。备别立营於油江口，改名为公安。”

[④]《六朝通鉴博议》

[⑤]《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九》

[⑥]《三国志吴书周瑜传》

[⑦]《舆地纪胜》

[⑧]《三国志吴书鲁肃传》

[⑨]《后出师表》：“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

[⑩]《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引《献帝春秋》：“孙权欲与备共取蜀，遣使报备曰：‘米贼张鲁居王巴、汉，为曹操耳目，规图益州。刘璋不武，不能自守。若操得蜀，则荆州危矣。今欲先攻取璋，进讨张鲁，首尾相连，一统吴、楚，虽有十操，无所忧也。’备欲自图蜀，拒答不听，曰：‘益州民富强，土地险阻，刘璋虽弱，足以自守。张鲁虚伪，未必尽忠於操。今暴师於蜀、汉，转运於万里，欲使战克攻取，举不失利，此吴起不能定其规，孙武不能善其事也。曹操虽有无君之心，而有奉主之名，议者见操失利於赤壁，谓其力屈，无复远志也。今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将欲饮马於沧海，观兵於吴会，何肯守此坐须老乎？今同盟无故自相攻伐，借枢於操，使敌承其隙，非长计也。’权不听，遣孙瑜率水军住夏口。备不听军过，谓瑜曰：‘汝欲取蜀，吾当被发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使关羽屯江陵，张飞屯秭归，诸葛亮据南郡，备自住孱陵。权知备意，因召瑜还。”

[11]《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九》

[12]《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13]《三国志蜀书关羽传》：“先是，权遣使为子索羽女，羽骂辱其使，不许婚，权大怒。”

[14]《三国志吴书吕蒙传》

[15]《三国志魏书刘晔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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