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帝王真能放一起聊，至少我是这么觉得，两人其实挺像的。

我没用武帝和炀帝这两个谥号，是觉得谥号是后人给的，有些以偏概全。

两人都是富二代。刘彻继承了文景之治的富庶，从文景时期已经开始注重培养战马，和亲政策虽然有些屈辱，但带来了休养生息，为刘彻提供了可以跟匈奴叫板的实力；杨广继承了“圣人可汗”的开皇之治，有史料记载，文帝时修建的兴洛、回洛等六大粮仓，储粮吃到唐朝贞观年间，在冷兵器时代，人口和粮食就是国力啊！

两人都是财家子。先说刘彻，好大喜功，如果说北征匈奴是一血数十年的屈辱，那为马一怒征大宛就有些扯淡了，虽然扬名西域，但也大伤国力。再说杨广，好大喜功，如果说兴修大运何是为了千秋功业，那为了脸面东征高句丽就有些扯淡了，虽然第三次东征高句丽服软了，但国力也快耗光了。两人都喜欢出巡，宫殿都没少修，折腾起老百姓来都有一套。

两人都为梦想拼搏过。刘彻的丰功伟绩就不说了，就说有争议的杨广，如果他是庸才、酒囊饭袋、不思进取的皇帝，那他会是安安稳稳过一生，潇潇洒洒走一回，可惜他不是。他的前半生是拼搏的，大运河真心不是为了方便游玩江南，西巡张掖也真不是去旅游的，刘彻开辟了丝绸之路，而杨广疏通和发展了丝绸之路，他是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和国力。

两人都尊崇儒学。独尊儒术的刘彻就不说了，还是说说杨广，开创了科举制度，给天下寒门一个出头的机会；收集和保护书籍，从统治阶级做起文化保护；自身文化修养也相当不错，读过几首他写的诗，特别是《饮马长城窟行》，一句“树兹万世策，安此亿兆生。讵敢惮焦思，高枕于上京。”体现出一个君王的志向，也表达了西巡张掖的真正目的。

然而，两个人的结局却是不同的。也许就是因为杨广的悲剧结局，令我非常同情这个悲剧帝王，也许他真的是志大才疏，也许他真的有性格缺陷，然而，美好的出发点和悲惨的结局所产生的极大反差很让人着迷。

大隋朝从杨广的第二次东征高句丽开始已经是力不从心了，杨玄感叛变虽然被平息，但也敲响了警钟——门阀士族不稳了。然而这个死（性）要（格）面（缺）子（陷）的帝王不顾国力发动第三次东征，这次面子有了，里子烂了，农民起义已成星火燎原之势，这极度打击了一个骄傲脆弱的玻璃心，快刀易折，从此跌落到另一个极端。

大汉朝刘彻驱逐匈奴、扬威西域，征服朝鲜，开疆拓土，爽不？爽了！加上兴修宫殿，求仙巫蛊，家底也被折腾光了，吏制贪腐，民不聊生，比杨广第三次东征后的情况好不了多少。

然而刘彻痛（内）定（心）思（强）痛（大），发布《轮台罪己诏》，虽然我没读过，但据说言辞恳切，反思透彻，试想，一个堪称伟大的帝王，一个自视甚高的帝王，一个独断专权的帝王，在风烛晚年，公开承认错误，这很不容易，既使在现今，又有几个成功人士愿意认错的？

再看杨广，由于成长的一帆风顺，自身又才气甚高，性格上极度自恋，自恋的人对挫折的承受力很差，据说莎朗斯通接受不了自己容颜老去，曾哭倒在厕所里，不愿意出门见人。杨广在国势渐微时，没有反思，没有罪己，而是像鸵鸟一般将头埋在沙子里，选择无视和逃避，转入了自暴自弃阶段，天之骄子往往经不住打击，夸赞中长大的孩子缺少韧性，广大父母都应引以为戒。

性格决定命运，心态决定成败。杨广在第三次东征后虽然国家形势不好，但当时最大的起义军势力是瓦岗军和窦建德，从后来的表现来看，王世充能灭了瓦岗军，李世民能平了窦建德，假如，杨广发布罪己诏，杨广坐镇洛阳不去江都，杨广积极灭火励精图治，杨广在王世充必不敢反，笼络人心李渊未必会反，国家并没有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一切还是因为骄傲的杨广在自暴自弃，在江都的杨广给自己和后宫准备了毒酒，曾对着镜子喃喃自语——吾之大好头颅谁可取之，是他自己放弃了，可怜了大好河山和他口中的亿兆子民。

如果假如成真，我觉得杨广虽然配不上武帝谥号，但也不至于炀帝。如果刘彻没有轮台罪己诏，也许他的统治不会被推翻，但我觉得他配不上秦皇汉武唐宗宗祖。

也许就是也许，历史也绝非事实，实实在在真真切切留给我们的是——历史是面镜子，哪怕并不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