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进厂当学徒工的时候，十年浩劫已接近尾声，又过了一两年，几个被管制分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资本家什么的，也被摘帽了。刚来的时候是被告知不要和他们说话的。他们也总是不停的干活，一天一句话都不讲。
就是普通的工人群众，其实关系也很复杂，内斗十分的厉害。特别是浩劫中形成两派的，那更是水火不容。
这在当时也很正常，我家隔壁邻居，老二曾经是“九一五”，老三是“九一六”，哥儿俩多年不讲话。
车间下属有多达十几个班组，每个班组设有两个组长。名义上是一正一副，实际上各自拥有势力范围，做事相当的对立。基本上是互相拆台，鲜有合作。一旦抓到对方把柄，就往死里整。
比如午休时间，工人们爱打扑克，下午开工铃声一响，一把没打完的牌立刻放下，要是被另一派势力举报，那可就吃不了 兜着走了。
想起商鞅变法让老百姓相互“告奸”，真的是太邪恶了！
所以表面上风平浪静，下面则是暗流涌动，一派肃杀的氛围。
班组里所有的工人群众，也是分成两派，基本上讲，要不是甲组长的人，要不是乙组长的人，立场泾渭分明。
但也有个别姥姥不疼 舅舅不爱的，两边谁的人都不是。这样的人最“可怜”，相当的孤立，处境也就是稍好于前面说到的被管制分子。
木工组有那么一位，当年三十多岁，应该是个四零后。文革前读过高中？反正戴眼镜，说话感觉比一般工人有料儿似的。
他就是那种两个关系对立的组长谁都不待见的那种人，很孤立。我同学在木工组，我们从食堂打饭回来都到他那儿吃饭，因为去的多，所以跟这位时有交流，他也算逮着能说话的人，我好像也挺爱跟他聊天儿的，因为他都不是场面话，都是心里想说的，所以比较真实。
以此人当时的处境，自然是怀有一种怨恨以致仇恨的心态。时隔半个世纪，至今还记得他跟我悄悄地说过的一句狠话。有一次他咬着后槽牙低声而坚定的说道：“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以后每隔七八年要搞一次。XXX的，等特么下次文革再说！”
这个念头也许就是他当时的精神支柱，所以我们常说，什么什么事儿的土壤还在。
他应该没等到。因为很快就改革开放了，健在的话此人怎么也八十多了，即使再来文革，想必他也弄不动了。
靖康之耻犹未雪啊！
对其后人有没有企盼之事再来时“家祭无忘告乃翁”之嘱就不得而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