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室内

动不动就血流成河、转瞬生死

手术室外

没人知道里面正在发生着什么……

连线头都剪不好的黄毛小伙儿巴德·肖；因为病人死在手术台而暴跳如雷的医生斯塔兹；认为医生完全能够掌控自己生命的患者；冒出“用一只装满氯化钾的针管结束患者生命”想法的医生……

30年间，在生命界限处，巴德·肖与病患无数次离别，而每次离别，都在他的心中凿出深浅不一的凹痕。于是，他写出了这本书——

白色巨塔里的故事为何说不尽？因为我们对生命的追问没有止境，而这些故事永远都会激发我们关于生和死的新思考。

1981年，巴德·肖来到当时的器官移植重镇匹兹堡，师从肝移植之父斯塔兹医生学习移植手术。

四年后，35岁的巴德·肖成长为享誉全球的器官移植医生。他离开匹兹堡，前往内布拉斯加州立大学创立移植中心，而这家机构也旋即成为世界最有声望的肝移植中心之一。

巴德·肖的医学事业是多数人无法企及的山峰，但也只有器官移植前线的同行们才可能体会他的高压和焦虑。他所有的呼吸和思考都被医疗工作占据，家庭关系遍布淤青，以致第一任妻子离他而去。他总是担忧得太多，睡眠却太少，还在中年时罹患焦虑症和淋巴癌。

不得不说，医生这个职业，简直是在拿自己的命换患者的命。

“不相信生命的人给我滚！”

在成为业界传奇之前，谁还没经历过令人尴尬到难以启齿的学徒期？

巴德·肖也不例外。按理说，能够加入肝移植之父团队的，都是医学天才，但斯塔兹的一连串呵斥有时会严重到让巴德怀疑自己还懂不懂手术。

一次换肝手术，病人的血管被切口截断，斯塔兹拼命为他止血。他从手术助理护士手里抓起一把又一把持针钳，不断缝合被切开的静脉，巴德·肖的三个同事抓住线尾稳稳地为缝线打结。于是巴德·肖也不失时机地抓住一根线尾准备打结，结果在绕第二圈时把线弄断了……

“该死！”斯塔兹骂了一句，在巴德·肖弄断缝线的地方又缝了一针。但这一次，巴德·肖用力过猛，把线从组织里拽了起来，血一下子涌了出来。这之后，巴德·肖觉得他至少能剪断线头，于是二话不说，抓起剪刀，剪断缝合线。“太短了，该死的！”斯塔兹骂道，“缝线会松掉，他会因失血过多而死。这样你就满意了吗？”“舜三郎你快来帮帮他，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怎么样，是不是很像第一次参与项目时战战兢兢的你？

其实，斯塔兹心里很明白他想要巴德·肖或其他助手做什么，但是几乎从不清楚地说出来，而是不断斥责他们，骂他们没有热情，不专注，不仔细，只会扯他的后腿。然而，这一切只是因为斯塔兹太在乎手术成败，高度的责任感甚至使他对手术又爱又恨。

如果有医生因为24小时的手术累得像被定住了似的，他就会提高警觉，爆发一串脏话激励他：“不相信生命的人给我滚！”“这里都没人在乎生命吗？快帮我，别妨碍我。你跟病人有仇吗？如果不把肝脏带回来，我就把你撕了用你的肝！”

无法想象，当了几十年医生的斯塔兹竟然还会在手术室大喊大叫，对助手抓狂，因为病人死在手术台上而暴跳如雷。“相信生命”正是他最坚定地灌输给年轻巴德·肖的信念。

一切真的尽在医生掌控之中？

手术室是医生的战场。他们在那里运筹帷幄、杀伐决断，拥有绝对的权力，而他们“唯一需要贡献的就是战场上的胜利”。

在做器官移植手术时，医生必须认识到，任何症状都可能在预示死亡，他必须竭尽全力寻找所有可能杀害病患的征兆。“最坏的考虑在患者身上应验的情况越多，用快速的应对措施及时挽救患者性命的次数越多，你就越能感觉到自己的智慧和强大。”

如果患者最终还是在手术中死去，巴德·肖会在病人身上寻找各种摆脱自责的理由：如果他能再年轻一些，更爱惜自己的身体一些，不吸烟也不酗酒……有时候他还会把这归结于病人命数已尽。但在现实中，这些借口只是一根让医生能够相信自己会掌控全局的救命稻草。

巴德·肖第一次见到哈钦森老夫妇的时候，告诉他们手术室只有他一人能够为哈钦森太太动手术，资历更高的医生都休假去了，而他在之前独立担当的手术中都没发生过失败的案例。他保证道：“不会有问题的。”

然而，因为某种巴德·肖自己也找不出来的原因，哈钦森太太还是在手术中离开了。他本想告诉哈钦森先生，一流的麻醉师没有参与手术，他对另一个参与手术的麻醉师没有信心，情况开始恶化的时候，他呆若木鸡，等到最优秀的麻醉师出现时，为时已晚。他还想告诉病人家属，他们断断续续做了一个多小时心肺复苏，在同事放弃时，他还推开对方，自己动手拼命按压，直到其他人都像看疯子一样看着他。

但是巴德·肖知道，说这些没有一点用处。他意识到，所谓掌控局面的能力，只是他为了生存制造的幻觉，他必须让自己有勇气为患者的生命战斗下去。

患者终将一死，他们生前在期待什么？

哈钦森太太的死第一次让巴德·肖的信念发生了动摇，他无法像斯塔兹医生那样，再次成为成功学的拥趸。他逐渐意识到，医生及时、准确的判断不是病人的免死金牌，他们的生命质量也不依赖于医疗的准确把控。他甚至无法参加肝移植患者的聚会，因为和他们握手，会让他想起那些手术失败的案例，那些没有等到器官的患者。

每当回忆起一个叫“汉娜”的小女孩，巴德·肖心里都会产生另一番感受。

“汉娜一刻也不让我清净”，是巴德·肖拒绝出席肝移植患者聚会的理由之一。但护士长告诉他：“她爱你，你拯救了她，你是她的英雄。”汉娜从3岁被巴德·肖救活一命起，就喜欢把自己的各种东西送给他，气球、饼干、炸鸡肉、宣传册、手指画、土豆沙拉等。

可面对汉娜，巴德·肖又会想起另一个他没抢救过来的8岁小女孩，希瑟。于是他以各种理由逃避汉娜，甚至收到她的婚礼请柬时也只是把它收起来忙别的事情。一年后，汉娜去世了，妻子问巴德·肖是否觉得难受，他只是淡淡地说：“不，我还好。不然又能怎么样呢？我还能做些什么？”

然而被压抑的真情总是需要找到释放的出口。他开始不断寻找汉娜的照片和卡片，发现自己忽略了汉娜这个活生生的人。虽然他没有做出嫌弃她的动作，但他意识到，自己本应伸出手，接受她的手指画，将她抱起来，告诉她，她的礼物对他而言多么珍贵。

在这部关于医生的生死哲学里，巴德·肖终于明白：唯有深切敬畏“此人终将一死”，他要的不过是温柔以待。

医生对待病患如此，我们对待他人，何尝不是这样呢？

​​​​一个医生的告别（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