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成长小说”概述
（一）“成长小说”的起源与发展
1774年，德国评论家费得瑞切·封·布莱肯伯格在《小说评论》中对“成长小说”一词做了暗示。1820年前后，《论成长小说的本质》与《成长小说的历史》的演讲中，卡尔·封·莫根斯特恩正式提出“成长小说”的概念。后至1870年，德国哲学家威廉·狄尔泰在《施莱尔马赫的一生》中初步讨论了成长小说的问题。又在1905年《体验与诗》中，系统、详尽的论述了“成长小说”，而此篇论断后来也成为了说明“成长小说”时被引用频率最高的定义。自此，“成长小说”成为了学术界公认存在的文学术语。
至于成长小说作品的诞生时间，学术界多数认同它起源于浪漫主义时代。正如巴赫金将成长小说与游历小说、传记小说相联系，也有批评家和学者将其追溯到流浪汉小说和传奇文学传统，但真正得到公众认同的成长小说典范之作是1795年歌德作品《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而它的诞生，与歌德“古典主义”文学的人生理想有着直接关联，也是据此推断，成长小说作品的产生背景正是德国“古典文学”时期。
（二）“成长小说”的定义
身为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小说类型，“成长小说”自诞生起就备受学界关注，而关于它的定义，一直以来在国内外也是众说纷纭。在此，笔者仅择取国内外具有代表性、较规范化的几种类型，做出讨论。
美国著名学者艾布拉姆斯有过论述：“（成长小说）的主题是主人公思想和性格的发展，叙述主人公从幼年开始所经历的各种遭遇。主人公通常要经历一场精神上的危机，然后长大成人并认识到自己在人世间的位置和作用。”这是从小说的叙事内容出发的，它强调主人公一个完整的成长过程。但若从认识论的角度观之，则可参照狄尔泰的观点“（成长小说）是以一个敏感的青年人或年轻人为主人公，叙事他试图了解世界本质、发掘现实意义、得到生命哲学和生存艺术启示过程的小说”，它进一步对主人公的性质、性格和小说的主题思想做了界定。而在国内，学者冯至、刘半九等一批研究者更对“成长小说”的内涵和外延做出说明——“多半是表达一个人内心的发展与外界的遭遇中间所演化出来的历史……在社会里……经过无数不能避免的奋斗、反抗、诱惑、服从、迷途，最后回顾过去的生命……”；“成长小说是以个人和社会的矛盾尚未激化成为敌对状态为前提的，主人公在生活中接受教育的过程就是他通过个性的成熟化和丰富化成为社会的合作者的过程”。较之上文提到的两种观点，他们将对“成长小说”的理解拓展到社会层面，着重于个人成长与外界社会的矛盾。此种看法显然是与巴赫金有所契合的，他将“成长小说”强调为“人的成长小说”，并且认为“主人公的形象，不是静态的统一，而是动态的统一。主人公本身、他的性格，在这一小说的公式中成了变数”。这些界定的提出，都对成长小说的特征、分类、风格等研究工作提供了思路和方向。
（三）“成长小说”的基本元素
在对“成长小说”的定义有基础认知后，便可以从中得出一个“成长小说”基本模式，即它通常所描述的是一个心智幼年且具有敏感气质的主人公，在探索外界社会后，完成了精神、道德、心理等方面的成熟。其中，“敏感气质”、“探索”、“动态性”是核心特征。“敏感气质”是主人公个性化、内部的特征，也是决定性因素，它预兆了主人公在接触外部世界的过程中，必然会等量带来对自身的审视，对社会的思考等一连串问题。同时，此点融会贯通了个人与社会、内部与外部两重层面。“探索”则一方面表现了主人公对外部的摸索，另一方面暗示了“成长小说”这类文章的思考性。至于“动态性”，它是对“成长小说”的整体关照，主人公的成熟本是一种心理、生理层面的动态变化，而外部社会并非一成不变，它势必会裹挟着主人公的成长，从而展现更多矛盾和问题。这些，也正是“成长小说”所要向读者传递的。
不论是定义还是核心特征，都是为判断“成长小说”提供了一种可供借鉴的标准，但在具体的文学作品中，少有严格据此塑造出的人物形象。因此，当今许多被冠以“成长小说”的作品，不过只是具备一些“成长小说”的基本元素。同样遵循此思路，许多并不被定义为“成长小说”的作品里，却也有着极其鲜明的“成长小说”元素。在此，笔者仅就《包法利夫人》中爱玛·包法利这一人物形象，简谈她身上的“成长小说”元素。
二、爱玛·包法利身上的“成长小说”元素
（一）来自家庭、学校、浪漫主义小说的教育
成长小说一词对应德语原始词汇Bildungsroman，其中roman对应法语“小说”，Bildung则有“教育、修养”之意，即说明“成长小说”自诞生之初便承担着很强的教育功能。功能之外，从作品的叙事模式来看，“成长小说”的显要特点即是主人公从心智幼年走向成熟的成长过程，因此教育主题毫无疑问是“成长小说”的重要元素。据此，笔者即从爱玛·包法利的教育背景入手，将其所受教育分列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浪漫主义小说的教育，并一一进行讨论。
《包法利夫人》中对爱玛家庭教育的着笔不多，但可以从她十三岁入学时的状态和天性窥见一斑。第一部分第六章，爱玛初入学时“不但不嫌烦闷，反而喜欢和修女们一起相处”，她觉得修道院的学习神秘而有魅力，倾心于修女们苍白的面色和圣坛的清冽芬芳，但一旦熟悉它们，便觉得无力了，因为“她爱海只爱海的惊涛骇浪，爱青草仅仅爱青草遍生于废墟之间。她必须从事物中得到某种好处……正因为天性多感，远在艺术爱好之上，她寻找的是情绪，并非风景”。福楼拜用“天性”解释爱玛的这些感性行为和思想，然而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她的喜恶倾向必然有部分受制于家庭，由此可见，爱玛所受的家庭教育在某种程度上一定是促进她天性多感的。卢欧老爹的行为也能论证此点，“他不高兴操劳，生活方面，一钱不省，衣、食、住，样样考究”，然而实际的生活情况却是“可怜的老头子，去年要不是油菜收成好，兴许连地租也交不上”，他入不敷出，种种行为却像是贵族，对待女儿爱玛更是让她“星期天上教堂，穿一件绸袍子，活像一位伯爵夫人”。由此可见，父亲纵容物质生活奢靡的做派和父母对爱玛感性情感世界的忽视，使她逐渐偏离了正常孩子的成长轨迹，走向命运的深渊。
学校教育见于第一部中第六章，“十三岁上，父亲送她去修道院”，可见爱玛所受的学校教育和现今天的学校教育是很不同的，此点要与作品创设时的时代背景联系来看。女性教育在19世纪被提上议程，但在教育理念、教育目标、教育方法上均与与之对应的男性教育有着很大区别，其中，宗教被视为是女性教育中极重要的一部分。因此，17世纪至19世纪，教会女子教育常将宗教教育与家政教育结合在一起，安排大量宗教活动、学习和女工课程，行文中亦有段落可以印证此点——“啊！因为那边有一个人儿、一位能说会道的人儿、一位刺绣家、一位女才子”；“有时候，她画素描……她弹音键，信心在握，上上下下……她设法烧一盘精致的菜，还会拿青梅在葡萄叶上摞成金字塔……”爱玛·包法利只在初入学时好好学习功课，之后却是——“不听弥撒，只盯着书上天蓝框子的圣画；她爱害病的绵羊、利剑穿过的圣心……练习苦行，试着一天不吃饭，还左思右想，要许一个愿。”；“临到忏悔，她为了多待一会儿，便编造一些小罪过……布道中间说起的哪些比喻……总在她灵魂深处唤起意想不到的喜悦。”爱玛接受的是种贵族女子教育，在活动行为和思想上却受着与她天性相违的苛刻约束，因此她反倒更去寻找感情的发泄、想象力的驰骋。可以说，现实与天性的冲突之下，使得爱玛狂热情感的个性初见端倪。
被动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之外，爱玛还主动的接受了浪漫主义小说的教育。爱玛·包法利的自叙就从一部初期浪漫主义的代表作品开始。天性让她关注“有助于她的情感发泄的有用之物”，而修道院又恰巧提供了一位深谙浪漫主义的老姑娘，由此，爱玛开始醉心于浪漫主义小说——“就这样，爱玛在十五岁上，有半年之久，一双手沾满了古老书报租阅处的灰尘。后来她读司各特，醉心历史事物，梦想着……她巴不得自己也……”浪漫主义小说使她无时无刻不在幻想自己成为书中的女主角，去等待一个智慧超群、衣冠楚楚、哭起来泪如泉涌的公子。这些高度契合爱玛·包法利天性的艺术加工品 ，为她建构了一种不可思议的爱情幻境，也让她终于从怀春少女爱玛成长为受制于物欲和爱欲的包法利夫人。
（二）反叛、爱情与爱情的反叛
诚如前文所叙，艾布拉姆斯等一众学者在为“成长小说”下定义时，认为主人公在走向外界社会时，必然要“经历一场精神上的危机”，才会最终达到成长的目标。学者董国超在论及此点的原因时，谈到儿童社会价值观于成人社会之差，即由浪漫单纯走向功利复杂，肯定会产生系列苦闷、困惑等不适反应，而这些反应也正是“成长小说”中主人公反叛行为、反叛精神发生的原因。显然，爱玛·包法利是一位极具反叛精神的女性。
爱玛身上的反叛精神是种与生俱来的能力，她不甘做庄稼人的女儿，对巴黎的上流社会生活有着本能的幻想和期待。在定下与查理的婚约后，她如此筹划婚礼“希望点火炬，半夜成亲”，这是时下浪漫主义的想法，也是违反常情的；婚后，她在与查理的日益相处中认识到“查理的谈吐就像人行道一样平板，见解庸俗”，可见她痛恨庸俗与这种平常人的安定；而在查理的医生事业上，爱玛·包法利显露过两次野心——“她巴不得包法利这个姓——她现在姓这个姓——赫赫有名，在书店公开陈列，在报上经常出现，全法兰西都知道。可是查理没有野心！”；“包法利的确可以成功：爱玛还没看见什么证明他做不了的手术。一件事名利双收，又是她撺掇他做的，她该怎么称心啊？”爱玛鼓励丈夫施行治疗跷脚新法的行为，正由于她希冀名利双手，希望通过更健康、更美好的感情取得新生的野心，而与女性身份所不匹配的野心，也正是爱玛反叛精神的最好体现。
但若仅如此理解包法利夫人的反叛，显然是片面的，因为爱玛·包法利的反叛与她的爱情观密不可分。正如前文所叙，爱玛在婚前对爱情所有的想象和了解都源自于浪漫主义小说，“恋爱、情男、情女、在冷清的亭子晕倒的落难命妇、站站遇害的驿夫、页页倒毙的马匹、阴暗的森林、心乱、立誓、呜咽、眼泪与吻、月下小艇、林中夜莺，公子勇敢如狮，温柔如羔羊，人品无双，永远衣冠楚楚，哭起来泪如泉涌”，但显然，爱玛婚后很快就意识到幻想和现实的落差了——“欢愉、热情和迷恋这些字眼，从前在书上读到，她觉得那样美，那么在生活中，到底该怎样正确理解呢，爱玛极想知道。”学者芮渝萍在研究成长小说的主题时，别具匠心的关注到女性成长主人公，并举英国小说家理查森和奥斯丁为例，概括出女性成长小说的普遍模式：女性青少年的成长困惑和她们的爱情婚姻有密切关系，爱情观、婚姻观的形成与发展，成为女性成长小说的共同特点。但与此同时，既定婚姻的形成，也意味着女性成长主人公成长的终结。然而，在爱玛·包法利身上，我们能够看到，婚姻的获得恰恰是她成长的出发点。书中第二部第五章的结尾能够证明，爱玛因压抑自己爱赖昂的欲望而患了心病，女佣人便谈及波莱渔夫的闺女小盖丽娜也有着同样的病，并说她嫁人后就好了，然而爱玛却清醒道：“不过，我呀，我是嫁人以后得的。”
现实的婚姻非但没有带来爱情，还带来了无穷忧思，而爱玛·包法利具有反叛精神的爱情观也让她起了新的念头，她坐在草地上日复一日的发呆，重复问自己结婚的理由，“她问自己，她有没有方法，在其他巧合的机会，邂逅另外一个男子。她试着想象那些可能发生的事件、那种不同的生活、那个她不相识的丈夫。”这时候还是想象，但经由渥毕萨尔一夜的舞会后，一切幻境都变得具象化，爱玛·包法利愈发难以忍受此种生活，终于罹患精神疾病，于是包法利一家离开了道特。自此，爱玛·包法利正式踏上婚姻反叛的道路。她最先精神出轨赖昂，然而因为懒散、畏惧、羞耻还有仅存的道德没有行动，但一旦遇到风月老手罗道耳弗，便旋即陷入这种奸淫的感情之中，她“三番两次自言自语‘我有一个情人！一个情人！’……她走进一个只有热情、销魂、酩酊的神奇世界，周围是一望无涯的碧空……她于是想起读过的书中的女主人公，这些淫妇……实现了少女时期的长梦，从前神往的多情女典型，如今她也成为了其中一个……她领略到了爱情，不后悔，不担忧，不心乱。”爱玛·包法利通过婚姻的反叛获得了自己所希求的爱情，而她面对婚姻反叛这一事件的态度变化，亦可以看作是种内心观念的成长。
（三）旅行
旅行也常是“成长小说”中的重要主题。孩子都拥有梦想，而梦想往往会促使主角离家开始一段旅程，由此完成自我成长。而在“成长小说”中，主人公通常出生于农村，旅行则表现为他们离开农村环境去往大的城市。
《包法利夫人》中虽未显露明显的旅行痕迹，但却将其隐在爱玛·包法利与罗道耳弗的交往之中。爱玛在对包法利完全失望后愈发明目张胆，与前来家中的婆婆大吵一架后，对情人提出如此要求：“把我带走！抢走！……哎呀！我求你啦！”在得到初步应允后，更是三句话不离私奔——“嗯！我们一上邮车呀！……车出发的那一刹那，我们就像乘了气球一样，就像要上九天云霄去。”旅行的期待重新燃起了她的灵魂，“包法利夫人从来没有这样好看过。这种难以形容的美丽，来自喜悦、兴奋和成功，来自环境和气质的协调……她的贪欲、苦恼、风月经验和她那永远生气勃勃的空想，使她的本性逐步发展，终于绽苞盛开。”作者在此处用到“本性”一词，由此可见，这场名为旅行实为私奔的活动带给了爱玛·包法利新生，也正如“成长小说”中的主人公满含梦想与希望，踏上去往新城市寻找新生活的动机。
（四）大量运用的心理描写
优秀的“成长小说”都是出色的心理小说，这就如同学者董国超所说：“‘成长小说’中的‘成长’主要不是一个生理学概念。所以，‘走入思想的境界’，揭示主人公在成长途中心理发展的种种变化，是‘成长小说’的主要内容。”
《包法利夫人》在描写人物心理方面，堪称经典，在此，仅举主人公爱玛·包法利为例。天性多感的爱玛毫无疑问有着丰富的心理活动，尤其是当她陷入爱情时，这些内心戏常使得她愈发动人——“她爱赖昂，追寻寂寞，为了能更自由自在地玩味他的形象。真人当面，反而扰乱沉思的快感。听见他的脚步，她就心跳；但是待在一起，心就沉下去了，她有的只是莫大的惊奇，临了又陷入忧郁。”；“她总是期许下次幽会无限幸福，事后却承认毫无惊人之处。爱玛觉得扫兴，可是一种新的希望又取而代之，回到他的身旁，分外炽热，分外情急。”；“有什么关系！反正她不快乐，也从来没有快乐过。何以人生总不如意？何以她信赖的事物，时刻腐朽？”；“但她在写信中间，见到的恍惚是另一个男子，一个她最热烈的回忆、最美好的读物和最殷切的愿望所形成的幻影。”她对赖昂的爱情，从最初热烈地暗恋到不爱到幻化的爱，一步步，每一阶段的变化和所思所想都完完全全的呈现出来。此外，《包法利夫人》的叙事也并非如作者声称般奉行“客观而又无动于衷”的美学倾向，它密切关注并进入每一个角色的内心，试图还原每一人物形象的内心世界，的确符合“成长小说”走入主人公思想境界的要求。
三、“成长”的失败：爱玛·包法利的女性身份
经过前文的讨论，我们能够看到《包法利夫人》中主角爱玛·包法利身上有着多重“成长小说”的元素。然而，从爱玛的服下砒霜自尽的结局来看，她的成长是以悲剧收场的。在此，笔者不对这种成长的失败做系统讨论，而只是提出一种猜测：爱玛·包法利的女性身份，正是她“成长”失败的根源所在。
值得玩味的是，拥有女性身份的爱玛自小说早期至末期，身上曾不止一处的出现过男性特征。第一部的第二章，查理·包法利与爱玛初见时，这样描摹这位女子：“她的脸蛋是玫瑰红颜色。她像男子一样，在上身衣服两颗纽扣中间，挂了一只玳瑁眼镜。”此段紧接着爱玛的外貌描写，看似无用，却恰恰点出爱玛的与众不同。第二部的第七章，罗道耳弗领着下人来找包法利放血，当时晕厥了两个人，事后“朱斯丹穿好衣服，走了以后，大家谈起昏厥的事。包法利夫人没有昏厥过。布朗热先生道：‘女人能不昏厥，的确了不起！其实，有些男人就很脆弱。’”将爱玛与男子在放血一事上做比，言下之意是爱玛的个性甚而强过许多男子。第二部第十二章，“包法利夫人纵情声色，积习难返，姿态也起了变化……口噙香烟，旁若无人。有一天，见她走下燕子，学男人穿一件背心”，诚如福楼拜所叙，这种行为很大程度上由于积习难返，然而对“香烟”、“背心”的选择，必然逃不脱爱玛反叛的个性。第三部第六章，因为药剂师的打断，赖昂未能赴约，爱玛的态度是——“在她看来，爽约是种耻辱。她想多找一些借口，索性摆脱他：他没有英雄气概，软弱，平庸，不及女人刚强，而且吝啬，胆小如鼠。”这也是爱玛对赖昂爱情消退的契机，她看清了情人的真相，认为他的性格还不如女子。据此来看，爱玛·包法利身上的反叛精神，更多时候是具象化为一种近似男性身份的表征。她出格的打扮和行为，天性中的刚强和独特，甚至于对爱情对象的要求，都与她的女性身份有着莫大的违和感。
那么，有什么直接证据能够证明爱玛对男性身份的态度呢？这在她的母亲身份上体现的淋漓尽致。爱玛经不住包法利总提起将要出生的孩子，因而也去想——“她希望养一个儿子，身子结实，棕色头发，名字叫做乔治：她过去毫无作为，这种生一个男孩子的想法，就像预先弥补了似的。男人少说也是自由的：他可以尝遍热情，周游天下，克服苦难，享受天涯海角的快乐。可是一个女人，就不断受到阻挠。她没有生气，没有主见，身体脆弱不说，还处处受到法律拘束。”爱玛在心里将男性与女性做比，因为身为女性，她处处知道女性身份的桎梏，因此只能将对男性身份的希求寄托于下一代身上。但正如她成长的失败与悲剧，出生的是一个女孩子，她会像她一样没有生气，没有主见，脆弱……于是，爱玛“转过头，晕过去了”。
最后，一个永恒存在的问题，如果将爱玛·包法利的性别置换成男性，她的命运是否会发生变化？笔者以为，这是一个肯定的答案。从后往前说，如若爱玛·包法利是男性，她的欲念和爱情便不会受任何拘束，因为男子总有那么几个情人；如若爱玛·包法利是男性，她便不用依靠丈夫，而靠自己的双手、自己的才能去建构自己想要的生活；如若爱玛·包法利是男性，她或许能够有自己选择婚姻的权力，而不至于被父亲一口应下；如若爱玛·包法利是男性，她对浪漫主义小说的爱，她的天性多感，她所受的教育，她的满腔热情……一切都会发生改变，一切都会不一样。当然，如果爱玛是男性，那就不存在爱玛·包法利，不存在包法利夫人，不存在《包法利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