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搬新家的时候，弃置了很多物件，但有几大箱书籍，被原封不动地运了过来，占据了整整一面壁柜。这些大都是母亲不会翻看也看不懂的中英文数学论著和课本，还有一摞摞的译文，那是外公呕心沥血的遗作。书页里夹着外公的手稿，笔力遒劲，工整而有神采。
外公于我，是一个幽远而矛盾的存在，一则在于他的学究气质和坏脾气相互映衬，二则在于他给于学生和自己孩子截然不同的对待。
我的外公出生于上世纪初，他的父亲解放前是一名地方大法官，执政清廉。作为家中唯一的儿子，外公经历了从私塾到教会学校的一路深造，对国学，数理和西文都颇具造诣。
据说那时他的物理和数学课本都是全英文的，有点像当今的国际学校，而在古典文学和诗词歌赋方面的修为，又是甩了今人好几条街。外公去世后，子女们将他生平创作的诗词文稿整理了一下，竟然可以凑成一本书。
至今只要一提到外公，我的脑海中就会浮现出两个经典的画面。一是他老人家坐在桌边翘着二郎腿，一手捧着古文观止摇头晃脑地吟诵，一手有节律地击打着桌面，双目微合，十分沉醉的模样。
再就是他喜欢骂人。tang，lingxiu，日本人是他最常怒斥的三种类别，在他的观念世界里，政tang是龌龊的，lingxiu是肮脏的，日本人是该杀的。想来这些不乏偏激的口吻，和他个人历经战争和动乱有关，也反映了他追求理想的高洁却不得志的个性。
外公的一生，致力于教学事业。早年为避战乱在昆明的西南联大附中教书，结识了严济慈，熊庆来等一代英才，而当时外公的数学才华也颇得他们的赏识。
回到上海之后，原来已被录取到大学任教的他因为家事晚报到一天而丧失了机会，倔强的他不懂得求情通融。之后外公又被上海中学相中，校方许诺他教务长的职位和相应的住房条件，以及作为教工，所有子女（外公当时有七个孩子）都可入读本校的待遇，愣是被他以离家太远为由而轻易地拒绝了。
在自命清高的外公看来，做学问哪里都行，不必要去名校，他只图自己治学的清静淡泊，而从未对孩子的未来稍加考虑。这样的选择，在很多人看来，是不能理解的，但是家人迫于他的权威（据说外公发起脾气来格外厉害），都不敢提出异议。
外公作为一名中学的高级数学教师，从他手上，曾送出过无数优秀学子，其中很多人毕业于国内外的一流学府，工作数十年后依然惦记着外公当年的辛勤培育和谆谆师恩，送字画匾额的有之，见面就感激涕零抱头痛哭的有之。
可是令人费解的是，这位惜才爱才的老教师，对于自己子女的教育，却似乎毫不上心，从不为自家孩子辅导功课，平时除了威严就是呵斥。每每言及此事，母亲总有些愤愤然，但更多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遗憾。
外公不但不管亲生娃，甚至趁着上山下乡的风潮，把三个孩子中学毕业后赶去外地，任其自生自灭，惶然不顾他们已经考取了上海的师范和卫校。母亲排行家中老五，看到哥哥姐姐们被如此无情发配，则更加谨言慎行，不知疲倦地付出再付出，不敢有丝毫怠慢，更别说质疑了，仿佛外公只要一吹胡子瞪眼，她就小命休矣。
因而很多困顿疑惑，直到外公去世，她都没有答案。善哉善哉，人远天涯远？若欲相见，即得相见。只需心头微微一跳一热。
那些不舍得扔掉的厚重书本，是外公晚年周游欧美时购回的论著，治学严谨，爱书如命的他，将毕生的心血和爱意倾注在这些公式和理论之中。
于此我理解了它们之于母亲的意义，那是一种绵延了一生的寄望，是她一直欲求却未得的东西，是令她心头一跳一热的来自父亲的爱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