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
而对于我，
却是因为一群人而爱上了一座城，
这座城的名字叫武汉，
又称江城。
2000年夏天，当那个印着湖北省属重点大学名称的录取通知书送到我们村时，整个小山村都跟着躁动起来。
“录取了！真的录取了！”
母亲用围裙擦着手从厨房跑出来，手上还沾着面粉。父亲放下锄头，手在裤腿上抹了抹，才小心翼翼地从邮递员手里接过那个牛皮纸信封，他的手一直在抖。
我后来想，那大概是父亲这辈子接触过的最金贵的纸了。
我是家族里第一个大学生，可我家并不富裕。通知书上那几千块的学费，像座小山一样，压在了我父母两个靠土地吃饭的人肩上。
“砸锅卖铁也得读。”父亲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像钉在木板上一样结实。
升学宴摆了五桌。外公把裹了好几层手帕的八百块钱塞到我手里时，手一直在抖。小姨不甘示弱，掏出了一千。姨夫喝到兴头上，当场又加了五百，还红着脸说，不能让老人家比下去。
那些皱巴巴的、带着各种体温的钞票，被父亲用小学生一样工整的字迹，一笔一划地记在了一本泛黄的笔记本上。
“这些不是礼金，是情分。”临行前，父亲把笔记本推到我面前，“你得记着这些人，记着这些好。”
我翻开笔记本，每一笔后面都跟着一个名字，有的还标注着关系：三舅公、表姑、邻居王婶……最后一页，父亲用蓝色圆珠笔写着：“共收到亲戚乡邻共一万三千七百元。此情此恩，吾女当铭记。”
那本子很沉，压在我心头，沉甸甸的。
那年九月一日，我第一次出省，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站在武汉的土地上。
热。这是我踏出武昌火车站时的第一感受。九月的武汉像个巨大的蒸笼，热气从地面往上冒，从天空往下压，人在中间，刚好成了蒸笼格里的包子。
学校在郊区，公交车摇摇晃晃开了快两个小时才到。一路上，我紧抱着行李箱，看着窗外陌生的街景。
这个城市的高楼比我们那个小县城里的多，人也比县城里的多，但一切都灰扑扑的，和我脑海里五彩斑斓的“大城市”相去甚远。
不过，真正让我感到自己是个外乡人的，是语言。
报到第二天，我去食堂打饭。窗口后面是个四十来岁的大姐，我指着土豆丝说：“大姐，要这个。”
大姐抬起眼皮，一串我听不懂的武汉话噼里啪啦砸过来。我愣住了。她又说了句，这回我勉强听懂了，是问我要“么斯”（什么）。
“我要这个菜。”我指着土豆丝，声音越来越小。
大姐不耐烦地舀了一勺，又嘟囔了一句，还是武汉话，我听不懂。后来同宿舍的湖南妹子小娟告诉我，大姐是在说：“外地来的伢，话都说不清白。”
那段时间，我得了“语言恐惧症”，能不说话尽量不说话，能不交流尽量不交流。好在宿舍四个人，一个湖南的，一个河南的，一个江西的，都不是武汉本地人，都说普通话。后来我发现，全班三十几个人，武汉本地人还不到五个。
“武汉人很排外啊！”小娟有天晚上躺在床上说，“他们都不说普通话，都说武汉话，显摆他们是本地人。”
我沉默着，心里却默默点了点头。
小Q是在一个周末的午后闯进我们生活的。
“嗨，你们宿舍好热闹啊！”门口探进一张圆圆的、带着笑的脸。小Q是隔壁宿舍的，和我们同学院不同系。我们行管，她法学。
因为人数不够，我们宿舍是两个系混住。小Q总爱往我们这边跑。起初是找她们系那个女生，后来熟了就挨个打招呼，再后来，干脆端着饭盒过来和我们一起吃。
“我屋里（家里）带了卤藕，你们尝尝！”她打开饭盒，一股浓浓的卤香飘出来。藕片切得厚厚的，染着酱油色，咬一口，又粉又入味。
小Q家在市区，离学校要倒两趟公交。“我妈非要我带，说宿舍伙食不好。”她笑嘻嘻的，眼睛弯成月牙。
渐渐地，她成了我们宿舍的编外人员。我们班和男生宿舍联谊，组织打羽毛球、溜冰，她每次都蹦蹦跳跳地跟去。因为她，原本有些拘谨的联谊活动变得轻松热闹起来。
“小Q，那个穿蓝色衬衫的男生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啊？”有天晚上，小娟凑到她耳边问。
小Q脸一红：“莫瞎说！”
但她眼睛里的光彩藏不住。几个男生明显对她殷勤起来，打球时特意把球打给她，聚餐时挨着她坐。我们那个脆弱的联谊小团体，因为这种微妙的变化，开始出现裂痕。
小Q生日前一周，郑重地向我们宣布：“周六都去我屋里吃饭！一个都不准少！”
我们面面相觑。去本地同学家做客？该带什么礼物？大家家境都很普通，太寒酸的拿不出手，贵重的又买不起。
小Q看出我们的为难，大手一挥：“莫带东西！带东西我就不开门了。”
话说到这份上，我们松了口气。
那个周六，我们一行八人，四个女生，四个男生，按照小Q给的地址，辗转找到了她家。她家是那种老式的单位宿舍楼，墙壁斑驳，楼道里堆着杂物。
按门铃后，等了足足两三分钟门才开。不是小Q，是个中年女人，眉眼和小Q很像，但脸上没什么表情。
“阿姨好。”我们齐声喊。
“进来吧。”她侧身让开，转身又进了厨房。
我们拘谨地坐在客厅沙发上。沙发是旧的，罩着白色的镂空沙发巾。茶几上摆着果盘，里面有几个苹果和橘子，看着放了有些时日了。
电视开着，正播放着戏曲节目。我们盯着屏幕，谁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厨房传来炒菜的声音，油烟味飘出来，但阿姨再没出来。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男生们开始有些坐不住了，女生们交换着尴尬的眼神。这和我们老家待客的方式太不一样了。在我们那儿，客人来了，主人一定会陪着说话，倒茶，抓瓜子花生，绝不会让客人干坐着。
“城里人可能就是这样吧。”小娟小声说。
我点点头，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失望。
小Q是半小时后回来的，手里拎着个蛋糕。“哎呀你们都到啦！”她声音响亮，屋子里的气氛瞬间活过来了。她打开音响，拿出麦克风，让我们唱歌，自己钻进厨房忙活去了。
天色擦黑时，一个中年男人提着公文包进了门。小Q欢快地跑过去：“爸！这些都是我同学！”
男人很和气，换了鞋还特意过来和我们打招呼，问我们是哪里人。但坐了不到十分钟，他就起身说：“你们玩，我还有点事。”然后，他就出去了，直到我们离开也没回来。
那天快到八点才开饭。大家早已饥肠辘辘，兴致全无。等看到餐桌上的菜，我心里又是一“咯噔”。
五六个盘子，大部分都是素菜：炒白菜、烧冬瓜、凉拌黄瓜，唯一一个荤菜青椒肉丝，里面的肉丝还少得可怜。而且更奇怪的是，一盘毛豆竟然和其他菜一起，分装在两个盘子里。
“吃吧吃吧，莫客气。”小Q妈终于从厨房出来了，双手一直在围裙上擦着。
大家都不说话，默默地开动筷子。我看见几个男生起初还矜持，后来实在饿得不行，开始大口扒饭。菜很快见底了。我夹了几颗毛豆，勉强吃了半碗饭。
饭桌上很安静，只听得到咀嚼声和碗筷的碰撞声。小Q努力找话题，但回应寥寥。我想起她拎回来的那个蛋糕。整个晚上，蛋糕盒子一直放在冰箱上，没打开，也没人提。
不到九点，我们就起身告辞了，理由是“晚了没公交”。小Q送我们到楼下，路灯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
“今天……”她欲言又止。
“谢谢款待！”我们齐声说，然后逃也似的走向公交车站。
回程的车上，没人说话。窗外武汉的夜景流光溢彩，但我们谁也没心情看。
后来小Q又邀请过我们一次，说是搬了新家，要正式请客弥补上次的遗憾。我和宿舍几个人都没去，听说有几个男生去了。再后来，我们那个小团体解散了，小Q也慢慢淡出了我们的生活。
很多年后，当我自己成了家，招待女儿的同学时，我忽然理解了小Q的妈妈。一个普通工薪家庭，突然要招待八个年轻人，经济的压力、准备工作的繁琐、对一群陌生孩子的不适应，肯定让她为难了。那天晚上，她应该是尽了最大的努力。
大二那年，班里突然多了十来张新面孔。辅导员说，是专升本上来的同学，插班到我们班。
这批同学大多是武汉本地人，不住校，除了上课基本见不到人。自然而然地，班里分成了两个圈子：我们这些“原班人马”，和他们这些“插班生”。直到毕业，那十几个专升本同学的名字，我能叫上来的都没几个。
除了万万。
万万最初给我的印象糟糕透了。大三时的实习动员会上，他坐在后排，胖胖的，穿件不合身的T恤，和旁边的人高谈阔论着，声音大得半个教室都听得见。
“实习有么斯好怕的！混个盖章不就行了？”
我皱皱眉，在心里给他贴了个标签：轻浮，不靠谱。
实习的分配表出来了，全班同学都被安排在对应的实习单位，唯独我和万万，被分到了区里一个机关单位——一个远离学校、地图上都要找半天的地方。
“完蛋了，被发配边疆了。”万万得知消息后，在教室门口拦住我，哭丧着脸。
我心想：跟你一起那才叫完蛋了。
实习单位在一栋老旧的三层小楼里，门口挂着好几块牌子，都褪色了。带我们的领导姓陈，是个五十来岁的女干部，说话慢声细语，但眼睛很亮，看人时像能把你看透。
“小张，你负责整理档案。万万，你跟我去下面企业跑跑。”陈主任分配工作。
我松了口气，终于不用整天和万万待在一起了。
但办公室就那么大，抬头不见低头见。万万似乎以“逗我”为乐。看我一本正经整理档案，他会凑过来：“哎哟，这么认真，准备留这儿工作啊？”
我瞪他一眼，不说话。
“唉，你多大了？有十八没？”他歪着头，一脸坏笑。
“关你什么事！”我终于忍不住了。
“哈哈哈，急了急了！”他得逞似的笑起来。
但奇怪的是，他还是很有分寸的，玩笑开过了，他会递过来一包饼干：“饿了没？吃点东西。”
看我对着电脑发愁，他会凑过来三两下解决技术问题，然后又恢复那副欠揍的样子：“这都不会？大学白上了吧？”
有次下班下大雨，我没带伞，正站在单位门口发呆，万万撑着把黑伞过来了：“走，送你去车站。”
伞不大，两人挨得有点近。我僵硬地走着，尽量不碰到他。公交车站人山人海，等车的人挤成一团。车来的瞬间，人群往前涌，万万突然伸手把我往他身边一揽，用胳膊圈出了一小块空间。
“站稳了。”他在我头顶说。
车厢里，我们被人群挤到角落。他的手臂撑在我两侧的扶手上，形成了一个保护圈。我低着头，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汗味和洗衣粉的味道。
那一刻，我心里某个地方轻轻动了一下。
变化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我开始期待上班，期待万万那些讨厌的玩笑，期待他带过来的零食。虽然每次他都要损我两句才给我。
但很快，我发现能享受万万这些优待的不只有我一人。单位新来了个实习生，女生，也在武汉读书，活泼开朗。她和万万很快熟络起来，两人下班后一起去网吧打游戏，在办公室里高声说笑。
有天下午，他们约着去吃麻辣烫。“一起去呗！”那女生热情地邀请我。
“我还有事。”我笑着摇了摇头。
看着他俩并肩离开的背影，我心里突然空落落的：原来他对谁都这么热情，原来我并不特别。
我重新把自己埋进了档案堆里，但那些发黄的纸张、模糊的字迹，一点都看不进去。脑海里反复回放的是万万撑伞的样子，递饼干的样子，坏笑的样子。
陈主任看出了我的不对劲：“小张，你最近是不是太累了？要不要休息几天？”
我摇摇头，鼻子却酸了。
实习结束前的最后一周，万万又恢复了一个人。那个女生实习期满，走了。
“终于清静了。”他伸着懒腰，像往常一样凑到我桌边，“晚上一起走？”
“不了，我加班。”我头也不抬。
“加么斯班哦，又没工资。”
我不理他。
回去的公交车上，我靠着窗户，看着武汉的夜景。这座城市，来了两年多了，我却依然觉得陌生。但奇怪的是，真要离开时，心里竟有些舍不得。
是因为万万吗？我不敢深想。
实习结束那天，陈主任给我们开了欢送会，还每人发了个红包。“你们两个表现都很好。”她特别看着我和万万，“以后常回来看看啊！”
走出实习单位的小楼，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万万忽然说：“请你吃个饭吧，实习战友。”
我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
我们去了学校后街的小餐馆。点了三个菜，两瓶汽水。万万话很多，讲他专升本的压力，讲他对未来的迷茫，讲他那个在广东打工的女朋友。
女朋友？我的心一沉。
“她过年回来，说不定就分手了。”万万喝了口汽水，语气轻松得像在说别人的事。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低头拼命扒饭。
“你呢？有男朋友吗？”他问。
“没。”
“为啥？要求高？”
“没遇到合适的。”
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忽然笑了：“你还小，不急。”
又是这句话。我忽然有些恼火：“我不小了！”
“好好好，不小不小。”他举手投降，眼里却盛满了笑。
那顿饭之后，我们就回到了各自的轨道上。他是专升本圈子里的活跃分子，我是原班级里的小透明。偶尔在教室遇见，点个头，算是打过招呼了。
但我开始留意他。我知道他爱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知道他喜欢打篮球，虽然打得不怎么好。知道他总在课间去小卖部买可乐。
大三下学期，他忽然又开始找我。约我上自习，虽然去了基本都在睡觉；请我帮他抄笔记，虽然他自己从来不看。
“你笔记做得好。”他说。
我知道这是借口，但每次还是应约。坐在图书馆里，他在旁边睡得香甜，我看着他圆圆的侧脸，心里泛起一阵柔软的喜悦。
这种关系持续了两个月，直到有天我在食堂看见他和一个女生坐在一起吃饭。女生很漂亮，长发，眼睛很大。万万在说什么，逗得她直笑。
我端着饭盒转身走了。
大四那年秋天，我开始忙着找工作。简历投了无数份，面试了几次，都不了了之。武汉的招聘会人山人海，我挤在人群中，忽然觉得很累。
父母打电话过来，语气里透着小心翼翼：“不行就回来吧，在县城找个工作。”
我嘴里应着，心里却有不甘。回去？回到那个小县城，过着一眼看到头的生活？
深秋的武汉已经很冷。那天从招聘会出来，天阴沉沉的，像要下雨。我走到公交车站，忽然看见万万从对面网吧里出来。
他也看见了我，愣了一下，然后穿过马路向我走来。
“找工作？”他问。
我点头。
“怎么样？”
“不怎么样。”
沉默。雨开始下，细细密密的。
“我要去南方了。”我忽然说，“深圳，有家公司让我去面试。”
他看着我，雨丝落在他的眼镜片上：“什么时候走？”
“下周。”
“还回来吗？”
“不知道。”
又一阵沉默。公交车来了，我准备上车。
“等等。”他叫住我，“走之前，一起吃个饭吧，我请你，就当……送行。”
我想拒绝，但话到嘴边变成了：“好。”
我们约在汉口江滩见面，这是我在武汉最喜欢的地方。
夏天的傍晚，这里满是纳凉的市民。放风筝的老人，跳广场舞的大妈，谈恋爱的年轻人，卖荧光棒的小贩……武汉最鲜活的烟火气，都汇聚在这里。
那天是周末，江滩人不少。万万穿了件灰色的夹克，看起来瘦了一些。
“工作定了？”我问。
“还没，混着。”他笑笑，“你倒是干脆，说走就走。”
我们沿着江边慢慢走。江水浑黄，货轮鸣着汽笛缓缓驶过。对岸的高楼在暮色中亮起灯火。
“其实……”他忽然开口，又停住。
“嗯？”
“没什么。”
走到一处开阔地，我指着天空：“看！”
一只巨大的蜈蚣风筝在天空摇曳，几十节身体随风摆动，旁边还有两只蝴蝶风筝用一根线连着，在半空上下翻飞，像在跳舞。
“真好看。”我轻声说。
万万仰头看着，侧脸在暮色中显得十分柔和：“像梁山伯与祝英台。”
我心头一震。
吃过晚饭，天色完全暗下来了，他提议说：“去看电影吧？《后天》上映了。”
我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
电影院人不多。灾难场面很震撼，但我看得心不在焉。余光里，万万看得很专注。荧幕的光在他脸上明明灭灭。
电影散场时，已经是晚上十点。走在回学校的路上，街道安静了许多。
“这片子还有个译名，”万万忽然说，“叫《明日之后》。”
“明日之后，没有明日。”我在心里默默地说。
到女生宿舍楼下，他停下脚步：“就这儿吧。”
“嗯。”
“什么时候的车？”
“后天下午。”
“一路顺风。”
“谢谢。”
我转身要走，他忽然又叫住我：“丫头。”
我回头。
他张了张嘴，最终只是笑了笑：“没事，到了发个信息。”
走的那天，宿舍只剩我一个人。小娟早就找到了工作，提前搬出去了。另外两个室友，一个考研，一个回了老家。
行李收拾得很简单：一个行李箱，一个背包。四年的大学生活，最后我能带走的也只有这些。
火车站人山人海。我拖着行李箱，跟着人流检票、进站。绿皮火车停靠在站台，车厢外挂着“武昌—深圳”的牌子。
找到座位，放好行李，我靠着窗户坐下。站台上，送行的人们在告别，拥抱，流泪。我一个人，没人送。
火车开动时，我看着窗外的站台缓缓后退，武汉的天空灰蒙蒙的。忽然想起大一刚来的那天，也是这样的天空，也是这样一个人。
手机震动了一下，是万万的短信：“走了？”
“嗯，在车上了。”
“保重。”
“你也是。”
我想了想，又加了一句：“谢谢你在武汉的照顾。”
很久，他回过来一句：“丫头，你永远十八岁。”
我看着这行字，眼泪毫无预兆地掉了下来。
之后，我在深圳一待就是二十年。
二十年里，我换过三份工作，搬过五次家，谈过两次恋爱，后来成家生女。深圳的节奏很快，快到没有时间回忆。但偶尔，在加完班的深夜，坐在回家的地铁上，我会鬼使神差地想起武汉。
想起汉口江滩的风，想起热干面的芝麻香，想起学校后街三块钱的豆皮。
想起那些在我记忆里留下深刻印记的“武汉伢”。
小Q后来通过同学群加了我的微信。她现在是个律师，嫁了个同行，有个五岁的女儿。
有次聊天，她忽然说：“大学时候不懂事，那次生日请你们来家里，招待得不好。”
我赶紧说：“没有没有，很好。”
“好什么呀，”她发了个哭笑不得的表情，“我妈后来骂我，说我不该不打招呼，突然叫那么多人过来，家里根本没准备，啥都没有。那盘毛豆，还因为盘子不够，和别的菜一起，分装在两个盘子里。”
我握着手机，不知道说什么好。
“其实那天我爸妈吵架了，”她又发来一条，“所以气氛才怪怪的。我爸那天根本没事，是被我妈气走的。”
原来是这样。原来那些我们以为的冷淡、怠慢，背后还有着不为人知的故事。
万万的消息是辗转听说的。他毕业后考了公务员，结婚生子，过着安稳的生活。同学群里他很少说话，偶尔冒泡，还是那种吊儿郎当的语气。
有年春节，他忽然私信我：“在深圳怎么样？”
“还行。你呢？”
“混日子呗。老婆孩子热炕头。”
我们聊了几句近况，话题就断了。最后他说：“有空回武汉看看，武汉每天不一样，变化很大。”
“好。”
但这个“好”，说了好几年，一直没实现。
2020年春天，武汉封城的消息传来时，我正在深圳的家里准备晚饭。新闻里空荡荡的街道，紧闭的店铺，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那个我记忆里烟火气十足的城市，忽然变得陌生而遥远。
我盯着屏幕，心脏像被什么揪住了。
那段时间，我疯狂地搜寻一切关于武汉的消息。加入了好几个援助群，捐了款，还联系了在武汉的同学，问他们缺什么。
小Q在朋友圈发了一张照片：她穿着防护服，戴着护目镜，在社区做志愿者。配文是：“武汉伢，挺住！”
我给她发信息：“注意安全。”
她回得很快：“放心，么斯大风大浪没见过。”
那一刻，我忽然理解了武汉人骨子里的那种“不服周”（不服气）。这座经历过太多历史的城市，这里生活的人们，有种天生的韧性。
封城期间，那首《武汉伢》传遍全网。我第一次听时，正在加班。当那句“这是我的家，我们守护她”响起时，我猝不及防地泪流满面。
同事惊讶地看着我：“你怎么了？”
我摇头，说不出话。
那些深埋的记忆，被这首歌全部唤醒。不只是小Q，不只是万万，还有好多好多武汉人——
大一时的辅导员林老师，那个永远穿着得体、说话温柔的知性女性。有次我生病，她来宿舍看我，还带了粥。“一个人在外，要照顾好自己。”她说。那句话，让我想家想得偷偷哭了一场。
实习时的陈主任，那个教会我职场第一课的领导。她跟我说：“女孩子，要有自己的事业，但也要有自己的生活。”多年后的今天，我才真正明白这句话的分量。
那个在公交车上偶遇的大姐。大二冬天，我织围巾，针法总是错。在公交车上，我拿着织错的围巾无计可施，旁边的大姐实在看不过去了：“伢，你这样织不对。”说着，她一把“夺过”围巾和织针，三两下就给纠正过来了。我们聊了一路，下车时，她说：“下次如果再碰上，我教你织花纹！”
当然，还有万万。那个在江滩看着风筝说“像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男生；那个在雨天的公交车上为我挡开人群的男生；那个说我“永远十八岁”的男生。
他们或许已经不记得这些细碎的瞬间，但对我来说，正是这些瞬间，一点一点拼凑出了我对武汉的记忆和情感。
2025年春天，我终于又回了趟武汉。
高铁站崭新气派，地铁线路四通八达，和我记忆中的那个武汉已经大不相同。但走出地铁站，闻到空气中那股熟悉的味道：江水、灰尘、食物的香气，记忆中那个熟悉的武汉又回来了。
我去了母校。校门翻新了，但里面的老建筑还在。走在林荫道上，仿佛还能看见二十岁的自己，抱着书匆匆赶往教室。
我去了汉口江滩。放风筝的老人还在，只是蜈蚣风筝换成了更长的。跳广场舞的队伍壮大了，音乐从《最炫民族风》换成了《红红火火2025年》。
去了以前常去的那家热干面馆。老板已经是个中年人了，但动作依然麻利。我端着一碗面，坐在路边的小凳子上吃。芝麻酱的香味在口腔里弥漫开来，一瞬间，好像时光倒流。
小Q知道我回来，非要请我吃饭。我们约在一家湖北菜馆。她几乎没变，只是眼角有了细纹，说话语速更快了。
“哎呀，你一点都没老！”她拉着我的手。
我们聊了很多。聊大学时的糗事，聊这些年的经历，聊疫情时的武汉。
“那时候真的怕，”小Q喝了口茶，“但怕也要上啊。我是武汉人，我不守护她谁守护她？”
她说得轻描淡写，但我听得出背后的沉重。
临走时，她抱了抱我：“常回来，这里也是你的家。”
我鼻子一酸，用力点头。
回深圳的前一天，我鬼使神差地去了曾实习的单位。那栋三层小楼居然还在，只是外墙重新粉刷过，看起来新了些。
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没有进去。
手机响了，是工作微信。我一边回复，一边转身离开。走到街角回头再看一眼，阳光正好照在小楼上，二楼的窗户反射着光。
我想起实习的最后一天，和陈主任告别时，她说：“小张，你是个认真的孩子。记住，无论走到哪里，认真生活的人都不会太差。”
二十年了，这句话我一直记得。
去高铁站的路上，出租车司机是个健谈的大哥。听说我大学毕业后第一次回武汉，他滔滔不绝地介绍这些年的变化。
“疫情之后，武汉人更团结了。”他说，“以前总说武汉人脾气暴，说话冲。但你看，关键时刻，武汉人硬气得很！”
我笑着点头。
车站到了，我下车。司机大哥帮我拿下行李，忽然说：“欢迎常回来啊！”
“一定。”
进站，候车，检票。坐在高铁上，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景色，我想起二十年前那个坐绿皮火车离开的女孩。她忐忑，迷茫，对前路一无所知。
现在的我，依然会迷茫，依然会对未知感到不安。但不同的是，我心里多了一座城，和城里一群人的记忆。
他们教会我的，不只是如何在一个城市生活，更是如何理解人。理解每个人的局限与不易，理解每个行为背后的不得已，理解那些看似冷漠的表象下，可能藏着的不为人知的温暖。
都说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而我，却因为一群人而爱上了一座城。
他们或许早已忘记了我这个匆匆过客，但他们在那个特定的时间，以他们特有的方式，在一个异乡女孩的生命里留下了印记。这些印记，让我在后来的人生中，学会了宽容，学会了理解，学会了在坚硬的世界里保有一份柔软。
高铁启动了。武汉在窗外渐渐远去。
但我知道，她从未真正离开过我。她在我对待陌生人的善意里，在我面对困难时的韧性里，在我理解世界的方式里。
耳机里随机播放到了那首《武汉伢》，那句“这是我的家，我们守护她”再次响起。
这一次，我没有哭。
我在心里轻轻说：是的，武汉也是我的家。
